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凡爾賽和約》，壹份為期20年的休戰書
1918年11月11日，血腥殘酷的第壹次世界大戰終於落下了帷幕。德國作為戰敗國將喪失13%的領土，賠償32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外加每年5億美元的利息；出口產品被征收26%的額外費用，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陸軍只能保留10萬人，海軍主力戰艦不得超過6艘，不得擁有潛艇、飛機、坦克或重炮等攻擊性武器。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曾宣稱“搜遍德國人的口袋也要把錢找出來”，但私下裏，他承認：“我們所起草的文件（和約）將為20年後的戰爭埋下伏筆。當妳們把這樣的條件強加在德國人民的身上，這只能導致德國人要麽不遵守條約，要麽發動戰爭。”英國外相柯曾（Lord Curzon）持相同的看法，他說：“這不會帶來和平，這只是壹份為期20年的休戰書。”
美國總統威爾遜看到這份協議後，也皺著眉說：“如果我是德國人，我想我絕不會簽署這份協議。”
問題不在於政治家們是否都意識到了問題的本質，問題在於他們背後的“師爺們”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陪同威爾遜來到巴黎的銀行家有：首席金融顧問保羅·沃伯格、摩根和他的律師弗蘭克、摩根公司的高級合夥人托馬斯·萊蒙、戰時工業委員會主席巴魯、杜勒斯兄弟（壹個是後來的CIA的頭頭，壹個是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英國首相的身後是菲利普·沙遜爵士（Sir Philip Sassoon），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嫡系子孫。法國總理克萊蒙梭的高參是喬治斯·曼德爾（Georges Mandel），他的真名是傑洛波·羅斯柴爾德（Jeroboam Rothschild）。德國的代表團首席代表就是保羅的大哥麥克斯·沃伯格。當國際銀行家們齊集巴黎的時候，後來的“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男爵作為東道主提供了熱情的接待，他將美國代表團的頭面人物安排在自己在巴黎的豪華莊園裏。
巴黎和會其實是壹場國際銀行家們的狂歡節，在大發戰爭橫財之後，他們隨手播下了下壹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壹般認為雖然壹戰西線戰事絕大部分發生在法國，法國因此遭受了重大損失，但克萊蒙梭的政策仍過分激進，對德國過分苛刻。而且條約是勝利者強加於失敗者的和平，是對德國的壹種羞辱。時至今日史學界對此仍有不同觀點。
凱恩斯在其著作《和平的經濟後果》中說，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意即將戰勝了德國的法國比作與在布匿戰爭中戰勝了迦太基並將其徹底摧毀的羅馬帝國。後來法國經濟學家埃蒂涅·曼托索在給凱恩斯的公開信中發表了他的不同觀點，並指出凱恩斯的戰後預言並未成真，如凱恩斯預言歐洲鋼鐵產量會下降，實際上１９２９年的產量較１９１３年增加了１０％，凱恩斯預言德國鋼鐵產量會下降，實際上１９２７年德國的鋼和鐵產量較１９１３年分別增加了３０％和３８％，且１９１３年的數據包括了戰後德國割讓的領土。又如凱恩斯預言戰後德國國內儲蓄不會超過２０億馬克而實際上１９２５年的數字是６４億，１９２７年７６億。凱恩斯預言德國在條約生效３０年內無法支付高於２０億馬克的賠款，曼托索稱在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９年間德國在重整軍備上花費了７倍於此數的金錢。
近來又有壹種觀點稱德國在條約中獲益匪淺，如史學家格哈德·溫伯格在其著作《手邊的戰爭》中提到，由俾斯麥壹手建立的德國政治體系不但未被摧毀反而得以保存，而且德國避免了戰後被戰勝國大規模軍管（特別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形勢對比）。
現在回顧壹下，在１９１９年時德國其實取得了較五年前戰爭爆發時更有利的戰略態勢，尤其是德國的東方，原來在經濟和軍事上都不斷膨脹且親法的俄羅斯帝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外交上孤立，內部紛爭不斷且卷入內戰的蘇維埃俄國。在南方，德國的前盟友奧匈帝國分裂為數個弱小的***和國，對德國的再次崛起已經無法構成威脅了。
