有關歷代帝王的喪禮，歷代文獻有極豐富的記載，從秦朝至清朝，皇帝及皇室成員的喪葬情況，越來越復雜和排場，禮典備載，汗牛充棟。限於篇幅，只選擇封建社會晚期的兩個王朝——明、清時期的帝王喪葬之禮，作壹典型進行說明和歸納，用以代表整個封建時期的帝王喪禮情況。 </P><P>明代皇帝喪禮，又稱為大喪禮。整個治喪過程，可分為遺詔、部議和儀註三大部分。
清朝的皇帝喪儀，基本上沿襲了明制，但又結合了滿族的壹些風俗習慣和古代典禮中的制度。
皇帝駕崩的當天，將鹵簿、大駕全部設齊。
大殮後，將大行皇帝的梓宮放在乾清官王、貝勒、貝子、公、公主、福晉等高級貴族人員各自回家進行齋戒，政府各部院大臣和官員要到本衙門宿舍中集體住宿齋戒，不許回家。至於散閑官員，則齊集於午門齋戒住宿。 齋戒期滿以後， 王以下文武官員不準作樂，禁止喪服嫁娶活動。在京的軍民百姓要在二十七天中摘冠纓、服素縞，壹個月內不準嫁娶，壹百天內不準作樂(即任何形式的文化娛樂活動；主要是指文藝表演)，四十九天內不準屠宰，二十七天不準搞祈禱和報祭。服未除前，文件票擬用藍筆，文件壹律用藍色油墨印刷。京城自大喪之日始，各寺、觀鳴鐘三萬次。 第二天，要在天安門前舉行頒遺詔儀式。
葬禮
遠古時代，殯葬極為簡易，陵無墳丘建制。隨著歲月的流逝，壹些先祖的葬地也就在人們的頭腦中泯滅了。進入封建社會以後，人們為了紀念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做出貢獻的許多英雄人物，則根據傳說附會建築許多紀念性的陵墓和陵廟，如河南推田的大吳(伏羲)陵、陜西黃陵的黃帝陵、湖南{需阝}縣的炎帝陵、山東曲阜的少昊陵、河北高陽的顓頊陵、山西臨汾的堯陵湖南寧遠的舜陵、浙江紹興的禹陵等等，帝王陵墓的出現，大約在戰國中期。但由於當時諸侯割據爭雄，人力物力分散，陵墓都較狹小，未見有陵園建築。秦始皇統壹六國以後，秦始皇陵在今陜西臨潼，原名“麗山”或“驪山”，前後修建了四十年，這種不惜耗費大量人力財力，為帝王修築宏偉陵墓，以體現封建皇權威嚴的做法，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沿襲。只有元代皇帝死後深埋，然後縱使萬馬奔騰，消滅地面上的壹切痕跡，使確切葬處成為永久的秘密，這是遵照蒙古習俗，當系例外。此外，唐代埋葬帝王多因山為陵，不另起大型墳堆，高大的封土堆原本是山的象征，在今天的中華大地上，還可考見或保存的帝王後妃陵墓尚多，比較著名的有秦始皇陵、漢高祖長陵、漢文帝霸陵、漢武帝茂陵、漢光武帝原陵、蜀先主劉備惠陵、北魏文明太後永固陵、文景帝修安陵、梁武帝修陵、陳宣帝顯寧陵、隋煬帝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則天乾陵、唐玄宗泰陵、楊貴妃墓、前蜀高祖永陵、南唐二陵、北宋八陵、南宋六陵、遼太祖祖陵、西夏王陵、金太祖陵、成吉思汗陵、明中都皇陵、明太祖孝陵、明成祖長陵、明神宗定陵明思宗思陵、清初三陵、清東陵、清西陵、乾隆容妃墓、光緒珍妃墓等。
覲見禮
1．諸侯朝覲儀。兩漢時，同姓諸侯王來朝，天子往往以家人之禮相待，甚至宴飲言談時都不太講究君臣禮數。以後晉武帝泰始年間始規定，諸侯王每三歲壹朝，朝禮皆執璧。
2．百官朝見儀。
其壹，臣下見君長之禮，為稽首，頓首五拜。意思是先拜手稽首，再四拜壹叩頭成禮。百官見東宮太子或親王時，行稽首四拜禮。
其二，在京的文武百官如遇告假或出使，都要來皇宮辭行。
其三，國家重臣，特別是那些方面大員來京朝見，鴻臚寺應優先立即帶其進見皇帝。
其四，文官四品以上以及翰林院學士、尚寶司、六科部給事中、武官公侯伯都督以及附馬、儀賓、錦衣衛指揮等官，患病超過三日者，都要身著公服到午門外行朝見禮。若大臣中有蒙皇上遣醫調治、並賜物慰問以及大臣考滿有賜者均在行禮後還得面謝皇帝。
