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仁
先秦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現實地全身心地關註人的生活實踐和品格塑造，不談鬼神也不談“彼岸”。他借“仁”樹立人之為人的崇高理想。當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這種“仁”，也即對人類深廣之愛的人道主義的理想境界，確實是仰之彌高，連堯舜這樣孔子稱贊不已的古代聖賢都不能完全進達。對於中國人來說，“仁”的神聖高度，絕不亞於人格化的“上帝”。所不同的是，人格化的“上帝”在“彼岸”，而“仁”卻在現實世界的峰巔。孔子又確立了壹些與現實密切聯系、有確切內涵、人們可以作為目標為之奮鬥以“近仁”的仁德，如“愛人”、“泛愛眾”、“孝弟”、“忠恕”，以及為政者的“先教後誅”。使人們感到“仁”之道德巔峰仍是植根於大地，而不是虛無不可捉摸的，故而有了近仁的勇氣和信心。
孟子為孔子哲學中的“仁”的理念提供了人性本善的形而上學根據。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告子上）”“惻隱之心，即不忍之情。這種動人的柔情是無所為而為，不是本能，似乎無關生命而在生命之外。它是由有所為而為的路子上解脫出來而成功地無所謂為而為 ，它未嘗含有壹個意思， 它表露出對他人的情不是預備作什麽的。”（梁漱溟語）這有似於希臘倫理思想以及佛教華嚴宗對“善”的精神的詮釋。
(二)禮
禮是仁這種內在品質修養要求的外化。孔子的“禮”的概念傳承於周禮，周禮中的“禮”提出的是壹種保持社會各種人“明份”從而使社會有序的思想。“禮”即是壹種外在他律性的規範和典章制度，人們對禮的遵守主要是作為外在的典章制度去執行。而孔子的“禮”則是積澱在“仁”中的“禮”，已經揚棄了它的他履行性。“克己復禮為仁。壹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為仁有己，而由人乎？”由此看來，“人而不仁”，則“禮”對於他完全是外在的異己的東西，是不情願的束縛；“人而成仁”，則禮就成為他內在的本能壹樣的自覺德性或精神。“內仁外禮”就此統壹起來，有了“仁”這種人文精神貫通的“禮”不再是拘泥僵化的典章制度。他已摒除了“不仁”的“麻木”，周流著“仁”帶萊的靈動的活血。這是孔子對於以“仁”為內心導向的外向行為的最高評價標準。
(三)人治
以儒家對人和生活的關懷，必然對人所依存的群體社會寄以關切。君民同樂的太平治世，壹直是先秦儒家篤信渴求的烏托邦。以其性善的理論基礎，註重予人進行利導的禮治而不是對人實施純粹強制的法治成為壹種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會組織化方式，可歸納為“內仁外禮”，即以內化的“仁”的道德修養和外化的“禮”的規範典章來協調人們的行為，以達成社會的和諧狀態。
管理學中將社會組織過程中，人們行為得到規範的原因來自於外部，即由他人控制而達行為規範的情況，稱為“他組織”；而把人們因具有***同理想信念、倫理道德、價值觀等導致的心理默契，自覺規範個人行為的情況，稱為“自組織”。借助這兩個概念及“和諧化辯證法”思想，可以得到“內仁外禮”的“自組織—他組織”諧協特征。
首先，孔子將仁解釋為“愛人”，他既是個人道德修養的標準，又是現實管理中用作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為政治國的最高原則。於是“內仁”在強調發揮個人主觀精神和道德修養的同時，“仁德”便成為人們內心體驗和外在實踐的道德規範，制約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具體行為。人生論的道德修養與為政治國的手段相結合，個人道德修養變成社會組織的手段，促使“內仁外禮”具有了“自組織”的功能。
其次，周公旦制周禮後，“禮”已成為整個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等各方面行為規則之總和。正因禮具有鞏固國家政權，維護君主統治和治理國家的政治功能，使其構成法律的壹部分，獲得強制性權力和得到國家政權的支持。“禮”實質上是先秦儒家的“法”，作為客觀、外在的制度，產生了規範人們行為的力量，並使“內仁外禮”獲得了“他組織”的功能。
仁是主觀道德修養，禮是客觀制度規範；仁是內心自覺，禮是外在控制。他們互為因果、相伴相生，借助內外對耦結構產生了“內仁外禮”的整合關系，具有了“自組織—他組織”的諧協特征。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前文所講的“禮”的自律性，是孔子建構的完美的“仁禮統壹”，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狀態，不能看作是孔子對“禮”的他律性之絕對否定。而“禮”的他律性正是通向“禮”的自律性這壹境界的必經之途。關鍵在於“禮”必須是納仁作其圭臬的禮。
人治即是仁治，即是禮治。
自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被定為壹尊,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在宋朝，程、朱理學把儒家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儒家思想的創立人——孔子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 孟子，荀子
