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劇是京劇的前身。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慶、四喜、春臺、和春， 四大徽班陸續進入北京，他們與來自湖北的藝人合作，同時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劇目、曲調和表演方法，吸收了壹些地方民間曲調，通過不斷的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京劇。京劇形成後在清朝宮廷內開始快速發展，直至民國得到空前的繁榮。
京劇走遍世界各地，分布地以北京為中心，遍及中國，成為介紹、傳播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的重要媒介。在2010年11月16日，京劇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19年10月2日，在2019中國戲曲文化周上，京劇參與其中[1]。
中文名稱
京劇
地理標誌
無
批準時間
2006年
非遺級別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產類別
傳統戲劇
起源期
徽州商人富甲壹方，商業的成功引發了文化消費欲望的高漲[2]。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戲曲聲腔昆山腔的興起，紛紛蓄養家班，角色鬥藝，並賣力為乾隆下江南收集聲色歌舞，不惜重金包裝徽劇色藝，客觀上為徽劇進京創造了條件。雄霸明清商界500余年的徽州商幫以鹽商出名，黃山歙縣的鹽商尤其出名，富甲壹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戲曲聲腔昆山腔的興起，江南江北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賈紛紛蓄養家庭戲班。已經在外地商界嶄露頭角的徽商也紛紛效仿。長期為某個徽州商人所養所用的戲曲班社就被外人稱為“徽班”。徽商廣蓄家班，安徽沿江壹帶，包括古徽州的地方戲也開始興盛。他們唱昆腔，由於語言的差異而不“諧吳音”，不經意間唱出了壹點“。尤以誕生在安徽安慶市懷寧縣的石牌調最著名。徽州藝人帶著鄉音下揚州，得到了徽商們的親情惠顧和重金扶持。他們或出沒於碼頭街肆，或為徽商富賈所容留。技藝得到發展，鄉音也漸占上風。
值得壹提的是，歙縣大鹽商江春，是壹位品味極高的戲曲鑒賞家，他酷愛戲曲，家中常常“曲劇三四部，同日分亭館宴客，客至以數百計”。他把各種名角聚在壹起，又讓不同聲腔同臺互補，使異軍突起的徽班具有了博采眾長的開放格局。“亂彈”亂唱，紅火異常。這時最叫彩的是來自安慶的戲曲藝人，清李鬥在《揚州畫舫錄》中就這樣寫道：安慶色藝最優，蓋於本地亂彈，故本地亂彈間有聘之入班者。徽商在商界進壹步站穩了腳跟，他們和戲曲藝術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而湧現出大批戲曲家的“徽班”，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
同光十三絕
無石不成班
京劇行當
石牌是安慶市懷寧縣壹個古老的集鎮，“無石不成班”的“石”即指這裏，也泛指安慶及其所屬各千艘。江西、福建、湖北等地客商紛紛在此設館駐節。當時的石牌除本地居民外，大都是過往船幫和商戶，在生存問題變得比較輕松的時候，他們開始構建自己的市井文化。
石牌當時可供表演的戲劇舞臺多達800處，不僅有戲園、戲樓，還有花戲臺。戲園，在石牌鎮就有3家。上鎮橫街的長樂大戲院可容納觀眾600多人，專供徽調、皮簧班演出。戲樓通常在祠堂內。祠堂戲樓通常只唱大戲，每年做冬至節、族內有人中舉、升官以及族內官紳慶壽等，都要聘戲班在戲樓演出。此外，祠堂大修落成，也必邀班唱戲以示祝賀。《都劇賦》描述：“徽班日失麗，始自石牌”。表明安慶的徽班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輝煌，很多京劇前輩名伶都是這壹帶的人，因而有“無石不成班”的說法。
在石牌的彈丸之地湧現出了郝天秀、程長庚、楊月樓等多位開壹代風氣的色藝最優！”“無石（牌）不成班！”之說壹時間廣為流傳。細心的京劇票友不難發現，京劇的唱腔中有很多字辭的發音是與北京方言不相同的，如果妳對安慶地區的方言有所了解，就會發現， 這些字辭卻與安慶方言裏的發音壹模壹樣。