其五，文武百官出入朝門時，各照品秩高低表示遜敬。凡壹品以下的官員遇著公、侯、駙馬等人，應加以敬禮，立要旁立，行則後從；凡三四品官見到壹品官的時候，應行遜禮，走和站立都必須在壹品官的身後；五品以下的官員仿此類推。除有宣召，壹律不許出現僭越失禮的現象。
其六，百官入朝門時，必須拱手端行，威儀整肅，不許私下與人客套寒暄與行禮，不準喧嘩、吐痰以及壹切不敬行為。入朝後，皇帝升座以後，任何人不得出聲、談笑、指指點點、東張西望。
其七，百官入朝行禮和退朝下班時，壹律按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的原則，不許徑直穿越禦道東西行走。如在奉天門或午門行朝禮，有正當理由必須東西橫向行走者，也務必要退到金水橋以南，才能通過。
其八，大臣入朝，不管是立還是坐，不許面朝南方。違者以僭逆論罪。
其九，臣下百官，任何人不淮在皇宮中道和五道上行走。
其十，所有正殿正門的中三道臺階，除皇帝壹人外，任何人不得行走踐踏。
其十壹，百官朝參時，遇有皇帝聖諭教訓時，必須專心致誌，拱聽分明。
其十二，與皇帝會面，有時也蒙賜坐。
其十三，被賜坐的官員們，如遇有另外的官員向皇帝奏事時，必須起立，等奏事完畢才能重新落座，不許倨坐失儀。
還有太子見皇帝，有皇帝見太上皇和太後，有皇後、妃嬪見皇帝，有宮中侍從婢樸見主子等各種見面禮儀不勝枚舉。
婚禮
《五禮通考》曾說，自後齊以來，不管天子庶民，婚禮“壹曰納采，二曰向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征，五曰請期，六曰親迎。”
這就是古代婚禮所分的六個階段，俗稱“六禮”。分述如次：
壹、納采：這是議婚的第壹階段，男方請媒提親後，女方同意議婚，男方備禮去女家求婚，禮物是雁，雁壹律要活的。為何用雁?雁為候鳥，取象征順乎陰陽之意，後來又發展了新意，說雁失配偶，終生不再成雙，取其忠貞。 </P><P>二、問名：是求婚後，托媒人請問女方出生年月日和姓名，準備合婚的儀式。?
三、納吉：是把問名後占蔔合婚的好消息再通知女方的儀禮。又叫“訂盟”。這是訂婚階段的主要儀禮。古俗，照例要用雁，作為婚事已定的信物。後發展到用戒指、首飾、彩綢、禮餅、禮香燭、甚至羊豬等，故又稱送定或定聘。
四、納征：是訂盟後，男家將聘禮送往女家，是成婚階段的儀禮。這項成婚禮又俗稱完聘或大聘、過大禮等。後來，這項儀式還采取了回禮的做法，將聘禮中食品的壹部或全部退還；或受聘後，將女家贈男方的衣帽鞋襪作為回禮。聘禮的多少及物品名稱多取吉祥如意的含意，數目取雙忌單。
五、請期：送完聘禮後，選擇結婚日期， 備禮到女家，征得同意時的儀式。古俗照例用雁，禮品壹般從簡，請期禮往往和過聘禮結合起來，隨過大禮同時決定婚期。
六、親迎：就是新婿親往女家迎聚的儀式。這項儀禮往往被看做婚禮的主要程序，而前五項則當成議婚、訂婚等過渡性禮儀。這些形式中有壹部分出於社交關系的需要，如女家的“添妝”，到男家時的“開揖”、“鬧洞房”等，都是確立社會關系的儀禮。純屬親迎部分的儀式，壹般用花轎，分雙頂或單頂，扶親婦上轎的“送親嫂”，陪新郎至女家接人的“迎親客”，都各有要求，起轎、回車馬、迎轎、下轎、祭拜天地、行合歡禮、入洞房……每壹過程又都有幾種到十幾種形式，大多表示祝吉驅邪。親迎的季節，壹般選在春天，州以農立，適逢農閑，豐收為是，正好婚配。 </P><P>婚嫁“六禮”過後，進入過渡期，新婦回娘家的“歸寧”，壹直到新婦進入育產期，第二代再行誕生禮。從此，婚禮只作為壹種家慶紀念日，按周年慶賀(滿壹個“花甲”舉行隆重慶賀儀式，叫辦重婚酒)，年年值慶，直至終年。在國外，結婚二十五年做銀婚禮。結婚五十年做金婚禮。這些都是婚禮的追憶儀式了 .
