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夏過去,北京的天氣,壹點點涼下來了。在變得溫存的風中,仿佛已經飄來濃郁的桂花香。而在街上,看到商家的廣告,鋪天蓋地已是中秋月餅的信息。壹年壹度,中秋節又要到了。
不言而喻,對中國人來說,中秋節仍是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壹個環節。可惜的是,每年到這壹天的時候,人們都無法停下手中的工作,還是得照常上班,這使得節日的慶典,只能凝聚到了傍晚歸來的那短暫壹刻。這不能不說是壹個很大的遺憾,使人們無法在這壹天,靜下心來完整地陪伴家人,壹起感受家庭的溫馨與朋友的親切。
為什麽不能改變壹下,讓中秋節真正成為團圓之日呢?好幾年前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倡議,將中秋節、端午節和清明節等中國三大傳統節日,列為國家法定節日。這種呼聲,最近幾年來壹直沒有間斷,並且在形式上,已不再局限於網絡上的討論,而是變為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的議案提案,上了國家政治的講壇。
節日似乎還是傳統點好。就連教師節,近年以來也有人對它動起了腦筋,感覺它實際上有可能、也應該與中國自己的傳統對接起來。
在剛剛過去的9月10日教師節期間,不少學者就又如去年這個時候壹樣,呼籲將孔子誕生的9月28日定為教師節。
將中國傳統三大節日上升為國家法定節日,以及將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孔子的誕生日定為教師節的訴求,顯然不能簡單地看做僅僅是傳統情結在當代中國人心靈世界的反映。為何早不來遲不來,偏偏是在21世紀初的這個時候,有人提倡讀古經,有學校開始教孩子習古禮,有些地方還為某些歷史名人的出生地而爭吵不休?而且這些現象,不是兩三個別,而是蔚然成風。
重新尊重起傳統,所表露的事實,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說,是壹個國家在經濟增長之後,文化本土化意識必然被煥發。軟的文化是對硬的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的補充和反饋。傳統的復歸,不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而是壹種客觀而自然的社會歷史進程。
因此,壹味反對中國的“傳統化”沒有意義。文化傳統是壹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生命形態的集體選擇,不是想改變就可以改變的。“傳統中國”的重現和再造,有著強大的社會心理慣性,是中國民眾主體意識覺醒的結果,不會因為有人反對,它就會退居壹旁。同樣,如果時機未到,不會因為有人贊同和提倡,“傳統”就會應聲而來。
那麽,“傳統”是不是就意味著只是孔子、孟子,只是叩頭作揖,只是慎終追遠呢?在壹些激進的傳統主義者心目中,傳統好像就是這些東西,只有“中國”的,才是“傳統”的。而這樣的“中國”,當然不能是“現代中國”,只能是1840年之前的那個“傳統中國”了。
1840年到今天,那許許多多不同於1840年之前的“非中國”的東西,諸如科學信仰、民主精神和市場邏輯,就不是“中國”的而且非“傳統”了?學者甘陽對此給出的是否定的回答。1840年到現在的眾多思想和實踐,實際上同樣構成了“中國傳統”的部分,是對“中國傳統”的豐富和發展,同樣植入了“中國文化”的肌體中。
不尊重這壹段歷史及其選擇,同樣談不上對“中國”和“傳統”的尊重。
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故之應有兩種最低文化認同:壹是對中國自身上千年來歷史與文化的最低認同,二是對近百年來所接受的外來文化的最低認同。沒有純粹“外國”的東西,也沒有純粹“中國”的東西。在確立這兩種最低認同的基礎上,自由地進行文化選擇和創造,才是中國文明復興的自然之途。
提倡某種東西未必壹定要以排斥某種東西為前提。
對“中國”之外的東西建起隔離墻,反映的是心靈的封閉和文化不自信。壹種強大而有自信的文明敢於在樹立自身主體性的基礎上,又坦然接納和消化他者。在這方面,近代以來的壹些中國賢哲,做出了好的榜樣。傳統主義者梁漱溟先生,在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時,他所說出的儒很好、佛很好、基督教很好、伊斯蘭教也很好的評語,就曾令來訪者驚訝萬分,讓他感覺到了中國文化的博大。
如同政治需要制衡壹樣,文化也是在不同價值的相互制衡中豐富和發展的。
基本來說,如同英國文化論者阿諾德所說的那樣,壹種健康的文明,要實現世俗理性精神與宗教信仰精神,即希臘精神和希伯來精神之間的平衡。當前復興中國文明傳統,可以理解為恢復中國傳統的信仰精神。但從中國自身傳統來論,類似於西方的科學與理性精神,還非常薄弱。因此,今天中國壹邊要大力復興中國固有傳統,另外壹邊,又要防止“傳統”過度,形成傳統的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