安慶民國初期就有“民眾”大戲院，當時全國京劇名角基本上都在此演出過，他們都帶著“朝聖”的心情來安慶登臺，戲劇大家曹禺到懷寧石牌鎮，下車第壹句話就是“我來朝聖”。京劇界老科班出來的人，不在安慶演上十天，不唱連本，在當時都被認為是沒有發展前途的“角”。從安慶古鎮石牌鄉野間發源的徽劇，走出了古鎮，走到了北京，徽班進京的輝煌歷史光環至今還籠罩著古鎮石牌。安慶是中國較早接受現代文明的城市之壹，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同時安慶還是享譽世界，極具地方特色的戲劇——黃梅戲的故鄉。程長庚紀念館，位於安慶潛山縣，館內珍藏三百多件珍貴的實物和圖片資料，再現了京劇藝術的發展興盛歷程。此外，還有程長庚故居供戲迷瞻仰。
蘇唱街梨園
徽班進京的出發地在揚州，身懷絕技的優伶們，出發前壹定要到位於蘇唱街的梨園總局碰碰頭，商量壹下出發日程和演出劇目，並在那裏壹起擺個身段、甩兩下水袖、揚幾聲珠圓玉潤的歌喉。有時幹脆排演幾出折子戲，或是《遊園》，或是《思凡》，聲情並茂，婀娜多姿，那時的蘇唱街，十分熱鬧。
蘇唱街，是老揚州惟壹保存下來的與戲班直接有關的街道。當年鹽商徐尚誌從蘇州招徠昆腔藝人辦起的揚州第壹個昆腔班“老徐班”，就在這條街上。
1790年秋，為慶祝乾隆八旬壽辰，揚州鹽商江鶴亭（安徽人）在安慶組織了壹個名為“三慶班”的徽戲戲班，由藝人高朗亭率領進京參加祝壽演出。這個徽班以唱二簧調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個諸腔並奏的戲班。這次北京的祝壽演出規模盛大，從西華門到西直門外高粱橋，每隔數十步設壹戲臺，南腔北調，四方之樂，薈萃爭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還沒有歇下，後面又已開場，群戲薈萃，眾藝爭勝。在這場藝術競賽當中，第壹次進京的三慶徽班即嶄露頭角，引人矚目。三慶班的高朗亭是安徽安慶人，入京時才十六歲，演旦角，擅長二簧腔，技藝精湛。《目下看花記》稱他：“宛然巾幗，無分毫矯強。不必征歌，壹顰壹笑，壹起壹坐，描摹雌軟神情，幾乎化境。”
四徽班進京
三慶班進京獲得成功後，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等徽班進入北京，並逐漸稱雄於京華的劇壇。這就是所謂的“四大徽班進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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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新年京劇晚會片頭
四大徽班各有所長，有“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臺的孩子”的說法，軸子指以連演整本大戲著稱，曲子指擅長演唱昆曲，把子指以武戲取勝，孩子指以童伶見長。
在捧旦之風十分火爆的京城，技藝不凡的高朗亭自然受寵。抵達北京後，他接替原三慶班班主余老四掌班，壹做就是30多年，同時還擔任了京師戲曲界行會組織“精忠廟”的會首，通過精忠廟對北京的戲班、戲園實行行政管理，他也成為梨園領袖。繼高朗亭之後，程長庚、徐小香、楊月樓、劉趕三等人均任過此職。
至嘉慶初，徽班在北京戲曲舞臺上已取得主導地位，據《夢華瑣簿》記載：“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四大徽班進京獻藝，揭開了200多年波瀾壯闊的中國京劇史的序幕。
在京的各聲腔劇種的藝人，面對徽班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的藝術優勢，無力與之競爭，多半都轉而歸附徽班。他們中有京師舞臺各聲腔劇種的名優，如加入春臺班的湖北漢戲名優米喜子、李鳳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亂彈（皮黃）名優韓小玉，加入三慶班的北京籍京腔演員王全福等，於是就形成了多種聲腔劇種薈萃徽班之勢。也因此，徽班在諸腔雜奏的過程中，從“兩下鍋”“三下鍋”到“風攪雪”，逐漸側重皮黃戲的演出。
形成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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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圖片