頒詔儀與上表儀
1)頒詔儀。頒布詔令，包括皇帝或太後等發布法令和文浩時的儀式。帝王詔令的種類很多，主要有傳位詔、即位詔、改元詔、加冠詔、出閣詔、賜確詔、禮儀詔、巡幸詔、南郊詔、北郊詔、封撣詔、謁廟詔、附廟詔、附葬詔、贈詔、痊復詔、籍田詔、貶責詔、廢黜詔、降黜詔、遺詔、上尊號詔、裏太子納妃詔、命皇太子監國語、皇長子降生詔、召皇太子臨朋聽政詔、出宮人詔、罪己詔、復辟詔、退位詔等等。各種詔令均有自己特定的內容，如傳位詔是皇位繼承性質的詔書，是指皇帝在生前將皇位傳給新君時所頒布的詔書；即位詔則是皇王即位時向天下臣民頒布的文書，又叫“即位冊文”。詔書的內容各不相同，此處不擬壹壹陳述，只是將頒布詔書的壹些***同的儀式作壹簡單介紹。 </P><P>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首次制定頒詔儀。在奉天殿設立禦座，在殿東設壹寶案，殿內有樂隊，準備演奏中和韻樂，大樂則在午門和承天門外。承天門上設宣讀案，面朝西南方向。清晨，校尉擎著雲蓋，站在殿內簾前，百官朝服在承天門外立班，公、侯則立於午門外，俱東西相向。皇帝身著皮棄服，升殿。其儀如朝儀。禮部官捧著詔書來到案前，加蓋國望，將詔書置於雲蓋中。校尉舉著雲蓋；由殿東門出去。門外大樂齊奏，舉詔的校尉由奉天門到金水橋南的午門外，公侯作前導，迎至承天門上。禮官鳴贊，唱排班，文武官各就位，樂聲再起，全體四拜，樂止。宣讀官和展讀官升案，稱“有制”，眾官聞聲齊刷刷跪下。禮部官捧詔書交給宣讀官，宣讀完畢後，將詔書交禮部官放在雲蓋中。司儀官贊道：“俯伏。”眾官俯伏行禮；叫“平身!”方起身復原位，四拜，樂止。文武百官又舞蹈，三呼萬歲，又四拜。儀禮司宣布：“禮畢！皇帝乃起駕離殿，禮部官把詔書捧著，交給使者，百官乃告退。 </P><P>明亮靖六年(1527年)對頒詔儀進行了若幹修改。由鴻爐官設寶案，錦衣衛設雲蓋盤於奉天殿裏的東側，另在承天門上設壹雲盤，在午門外設壹彩橋，宣讀案也設在承天門上。百官人丹探侍立，皇帝冕服升坐，翰林院官員捧詔書在禦座前東部立。百官入班，四拜，出至承天門外。頒詔儀式正式開始，翰林院官將詔書授予禮部官，禮部官將詔書捧置雲盤案上，雲蓋由校尉舉著，壹行人從殿東門出，至午門外將詔書放在彩轎內。公、侯、伯三品以上官為前導。迎詔至承天門上，宣讀贊拜，則與洪武年間的儀式壹樣了。宣讀完畢，禮部官捧詔書授錦衣衛官，放在雲匣中，用彩繩把雲匣綁在龍竿，從承天門上降下。門下的禮部官接過降下的詔書，放在龍亭內，敲鑼打鼓地護送到禮部，交給使者頒行。
上面介紹的是頒詔儀式，那迎接詔書有什麽儀式呢?洪武年間對這壹環節也有禮文規定。凡遣使開讀詔敕，接詔的部門要備好龍亭，儀仗、鼓樂，出墻郭迎接。送詔書的使者下馬，奉詔書放在龍亭中，向南而立，接詔部門的官員穿好朝服行五拜禮。然後，眾官員及樂隊為前導，使者上馬
隨龍亭後，壹起來到公廨衙門。眾官先進門，按文東武西的原則在大廳排立好，候龍亭進門。龍亭壹到，行四拜禮。使者進屋後，從龍亭中把詔書交給展讀宮，展讀宮跪著接過，走到開讀案前宣讀詔書。讀罷，將詔書棒
還朝使，仍故人龍亭中。眾官四拜，舞蹈山呼，又四拜而禮畢。該部門首 長走到龍亭前，跪問皇躬萬福，朝廷使者鞠躬答道：“聖躬萬福。”眾官退
散，換下朝服，穿官服出來會見和招待使者，見面時雙方行兩拜禮。
凡是朝廷使者送達詔書的途中，無論是官員、士兵，還是百姓，遇見後應立即在路旁俯伏，等送詔隊伍過後，方能起身。
以上是頒詔接詔儀式之大概。皇帝下達的命令，除詔書外，還有其他形式，如救符、丹符、制喻、手詔等，這些文件的傳達，多數不公開進行，所以也就沒有大張旗鼓的儀式了。
清代，詔書先用滿、蒙、漢三種文字寫成，後改為滿、漢兩種文字。在太和殿內設黃蓋、雲盤、詔案、黃案；在午門外備龍亭、香亭；在天安門上的樓雉口中預制壹個朵雲金風，東部築壹座宣詔臺。內閣學士捧詔加印國璽，鋪於黃案。皇帝入太和殿，王公大臣行禮畢，由大學士捧詔書交給殿槽下的禮部尚書，尚書跪接，陳設在丹陛的詔案上。行禮後，將詔書放入雲盤，蓋上黃蓋，禮部宮舉著雲盤從中路出太和門，百官從行到午門外，將雲盤放入龍亭。龍亭來到天安門外的橋南，取出雲盤放在高臺的黃案上，文武官按品級排隊向北站立，宣讀宮走上宣詔臺朝西立，眾官跪聽宣詔先宣讀滿文，後讀漢文，讀罷，眾官行三跪九叩禮。奉詔官用朵雲裝上詔書，系以彩繩，從天安門樓上的金風口中吊降下來，禮部官在城樓下接過朵雲詔書，仍放進龍亭。拱衛龍亭出大清門，去禮部。禮部尚書率屬下望闕(宮廷)列拜香案，行迎接詔書禮。禮部迎到詔書後，用黃字謄抄付印，頒行各省