漢武帝以後儒家代表人物
董仲舒，朱熹，王陽明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孔子管理思想的經典名言。孔子不但主張“德治化管理”，強調通過道德的教化來提高人們的道德自律性，使之能自覺遵守社會規範，達到管理的有序化；同時，還主張必須要用“禮”的規範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使用壹定程度的強制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的目標。
由於古代的“禮”具有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為規範、禮節禮儀的內容，它在古代有著重要的管理功能，如《周禮》中的大宰、小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等官職本身就是按“禮”的規定來設置的，這些官職又按“禮”的規定來管理國家的政務，因此它本身就是管理。荀子更是重視“禮”的管理作用，他提出“隆禮重法”的管理原則，他指出：“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荀子·議兵》）還說：“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王霸》）同時，荀子還強調用“法”來加強約束性管理，他說：“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荀子·性惡》）現代經營管理，作為壹種理論、壹種技術、壹種方法，它是可以學習，可以交流，可以吸取的。但是，經營管理作為壹種文化、壹種精神、壹種風格，卻只能深深打上各民族的文化烙印。對此，日本的企業家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日本是屬於“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對於儒家治國之道的應用，是由來已久的。明治維新以後，為適應日本工業化的需要，被稱為“日本近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壹倡導了“經濟道德合壹說”。這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不容忽視的因素。日本現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業家只要稍有水準的，無不熟讀《論語》，孔子的教誨給他們的激勵影響至巨，實例多得不勝枚舉。”據初步統計，以人為本是儒家管理學最顯著的、最基本的特征。現代的人本管理思想，最早是在西方的人際關系學派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它與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管理的人本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東方，儒學在兩千多年前就把對國家的管理從神本中解放出來，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國家管理理論。儒學在它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傳播到中國周邊的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形成了儒學文化圈。儒學傳到日本以後，結合日本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特質，發展了儒學，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J型管理理論，這個理論也有著鮮明的人本特征。以人為本的管理是當代管理發展的主要傾向，認真研究東方的儒家的人本管理，吸收其有價值的東西，建設具有東方特色的中國式人本管理，具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當今世界上的各種管理學說，幾乎都強調以人為本。人本主義的哲學是我國先哲孔子最先發現，他是我國歷史上首倡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從殷商以來的天命神學中解放了“人”，從而發現了“人”，創立了人本主義的仁學。這比西歐在文藝復興時才發現“人”要早壹千多年，這不能不說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儒家思想中的“為臣之道”
