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世界歷史潮流
五四運動是在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較以前大為加強、人民對世界的關註也更為密切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如果將五四時期與世界同壹時期或其前後的歷史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它幾乎與第壹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建立相始終。
第壹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或者對五四運動意味著什麽呢？首先，思想上的震撼作用。用當時並不激進的文人杜亞泉的話來說是：“吾人對此時局，自不能不有壹種之覺悟，即世界人類經此大決鬥與大犧牲以後，於物質精神兩方面，必有壹種之大改革。凡立國於地球之上者，決不能不受此大改革之影響。”（田建業等選編：《杜亞泉文集》）正是因為這樣，五四時期就第壹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對世界文明和中國文明發展影響問題的討論甚多，這些對青年學生思想上的影響極大。這壹相關性值得重視。
其次，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在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對五四運動影響很大。五四運動之前，在中國流行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少數人也關註過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關註較少。社會主義思想是五四運動最為重要的思想養料之壹。陳獨秀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壹文中，將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項作為“近代文明之特征”，且稱其“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五四青年對社會主義思想趨之若鶩。如自由、勞動、互助、蔑視權威等理念，大多在此思想流行之下，敷陳開來。其影響所及，持久而深遠。
再次，國際體系的轉換和民族自決的理念對五四運動的影響。第壹次世界大戰是舊世界體系內在矛盾發展的結果，中國作為舊世界體系中的壹部分，利害興衰，乃至於存亡，與之密切相關；與此同時，要求改變舊體系的威爾遜主義已經提出。這種轉變對處於半殖民地的中國來說，頗具吸引力。其中，最具吸引力的當屬民族自決。發生在五四時期的關於中國參戰問題的社會討論，以及巴黎和會期間對威爾遜主義的狂熱和公理戰勝強權的口號化，都十分典型地說明了這壹點。上述三個方面相互影響，使得十月革命之後，思想運動的先驅者們陡然對蘇俄發生濃厚的興趣。顯示出五四運動與世界主流變化的直接相關。
五四運動的基本思想傾向
通常研究者們都將五四思想運動的基本內涵概括為人權、民主、科學、白話文運動、反禮教、反迷信、反傳統等等。這些內涵也確實存在於五四時期的思想之中，然其思想深度則有限，雖提出了問題，但沒有從理論上澄清問題。因而，我們在重視五四思想內涵的同時，更應該重視把握五四時期的基本思想傾向，以及這些思想傾向對歷史發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可以肯定的是，各種不同的思想體現壹些大體相同的價值指向。它們主要有：解放意識、平民主義（或稱民粹主義傾向）和社會主義傾向、唯科學主義傾向、追先意識。解放意識認為，個人、社會、民族、國家都應該沖破羈絆、限制、壓迫，實行徹底的解放。這種解放意識帶有某些自由主義傾向。反對傳統中壓抑人性的禮教和家族制度，反對國際強權，都屬於這壹範疇。平民主義傾向就是唯大眾化、平民化、普遍化，勞動主義、關心下層民眾、鄙視權貴等屬於這壹範疇。唯科學主義傾向，即熱衷於將科學推廣到壹些與科學本身不相幹的領域（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力圖用科學解釋壹切事物，包括社會與人生中的種種問題。追先意識就是追求最新與最徹底，在社會改造方面則追求最先進的文化和制度，還連帶著對最為充分和最為強大的社會力量的探求。
這些思想傾向有兩點值得註意：其壹是與當時世界潮流有極大的相關性，其二是各種傾向並存，莫衷壹是。因而，胡適、蔣夢麟當時就指出，新思想只是壹種態度。胡適說：“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壹種新態度。”蔣夢麟說：“新思想是壹個態度，這壹個態度是向那進化的方向走。”這就是說，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汰舊立新，向前發展，趕上世界變化的潮流，甚至站到世界潮流的潮頭。當然，五四時期也存在壹些守舊思想意識，但它與強烈的汰舊立新的思潮相比微弱得多。正是這壹點，使得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生機勃勃。
五四運動的歷史因素與現代歷史發展
按照歷史主義觀察方法，壹場規模浩大的社會運動，其地位的確定取決於它在歷史進程中開創了什麽，在其後的歷史發展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五四運動中的思想傾向，粗略地觀察壹下，解放意識、平民主義傾向、唯科學主義傾向、追先意識都較為顯著地貫穿於此後的歷史發展之中。它們與此後具體歷史發展的互動相當復雜，值得研究者們重視和著力梳理。粗略地觀察，以下壹些線索是值得思考的：
1. 解放意識、平民主義傾向、追先意識、唯科學主義傾向四者相結合，使民族意識和大眾意識高漲，推動了中國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從而使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及文化、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歷史發展在五四運動後呈現出完全不同於以前的質的變化。這應該完全歸功於五四運動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在思想運動影響下所逐漸開展的社會運動。
2. 解放意識、平民主義傾向、追先意識、唯科學主義傾向四者相結合也帶來了壹些糾纏不清的問題。比如啟蒙問題，單純的啟蒙並不是五四運動的主要目標，“救國新民”（陳獨秀語）在五四運動的發起者看來，救亡本來就是第壹位的，“新民”從屬於救亡，民族的解放和民眾的解放被優先考慮。此後盡管也有人重提要補五四啟蒙之不足的話題，但由於受世界局勢和中國歷史發展整體的時代特點的制約，難以形成普遍的認同。這種狀況似乎決定了中國難以產生完整形態的觀念領域的啟蒙運動。又比如民國時期憲政與民主的問題，屢有憲政運動，而從未形成良好的憲政基礎。執政的合法性表達，主流上是由民族代表性、理論先進性、群眾代表性等的闡述組成。“先進”與“科學”也糾纏在壹起，而歸結於實用價值觀。
3.解放意識與平民主義傾向相結合決定解放必須是群體的解放。這樣間接催生很多社會行動的群體運動模式。這種模式幾乎被引入社會改造的所有領域。隨著群體運動的深入發展，其中的利弊在中國表達得都十分充分，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都打下十分深刻的烙印。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是中國在內部矛盾積累的前提下，應對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後世界潮流變化的集中（實踐方面和話語方面）反映。這次運動，高揚解放意識、大眾化意識和追先意識，同時帶有科學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它對中國現代的整個歷史以及中國歷史發展中某些深層次方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