。
2)上表儀。這裏所謂上表，不僅包括表，還有箋、奏章、疏、封事、題本、書、牒等文種。關於各種文體的寫法和體裁，屬於文章學或文體學的探討範圍，此處只就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子或太後進上言論時的壹些禮儀，作壹描述，至於上奏的不同文體格式，只是在涉及禮儀內容時附帶說明。我們鑒於明朝的禮儀具有上承唐宋，下啟滿清的特點，它的典章制度富有極顯著的漢民族封建王朝的典型意義，放下面仍以明朝上表儀式為例，加以概述。
宋朝的群臣上表儀，大致情況是：守宮設次於朝堂，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相對為首；設中書令位於群臣之北。禮部官舉表案入，引中書令出列，就南面而立。禮部郎中將表交給中書令，中書令奉表上奏皇帝。凡遇大朝儀時，宰相率文武群臣和諸軍將校、各國部落首領、道士和尚、民間耆老等到東上閣門去拜表，知表官將表跪交宰相，宰相再跪交給閣門使，閣門使交給通進司，通進司交給皇帝。宋代群臣上表時，必須有壹名要臣作為“表首”，即上表的領頭人，有的認為太子三師應為表首，有的則認為表首理當仆射充任，最後決定以仆射為表首，因為他是百僚師長，百官之本。
明朝上表，分多種形式，有進表箋儀，進玉牒儀，進書儀，上賀表儀，上謝恩表儀等等，十分詳細具體。首先談談進表箋儀。
明初定制，凡王府遇正旦、冬至、聖誕等三大節，先期作好陳設準備，準備就緒後，藩王冕服就位四拜，到香案前跪下，進表後，復位，四拜，三舞蹈，三呼萬歲，再四拜。其屬官也穿朝服，隨班行禮。如果是進皇後表，除不舞蹈、山呼蔔儀式相同；如進皇太子表，王穿皮弁服，行人拜禮。
各衙門，百官上表箋，只有規定，無儀式，洪武間定，進表前壹天，在衙門、公廨附近街道結彩，官員在本衙門內齋休宿歇。進表當日清晨，在庭中設壹龍亭，在露臺設儀仗和鼓樂，龍亭前放壹張表箋案，案前設壹香案，龍亭東為進表箋官之位。鼓初嚴，各官穿好朝服，次嚴，首長到香案前，蓋官印於表上，把表置於表案，然後退立幕次。鼓三嚴，各官入班，四拜，首長到香案前，贊官叫“跪”，眾官皆跪，壹執事官將表箋跪交首長，首長跪交給進表官，進表官跪接過來，放入龍亭中。首長回位，各官四拜，三舞蹈，三呼，四拜。鑼鼓前引，儀仗隊其次，鼓樂再後，百官跟著，百官之後是進 表官和龍亭。來到郊外，把龍亭面朝南，儀仗鼓樂如前面所述的排列，文武官侍立，首長從龍亭中取出表箋，交給進表官，進表官在馬上接過表，策 馬奔京師皇宮而去，眾官返回。
明朝規定了進表上表的數量、上達程序和日期等。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皇帝生日，京城以外五品以上衙門，只進表文壹道；正旦、冬至、上皇帝表文、中宮箋、東宮箋文各壹道。地方省壹級衙門，其表箋遣使
送交禮部。各州的表箋先交給府，各府再上交布政司，布政司最後再送禮 部，禮部將全國各地進的表箋，作壹分類目錄，向皇宮帝、後、太子們匯報， 並呈上所有的表箋。
說者謂教會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忽然發生內部的爭端，為著禮儀問題而各執壹辭，使教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可謂非教會的不幸。其實這問題的起源，在耶穌會初入中國時，即已開端。耶穌會士利瑪竇，為了便於推行教道的緣故，處處謀迎合中國固有風俗習慣，所以他最初便穿著和尚服裝，以為可以借此不受中國人歧視,及至以後知道和尚並不為社會所重視，乃改為儒者的裝束。在利瑪竇以為凡不妨礙基督教本根信仰的各種習慣，不妨予以遷就。所以他在God的稱謂上，與尊孔祭祖的問題上，都不十分固執。因為那時候，基督教初入中國，對於宗教上應用的名詞，壹時很難決定。God之名，起初便譯音而為陡斯(Deus)，因為找不到壹個新的適當名詞。從前回教、猶太教、景教......等對於這點都感困難。