中國古代的儒家在仕途進退的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臣之間的關系，則是君權至上，君主具有絕對的權威，神聖不可侵犯，為臣者必須絕對忠於君主，所謂食君之祿，為君分憂。孟子認為君臣關系，應當是相互的尊重，相互對應的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他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君臣之間應該是壹種平等的關系。當君主的要仁慈守禮，為人之臣的，應誠信守職。事實上，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中，過分強調臣子對君主的忠，而不管君對臣子的義務和責任，君臣關系就是壹種主子與奴仆的關系。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對他的臣民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當臣子的稍不如意，輕則削職罷官，重則性命難保，甚至落個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的悲慘下場。天子喜怒無常，大發淫威，臣子就深受禍殃。無論君王是否正確，做臣子的唯有順從。因此，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這壹儒家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控制君權，防止其無限膨脹的作用。
這樣以來，如果是遇到有道明君的話，政治清明，大道通行於天下，這時君子應積極投身社會政治事務，建功立業，報效國家。有誌之士者就應該積極進身仕途，施展才華，報效國家，這才是大丈夫之所為。在其位，就要謀其政，恪盡職守。人們心目中的理想的君主，應該是聖明仁慈，愛民如子，體恤民情，尊崇賢才。只有君聖臣賢，上下齊心，方能出現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喜人局面。為臣者要奉公守法，清正廉明，廉能生明。食了皇家五鬥米，要解百姓千家愁，上為朝廷分憂，下為黎民百姓解難。要帶頭遵守朝廷的法度，正人先正己。手中有了權後，切不可忘乎所以，利令智昏，做出壹些危害百姓的事來。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盡職盡責，克己奉公。做官的本來意義不是在於養家糊口，但有時也的確是因為要養家糊口才出來做官的。由於職務不同，所得到的俸祿薪水有高有低，盡管有時因薪水低難以養家，過著較清苦的日子，不以私愛害公義，不可貪贓枉法，更不能盤剝百姓。身為民之父母官，要為民分憂。手中有權，就要多行方便。為官壹任，造福壹方。多興辦公益事業，造福百姓，解決百姓的實際困難。當官要秉公執法，處事公道，堅持正義原則，公正無私，為民作主。做臣子的應該安守本分，不要做出超越自己職權範圍的事情，若是沒有能力就應該讓賢。
如果遇到的是壹位無道昏君的話，吏治腐敗，仕途閉塞。做臣子的要不怕冒顏犯上，據理力爭，甚至是以死相諫，力挽狂瀾，救民於水火，這才是為臣之本分，才是大忠。壹味投其所好，陽奉陰違，阿諛奉承，欺下瞞上，雖是討得主子的歡心，貌似忠心，實為大奸。不過，對這樣的昏君，壹定要講究策略和方法。古人說，伴君如伴虎，整日如履深淵，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可能會招來禍患。說話行事要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忠心事主，不失臣道。有人說這不過是壹種愚忠，為這樣的昏君以身殉道，能說值得嗎？這叫不知變通。忠臣不事二君，臣子不得有叛離之心，要從壹而終，否則，被視為大逆不道。當臣子的，哪個不希望遇到個有道明君，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若是君主昏庸到無法救藥的地步的話，當臣子的往往會為求自保，對君主的過失是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得過且過，屍位素餐。還有人則采取另壹個方法，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辭去官職，告老還鄉。歸隱山林，田園播種風雅頌。雖然歸隱實為不得已而為之，總比提心吊膽過日子強得多，算是壹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退隱後，失去朝廷的俸祿，經濟狀況發生改變。此時妳要潔身自好，獨善其身。切不可因為處境窘迫而磨滅了意誌，有誌之士無論身處何地，都要以天下為己任，誌在四方。蓄勢以待，等時機壹成熟，東山再起。大丈夫能屈能伸，應付自如。不為居廟堂之高而喜，也不因為處江湖之遠而憂。春秋時越國打敗吳國後，範蠡歸隱五湖而避禍，文種卻遭殺身之禍。西漢初年，張良激流勇退得以全身，韓信貪圖富貴卻死於非命。道理很簡單，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享太平。淡薄名利，視富貴如糞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求功名於當世，但留清名在人間。歷史上有多少功臣，因居功自傲，爭名奪利，沒有激流勇退，結果自取其咎，最終沒有得到好下場，這不能不引人深思。
儒家思想與中國茶道精神
