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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鋼鐵工業興起背景和發展艱難的原因

19世紀下半葉清政府發展近代軍事工業,制槍炮、造戰艦,大量輸入西方國家生產的鋼鐵。1867年進口鋼11萬擔(約8250噸),1885年達120萬擔(約9萬噸),1891年增加到173萬擔(約13萬噸),進口鋼逐漸占據了中國的市場,使傳統的冶鐵業難以維持生產。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官辦工業從軍事工業擴展到民用工業。由於鋼鐵消費量的增加,近代礦冶工業的興起就成為時代的需要。

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屬鐵廠首先采用新的鋼鐵加工技術:安裝吊車,鑄造大型汽缸;購置3噸汽錘,鍛造大車軸;建立拉鐵(軋鋼)廠,軋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鋼板和6~120毫米圓鋼、方鐵。1886年,貴州巡撫潘霨創辦青溪鐵廠,先用土爐,後從英國訂購熟鐵爐18座、1噸貝塞麥爐2座、軋板機1架、軋條機13架,1888年安裝完畢。終因清廷腐敗,缺乏資金、鐵礦石和煤,又不善於經營,無人精通技術,而於1893年停辦。這是興辦近代鋼鐵廠的壹次嘗試。1890年,上海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簡稱“江南制造總局”或“江南制造局”)建成中國第壹座3噸煉鋼平爐,後又建成了壹座15噸煉鋼平爐(圖1)。同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主持興建湖北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這是中國也是遠東第壹座近代鋼鐵聯合企業,它的建成標誌著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興起。 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後,除漢冶萍有較大發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陽泉和石景山等地的鋼鐵工廠也先後起步。

1915年“本溪湖煤鐵股份公司”開工生產,至1917年有300立方米高爐2座,後又增加小高爐(每爐日產鐵20噸左右)2座,冶煉優質生鐵。1916年中日在鞍山合辦”振興鐵礦無限公司”。1918年正式開辦“鞍山制鐵所”,有515立方米高爐2座,後又建煉焦爐4座和693立方米高爐1座。1917年山西陽泉建立保晉鐵廠,有日產20噸生鐵的小高爐1座。1918年上海和興化鐵廠(今上海第三鋼鐵廠前身),先後建立10噸和25噸小高爐***2座,10噸平爐2座和軋鋼機壹套。揚子機器公司在武漢諶家磯建立日產鐵約100噸的高爐1座。1919年龍煙鐵礦籌建石景山鐵廠,1920年壹號高爐開工建設。以上鋼鐵企業建立後,1920年全國鐵產量達43萬噸,鋼產量6.8萬噸。1923年東北兵工廠建電爐1座,這是中國早期的煉鋼電爐之壹。

1931年“九·壹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1937年“七七”事變後,又侵占了華北、華中、華東等廣大地區。他們對這些地區的礦產資源,大肆掠奪。1931年開始經營廟兒溝鐵礦,建200噸、180噸高爐各 1座,煉鐵能力達到年產13萬噸。1933年,日本在鞍山成立昭和制鋼所,1935年它新建的第壹煉鋼廠(有100噸平爐4座)出鋼,1937年又添建150噸平爐 2座,此外,昭和制鋼所的第二選礦廠、第壹軋鋼廠、大型軋鋼廠、小型軋鋼廠、薄板廠和4號高爐等也陸續投產,1937年產量為生鐵70萬噸、鋼50萬噸、鋼材28.5萬噸。在鞍山地區,除昭和制鋼所外,還有中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鑄管廠、鋼管廠、鋼絲廠、鍍鋅廠、耐火材料廠、機械廠、中板廠等,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控制的。1937年,北京、天津、唐山、陽泉等地也新建或改建了鋼鐵廠。

民國以後,面對漢冶萍“竭蹶復竭蹶,失敗復失敗”的經營局面,出現了壹批對漢冶萍失敗原因進行理性思考的文章,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見解。多數研究者將漢冶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內部經營管理不善和國內局勢動蕩。曾述啟在1914年的調查報告中將漢冶萍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地勢失敗(指鐵廠選址漢陽,距礦地太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用人失敗、經營失敗、組織失敗、際遇失敗”[35]。《漢冶萍公司紀略》認為漢冶萍公司無良好結果的原因在於“(壹)辦理不得其法;(二)弊端甚大,廠礦人員無不舞弊者,董事無論矣;(三)前期鐵價低廉,且受日本牽制,今漲價所加有限。”[36]吳景超則認為漢冶萍失敗的原因在於“計劃不周、用人不當、管理不善、環境不良”。[37]顯然,三者都將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公司主觀方面。對客觀原因的分析如“際遇失敗”、“環境不良”主要指“內亂時時發生”的國內社會秩序以及當時各級執政當局“補助是少有的,而誅求卻無厭”。所論有壹定根據也有壹定道理,但其偏頗之處也顯而易見。作為公司高層經營管理者的李維格對此問題見解獨到,他強調國家主權與行業標準對漢冶萍的負面影響。他認為任何國家的鋼鐵工業,都經歷了艱難起步到逐漸發展的過程,漢冶萍早期的經營失誤並不可怕,資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為懼,真正阻礙漢冶萍發展的原因是沒有國家的關稅保護和行業生產標準,“漢廠十數年來,坐此兩大原因,日在艱難困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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