所以利瑪竇起初用『天主』二字。後他從中國古書中，看見天或上帝的名稱，是中國古聖賢用來指天地的主宰的，於是改變初誌，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後來又讀到朱熹對天的解釋，說天不過是壹種義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獨壹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上帝並用。這便引起了後來的爭論，即有壹派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而耶穌會士壹派以為三名不妨並用，因為中國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這問題辯論得非常利害。後來更正教中在翻譯聖經上也會經發生同樣的討論，有主張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現在有些聖經封面上還是註出『神』或『上帝』字樣，表明這書裏把GOd譯作『神』字的或譯作『上帝』,不過沒有像天主教當時那樣的嚴重罷了。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絕對不能參加？在這種禮節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傳教士雖認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憑良心的裁斷？因為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民眾習慣，壹旦欲完全把它排斥，勢必在傳教工作上將受莫大的阻力，壹般人將以督教為破壞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家觀念了。利瑪竇對於這個問題，曾經采取壹種折衷辦法，以為基督徒認這不過是壹種禮節，表示敬仰與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這原是壹種不得已的從權辦法。但當時已有耶穌會士加以反對，像龍華民等，曾經禁止祭祖拜孔，以為這與佛道講宗的拜偶像無異，大有背於天主教教義的。
第三，關於壹部分零碎問題，如：民問出會迎神等舉動，基督徒應不應輸錢與參加？或者壹個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適用基督教的儀式？或者牧師為婦人施行洗禮，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國習慣上所認為不甚合適的禮節?這壹些小問題，是與上述問題有連帶的關系，是附屬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為這次論爭中的中心問題的，還是第壹第二兩點。教會在十七世紀外來的壓迫，既然減少，而內部便起了爭論。結果，從兩派不同的意見，變為派別間的嫉妒，更影響到國際方面。不但在遠東的傳教士，都參與兩方面的陣線，即歐洲教會亦因此而有劇烈的辯論。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大部分是擁護利瑪竇的主張，而多明尼與方濟各會人，大都站在反對的地位。壹六三壹年時有多明尼會士到福建傳道，他看見耶穌會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為然。就連合方濟各派，把這個問題稟告到馬尼刺(Manila菲律賓首邑)總主教，總主教又把這稟告送到羅馬教皇遷爾朋第八，這是壹六三五年的事。壹方面由教皇派員調查，而壹方面耶穌會士向教皇辯訴，到壹六三八年，遂由總主教撤回其訴狀。
多明尼會士有名馬拉來斯(Morales)的，從壹六三三年來到中國，壹六三七年被迫離開中國。他對耶穌會開始就反對。到了歐洲以後，在壹六四三年，把這情形告訴宣教會，提出十七條問題對耶穌會攻擊。內中有幾條比較重要的，如：