中國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諸家精華而成，但儒家思想是它的主體。表面看，中國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與價值取向不盡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燈孤寂，要在明心見性；道家茗飲尋求空靈虛靜，避世超塵；儒家以茶勵誌，溝通人際關系，積極入世。無論意境和價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嗎？其實不然。這種表面的區別確實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壹個很大的***同點，即：和諧、平靜，實際上是以儒家的中庸為提攜。
中國茶文化中，處處貫徹著和諧精神，無論煮茶法、點茶法、泡茶法，都講究"精華均分"。好的東西，***同創造，也***同享受。從自然觀念講，飲茶環境要協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藝手段既要與自然環境協調，也要與人事、茶人個性相符。青燈古剎中，體會茶的苦寂；琴臺書房裏體會茶的雅韻；花間月下宜用點花茶之法；民間俗飲要有歡樂與親情。從社會觀說，整個社會要多壹些理解，多壹些友誼。中國人講"人之初，性本善"，中國茶道或許會更多喚起人類善的本性。
老莊及道家思想對茶文化的影響
中國茶文化吸收了儒、道、佛各家的思想精華，中國各重要思想流派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儒家從茶道中發現了興觀群怨、休齊治平的大法則，用以表現自己的政治觀、社會觀；佛家體味茶的苦寂，以茶助禪、明心見性。而道家則把空靈自然的觀點貫徹其中。甚至，墨子思想也被吸收進來，墨子崇尚真，中國茶文化把思想精神與物質結合，歷代茶人對茶的性能、制作都研究十分具體，或許，這正式墨家求真觀念的體現。
有人說，儒家在中國茶文化中主要發揮政治功能，提供的是"茶禮"；道家發揮的主要是藝術境界，宜稱"茶藝"；而只有佛教茶文化才從茶中"了解苦難，得悟正道"，才可稱"茶道"。其實，各家都有自己的術、藝、道。儒家說："大道既行，天下為公"，茶人說："茶中精華，友人均分"。道家說："道，可道，非常道"。兩個不過壹個說表現，壹說內在，表裏互補，都是既有道，也有藝、有術。
古代道家思想與莊子在哲學觀方面頗為接近，所以，人們常將老、莊並提。從自然和宇宙觀方面，中國茶文化接受老莊思想甚深，強調天人合壹，精神與物質的統壹，這又為茶人們創造飲茶的美學意境提供了源泉活水。茶聖陸羽首先從研究茶的自然原理入手，不僅研究茶的物質功能，還研究其精神功能。所謂精神功能，還不只是因為茶能醒腦提神，制茶、烹茶、品茶本身就被看作壹種藝術活動。既是藝術，便有美感，有意境，甚至還有哲理。 在中國，儒道經常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儒家主張"壹張壹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條件允許便積極奮鬥，遇到阻力，便拐個彎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無為"，恰恰反映了中國文化的柔韌壹面，可以說對儒家思想是個補充。中國茶文化反映了儒道兩家相輔相成的關系。老莊思想總起來說是著眼於更大的宇宙空間，所謂"無為"，正是為了"有為"；柔順，同樣可以進取。水至柔，方能懷山襄堤；壺至空，才能含華納水。
佛理與茶理
談到中國的茶文化，人們經常註意到與佛教有重大關系。日本還經常談到"茶禪壹味"，中國也有這種說法。唐代茶文化所以得到迅猛發展與禪宗有很大關系，這是因為禪宗主張圓通，能與其他中國傳統文化相協調，從而在茶文化發展中相配合。
禪，梵語作"禪那"，意為坐禪，靜慮。禪宗主張以坐禪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就是說，心裏清靜，無有煩惱，此心即佛。這種辦法與儒家註重內心修養很接近，有利於凈化自己的思想。禪宗其次主張逢苦不憂，得樂不喜，無求即樂。這也與道家清靜無為得思想接近。
禪是中國化的佛教，主張"頓悟"，妳把事情都看淡些就"大覺大悟"。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壹種"悟"，所以說飲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與茶便連結起來。道家從飲茶中找壹種空靈虛無的意境，儒士們失意，也想以茶培養自己超脫壹點的品質，三家在求"靜"、求豁達、明朗、理智這方面在茶中壹致了。但道人們過於疏散，儒士們終究難擺脫世態炎涼，倒是禪僧們在追求靜悟方面執著得多，所以中國"茶道"二字首先由禪僧提出。
熟悉中國茶文化發展史的人都知道，第壹個從中國學習飲茶，把茶種帶到日本的是日本學僧最澄。第壹位把中國禪宗茶道帶到日本的又是僧人，即榮西和尚。所以日本茶道以及"茶禪壹味"說法也源自中國。在向海外傳播中國茶文化方面，佛家作出了重要貢獻。從這壹點說，佛家茶文化是起了帶頭作用的。
雖然多了壹些,但是都是很仔細去找的,希望對妳有幫助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