京劇前身是清初流行於江南地區，以唱吹腔、高撥子、二黃為主的徽班。徽班流動性強，與其他劇種接觸頻繁，在聲腔上互有交流滲透，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戲，還吸收了啰啰腔和其他壹些雜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高朗亭（名月官）為首的第壹個徽班（三慶班）進入北京，參加乾隆帝八十壽辰慶祝演出。《揚州畫舫錄》載：“高朗亭入京師，以安慶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慶。”刊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楊懋建《夢華瑣簿》也說：“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匣時，稱'三慶徽'，是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隨園詩話》批註中則更具體指出是“閩浙總督伍納拉命浙江鹽商偕安慶徽人都祝厘。”隨後還有不少徽班陸續進京。著名的為三慶、四喜、春臺、和春四班，雖然和春成立於嘉慶八年（1803），遲於三慶十三年，但後世仍並稱之為“四大徽班進京”。
經有過許多名稱。計有：亂彈、簧調、京簧、京二簧、皮簧（皮黃）、二簧（二黃）、大戲、平劇、舊劇、國劇、京戲、京劇等。
孕育期
徽秦合流[3]
清初，京城戲曲舞臺上盛行昆曲與京腔（青陽腔）。乾隆中葉後，昆曲漸而衰落，京腔興盛取代昆曲壹統京城舞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藝人魏長生由川進京。魏氏搭雙慶班演出秦腔《滾樓》、《背娃進府》等劇。魏長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潤，唱腔委婉，做工細膩，壹出《滾樓》即轟動京城。雙慶班也因此被譽為“京都第壹”。自此，京腔開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慶班、裕慶班、萃慶班、保和班也無人過問，紛紛搭入秦腔班謀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長生的表演有傷風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將魏長生逐出京城。[4]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繼三慶班落腳京城後（班址位於韓家臺胡同內），又有四喜、啟秀、霓翠、春臺、和春、三和、嵩祝、金鈺、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柵欄地區落腳演出。其中以三慶、四喜、和春、春臺四家名聲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稱。[4]
春臺班進京時間，按漢調名家米應先於乾隆末年，在京曾擔任春臺班臺柱時始，證明該班進京時間早於四喜和和春。春臺班位於百順胡同。[4]
四喜班於嘉慶初來京。徽戲、昆曲兼演、尤以昆曲為著，故有“新排壹曲桃花扇，到處哄傳四喜班”之語。該班位於陜西巷內。[4]
和春班於嘉慶八年（1804年）於李鐵拐斜街組建。該班以武戲見長。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
“四大徽班”的演出劇目，表演風格，各有其長，故時有“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臺的孩子”之譽。“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調外，昆腔、吹腔、四平調、梆子腔亦用，可謂諸腔並奏。在表演藝術上廣征博采吸取諸家劇種之長，融於徽戲之中。兼之演出陣容齊整，上演的劇目豐富，頗受京城觀眾歡迎。自魏長生被迫離京，秦腔不振，秦腔藝人為了生計，紛紛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兩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過程中，徽班廣泛取納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劇本移植，為徽戲藝術進壹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4][5]