英國軍事史學家科熱裏·巴尼特聲稱，與德國所期待的壹旦贏得戰爭後他們強加於協約國的和平條約相比，凡爾賽條約實際上是相當仁慈的。對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俄國失去了１／３的人口，壹半的工業，９０％的煤產地以及５０億馬克的戰爭賠償。巴尼特同樣認為德國在簽訂條約後的戰略態勢較１９１４年更好，以前在德國東方可以起到平衡德國作用的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消失，而且德國和新生的俄國之間有波蘭作為緩沖。在西方只有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人口都不如德國的法國和比利時。巴尼特還認為英法兩國應通過壹種徹底摧毀俾斯麥壹手創立的統壹的德國並使其重新分裂為多個較弱小的政治實體的方式實現歐洲大陸的永久和平，只有這樣做才能徹底解決德國給歐洲帶來的麻煩，但英國並未達成自己參戰的目的。
如果不以現代的戰略或經濟角度思考問題，凡爾賽條約在德國人心中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隨後在納粹黨的培育下生根發芽，這也是希特勒壹上臺就開始明目張膽的踐踏條約並贏得國內的壹片喝彩的原因。史學家丹·洛林說，凡爾賽條約的連鎖反應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章：軍國主義的復興
“任何和平條約，任何敵人不能從我們身上奪走的東西是：堅強的信念。當命運再次召喚德國人民武裝起來的時候－這壹天終將到來－它將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緊緊握住忠誠的武器。只要有鋼鐵般的意誌，使用什麽武器都無所謂。”漢斯、馮、西克特少將寫下上述鏗鏘之語後不到壹年，便接受了壹項棘手的任務，鑄造那些“鋼鐵般的雙手和意誌。”1920年6月，卡普政變發生3個月後，他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統率10萬新陸軍，盡管“國防軍”這個字在德文中不僅包括陸軍，還包括海軍，但是海軍有自己的領導。
54歲的西克特是現代普魯士將軍的典範。他身材瘦削筆挺，左眼夾壹只單片眼鏡，無論是個人背景還是外貌都體現了經典的德國軍事傳統。西克特平時沈默不語，難以琢磨，偶爾開口，則出言簡潔，語調諷刺，因而有“斯芬克司”之稱。西克特就任後便著手“減輕凡爾賽條約的流毒”。他不但要克服條約規定的種種限制，還要安撫因政府批準條約激起的分裂思想和憤怒情緒。同時，還需要把殘留在國防軍內的“自由團”余部訓練成正規軍。西克特堅持主張國防軍必須超然政治之外。他禁止軍人加入政黨，禁止政治意向鮮明的報紙在軍營發行，甚至終止憲法賦予現役軍人在議會中的投票權。西克特從上任伊始就想方設法規避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他讓軍隊辦公室行使總參謀部的職能，給它的各種機構冠以虛名，巧妙的保留了總參謀部。比如，參謀部情報局在統計局和福利辦公室的名義下開展工作（狐貍插話：這點和民國時期的中統何其相識）。和約要求取消軍事院校，西克特便在軍隊中開設壹項“特別訓練課程”起到軍事院校的作用。
此外，西克特默許建立壹支大大超過凡爾賽和約數量限制的國家警察武裝，作為陸軍的後備軍。久經沙場的軍官穿上警服，給數以千計的入伍者施加軍事訓練。他們許多人象步兵壹樣裝備步槍、機關槍，甚至裝甲車。二戰中，德國警察中受過特殊訓練的壹些人將陸軍師和集團軍。
西克特認為，規模小素質高的陸軍應該采取機動戰略。他在1921年寫道：“據我看，未來的戰爭在於調動人數少但素質甚高的機動部隊，若配以飛機，則作戰效果更高。”他對速度和機動性的重視是德國閃電戰的萌芽。在強調機動性的同時，西克特把國防軍建設成為日後大規模擴軍備戰的骨幹力量。他創造性的提出：“領導者的隊伍”，意在表明每個成員都有壹聲令下即可擔任更高職位，肩負更大職責的能力。因此，在戰時動員中，少校和上校可以升為將軍，得力的軍士可以升中尉。和約沒有限制軍士數量，多達4萬的軍士和下士——將近每兩名士兵中有壹個——準備加入軍官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