傳教士在給婦女施洗時，是不是可以取消塗油禮？
是不是可以準許中國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債過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後，是否仍舊可以繼續這種職業？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錢給迎神賽會等迷信事情?國家舉行祭祀時，基督徒是否可以參加此種儀式？基督徒可否參加祀孔典禮或其他葬禮？基督徒是否可稱孔子為神？在禮拜堂可否置『萬歲』壹類的碑文或匾額？
經宣教會討論的結果，並呈請教皇依諾增爵第七的同意，於壹六四五年九月十二日發表壹道禁止的命令。在這命令中聲明此項禁止，在未有別項決議前，須暫時遵守。而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對於這決議，自然非常驚奇，決定向當局陳述他們這方面的意見。於是在壹六五壹年派了壹代表，就是衛匡國神甫(Martini)到羅馬去解釋。他們認為馬拉來斯對於他們的制度，不曾有正確的了解。迨壹六五四年衛氏到了羅馬，把耶穌會壹方面的陳述送交『異教徒裁判所』，經過相當的考慮，由教皇亞歷山大第七裁定，準許耶穌會照他們的意見去做，讓基督徒自己決定這範圍內的事，無論含有迷信的禮節與喪禮等事，只要不妨害他們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參加。這是壹六五六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與壹六四五年的命令沖突的，實際上都是壹種暫時性質，並沒有絕對肯定的話。多明尼會對於第壹次命令，本來已經不很滿意，馬拉來斯曾經提出了責問。這時候馬氏已去世，同會就有鮑郎高(Palanco)繼馬氏而起，向教廷詢問：是否取消壹六四五年的法令？等到壹六六九年教皇格來孟第九答覆他壹道公文，說兩個法令，在依照環境情形下都當遵守，這似乎是使耶穌會得了點勝利。
當第二次教難發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廣州，包括耶穌會、多明尼會、方濟各會人員,其問以耶穌會人數為最多，這是壹個很好的合作機會。他們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討論著教會各方面的問題，***同議決了四十二個問題，中間有壹條『當遵守壹六五六年法令』。當議決時，與議諸教士壹壹簽押遵守。而多明尼會有名那槐來脫(Navarrette)的不能同意，潛逃至澳門，又乘船回到歐洲。他在歐洲發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擊耶穌會，所以當時的耶穌會不但天主教中攻擊他，就是歐洲的更正教也攻擊他。不過在中國的情形卻兩樣，所有的方濟各會奧斯定會人大都附和著耶穌會，即站在反對地位的多明尼會中，也有替利瑪竇當時的境地而辯護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滿家樂(Maigrot)，他是大不滿意於耶穌會的制度，也有些耶穌會中的法國人，與滿氏表同情。那位滿主教曾經公布了壹條命令，禁止應用耶穌會制度，不許稱天主為天或上帝，也不準在禮拜堂裏懸掛寫『青天』字樣的匾額，以為壹六五六年教皇的法令，在良心上沒有遵守的責任，指斥衛匡國所呈訴的理由毫無根據,所以絕對不允許教友可以自由祀孔與祭祖。因為若不把這些異端從禮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們專心崇拜上帝，傳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牽合中國古書裏的教訓，應當註意到基督教所稱的God，乃是壹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他為了要實行這道命令的緣故，用斷然的手段開除了兩個耶穌會信徒，於是激起了耶穌會會眾的反響，發生了很大的沖突。他因此派了兩位教士，名叫管末南爾(Guemener)與雅爾馬(Charmot)到歐洲去把這問題請求教皇依諾增爵第十二重新審查。壹六九七年教皇把原案交付『異教徒裁判所』研究。這問題又變成了宗教界極有興趣的辯論，壹時出版許多辯論的書籍。有壹位更正教的哲學家名叫萊伯尼誌(Leibniz)，也替耶穌會著了壹篇辯護書。直到壹七○○O年巴黎大學神學系教授發表宣言，不贊成耶穌會的主張，並且批評耶穌會方面的書籍，才轉移了壹般人的目光。