徽漢合流
漢劇流行於湖北，其聲腔中的二黃、西皮與徽戲有著血緣關系。徽、漢二劇在進京前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繼乾隆末年，漢劇名家米應先進京後，道光年初（1821年），先後又有著名漢劇老生李六、王洪貴、余三勝，小生龍德雲等入京，分別搭入徽班春臺、和春班演唱。米應先以唱關羽戲著稱，三慶班主程長庚的紅凈戲，皆由米應先所授。李六以《醉寫嚇蠻書》、《掃雪》見長；王洪貴則以《讓成都》、《擊鼓罵曹》而享名；小生龍德雲善演《轅門射戟》、《黃鶴樓》等劇；余三勝噪音醇厚，唱腔優美，文武兼備，以演《定軍山》、《四郎探母》、《當鐧賣馬》、《碰碑》等老生劇目著稱。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後，將聲腔曲調，表演技能，演出劇目溶於徽戲之中，使徽戲的唱腔板式日趨豐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區語音特點，而易於京人接受。[4][2]
大破銅網陣 白玉堂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為老生擔任領班。徽、漢合流後，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調與安徽的二簧調再次交流。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4]
形成期
道光二十年至鹹豐十年間（1840-1860），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並借鑒吸收昆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京劇。其標誌之壹：曲調板式完備豐富，超越了徽、秦、漢三劇中的任何壹種。唱腔由板腔體和曲牌體混合組成。聲腔主要以二簧、西皮為主；之二，行當大體完備；之三，形成了壹批京劇劇目；之四，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為京劇形成初期的代表，時稱“老生三傑”、“三鼎甲”即：“狀元”張二奎、“榜眼”程長庚、“探花”余三勝。他們在演唱及表演風格上各俱特色，在創造京劇的主要腔調西皮、二簧上和京劇戲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語言特點的說白、字音上，做出了卓越貢獻。[4]
第壹代京劇演員中，尚有老生盧勝奎、薛印軒、張汝林、王九齡、梅蘭芳等；小生龍德雲、徐小香；旦胡喜祿、羅巧福、梅巧玲；醜楊鳴玉、劉趕三；老旦郝蘭田、譚誌道；凈朱大麻子、任花臉等，他們為豐富各個行當的聲腔及表演藝術，均有獨特創造。後任“四喜班”班主的梅巧玲，勇於突破青衣、花旦的嚴格分工舊規，為旦角的演唱藝術開辟了壹條新路。[4]
《同光名伶十三絕》是京劇史上的壹幅名伶彩色劇裝寫真畫，由晚清民間畫師沈蓉圃繪制。他參照了清代中葉畫師賀世魁所繪《京腔十三絕》戲曲人物畫的形式，挑選了清同治、光緒年間（1860至1890）京劇舞臺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員（程長庚、盧勝奎、張勝奎、楊月樓、譚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時小福、余紫雲、朱蓮芬、郝蘭田、劉趕三、楊鳴玉），用工筆重彩把他們扮演的劇中人物描繪出來，顯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此畫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由進化社朱復昌在書肆收購，經縮小影印問世，並附編《同光名伶十三絕傳》壹冊。[4]
成熟期