這問題既在歐洲鬧得滿城風雨，教廷便組織壹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委員會中，沒有耶穌會多明尼會人參與其間，以期有公允的解決。而此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適有把『祭祖與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質』的問題去請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於壹七○○年十壹月三十日正式宣言，說中國的祭祖祀孔，不過是壹種崇敬的禮節，紀念其過去的善行，並沒有宗教性質。然在反對耶穌會的人，更得了壹種借口，說關於教會的事，不請求教廷解決，反而去請求教外皇帝決定，實在不當。這實足以挑起教皇對耶穌會的惡感。到壹七○四年『異教徒裁判所』印成壹件公文，得教皇格來孟第十壹(Clement XI)的批準，於十壹月二十日公布，其條文有：禁止以『天或上帝』稱天主。
禁止禮拜堂裏懸掛有『青天』字樣的匾額。禁止基督徒祀孔與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靈魂等字樣。教廷因欲推行這公文，第恐發生什麽不良的影響，就決定派壹個特別代表，來調停東方的爭端。因為當時在印度馬拉巴(Malaber)也有同樣的事件發生，所以這個代表，必須要靈敏強幹，不但要使教士和當地教徒滿意，並且希望中國能諒解到教皇的法令。負著這樣重大使令的人選，壹時很難獲得，最後乃決派多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帶著這道法令到中國 來。先到了印度，預備在那裏解決馬拉巴的爭執，結果，給匍萄牙主教與耶穌會人反對，沒有什發效能。乃在壹七○五年四月到了廣州，十二月四日到了北京。耶穌會裏的匍萄牙人，對於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懷疑，因為那些傳教士費了壹生的精力在中國做工，建造起許多房子，現在被壹個年青的並不懂得中國情形的人來轄制，當然不能表示十分的服從。康熙帝起初很以優禮相待，後來這位青年的代表，與皇帝的觀念站在反對的地位，對於康熙前此所發出的諭旨，不能略為遷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悅，乃下逐客令，命其速離京師。多羅不得已離開北京，到達南京。於是康熙帝便在壹七○六年十二月間發出壹道上諭，說明凡傳教士非領得朝廷準予傳教的印票，及許可服從中國的禮儀的，不準在中國傳教。
多羅主教聽到了這個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便在南京宣布的教皇的命令，並且加上自已的解釋，譴責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稱呼與那些牌位表示陰雲的。並且說凡違反這種禁令的，必須趕出教會；這顯然與康熙皇帝反對了，因此，有些法國教士，因為不服從康熙帝的命令，被驅逐出境。惟有多數的奧斯定和耶穌會人，接受皇帝的話，不過他們很希望將來去請求教皇，修改多羅的宣言。康熙帝因為多羅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門看管起來，壹面由耶穌會的提議選派兩教士到羅馬去申說，希望對於多羅在南京的宣言與壹七○四年的法令有所變更。多羅既監禁在澳門，澳門的主教對於他也發生了反抗，但是多羅仍舊行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