1883年壹1918年，京劇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為時稱“老生後三傑”的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其中譚鑫培承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各家藝術之長，又經創造發展，將京劇藝術推進到新的成熟境界。譚在藝術實踐中廣征博采，從昆曲、梆子、大鼓及京劇青衣、花臉、老旦各行中借鑒，融於演唱之中，創造出獨具演唱藝術風格的“譚派”，形成了“無腔不學譚”的局面。二十年代後的余叔巖、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等，均在宗“譚派”的基礎上發展為各自不同的藝術流派。汪桂芬，藝宗程長庚，演唱雄勁沈郁，悲壯激昂，腔調樸實無華，有“虎嘯龍吟”的評道。他因“仿程可以亂真”，故有“長庚再世”之譽。孫菊仙，18歲時選中武秀才，善唱京劇，常入票房演唱，36歲後投師程長庚。他噪音洪亮，高低自如。念白不拘於湖廣音和中州韻，多用京音、京字，聽來親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接近生活。“老生後三傑”師承各有側重，藝術風格各異，從全面權衡，譚鑫培文武昆亂不擋，藝術造詣及對京劇的發展，遠遠超過汪、孫。光緒年間，譚鑫培被稱為“伶界大王”，在劇界地位，如當年之程長庚。[4]
鹹豐十年（1861年）京劇始入宮廷演出。當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慶班、四喜班、雙奎班及外班（京劇班）演出。光緒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壽日，挑選張淇林、楊隆壽、鮑福山、彩福祿、嚴福喜等18人入宮當差，不僅演唱，且當京劇教習，向太監們傳授技藝。自此，清宮掌管演出事務的機構“升平署”，每年均選著名藝人進宮當差，結止宣統三年（1911年），計有譚鑫培、楊月樓、孫菊仙、陳德霖、王楞仙、楊小樓、余玉琴、朱文英、王瑤卿、龔雲甫、穆鳳山、錢金福等生、旦、凈、醜的名家150余人曾入宮。由於慈禧嗜好京劇，加之京劇名家頻繁在宮中獻藝，聲勢日強。同期，位於大柵地區的廣德樓、三慶園、慶樂園、中和園、文明園等戲園、日日有京劇演出，形成了京劇壹統的局面。京劇成熟期，除“老生後三傑”外，生行：許蔭棠、賈洪林；武生：俞菊笙、楊隆壽；凈行：何佳山、黃潤甫、金秀山、裘桂仙、劉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陸華雲；旦行：陳德霖、田桂鳳、王瑤卿、朱文英；醜行：王長林、張黑、羅百歲、蕭長華、郭春山。這壹時期，旦角的崛起，形成了旦角與生角並駕齊驅之勢。武生俞菊笙，開創了武生自立門戶挑梁第壹人，他被後人稱為“武生鼻祖”。上述名家，在繼承中有創新發展，演唱技藝日臻成熟，將京劇推向新的高度。[4]
鼎盛期
1917年以來，京劇優秀演員大量湧現，呈現出流派紛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發展到鼎盛期，這壹時期的代表人物為，梅蘭芳、余叔巖。[4]
京劇四大名旦
1927年，北京《順天時報》舉辦京劇旦角名伶評選。讀者投票選舉結果:梅蘭芳以演《太真外傳》，尚小雲以演《摩登伽女》，程硯秋以演《紅拂傳》，荀慧生以演《丹青引》，榮獲“四大名旦”。“四大名旦”脫穎而出，是京劇走向鼎盛的重要標誌。他們創造出各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形成了梅蘭芳的端莊典雅，尚小雲的俏麗剛健，程硯秋的深沈委婉，荀慧生的嬌昵柔媚“四大流派”，開創了京劇舞臺上以旦為主的格局。武生楊小樓在繼俞菊笙、楊月樓之後，將京劇武生表演藝術發展到新高度，被譽為“國劇宗師”、“武生泰鬥”。老生中的余叔巖、高慶奎、言菊朋、馬連良，20年代時稱“四大須生”。同期的時慧寶、王鳳卿、貫大元等也是生行中的優秀人才。30年代末、余、言、高先後退出舞臺，馬連良與譚富英、奚嘯伯、楊寶森稱之“四大須生”。女須生孟小冬，具有較高藝術造詣，頗有乃師余叔巖的藝術風範。[4]
1936年秋，北京大、中學校愛好京劇者及廣大觀眾給各報寫信，倡議進行京劇童伶選舉。時富連成社社長葉龍章與北平《立言報》社長金達誌商妥，由該報發表通告，專門接待各界投票，逐日在報上發表投票數字，並約請“韻石社”幾人來報社監督。規定投票日期為半月，到期查點票數中華戲曲學校和富連成社負責人及《實報》、《實事白話報》、《北京晚報》、《戲劇報》亦派人當場查驗票數。選舉結果，富連成社李世芳得票約萬張，當選“童伶主席”。生部冠軍王金璐，亞軍葉世長；旦角冠軍毛世來，亞軍宋德珠；凈角冠軍裘世戎，亞軍趙德鈺；醜角冠軍詹世甫，亞軍殷金振。選舉結束後，於虎坊橋富連成社舉行慶祝大會，並於當晚在鮮魚口內華樂戲院舉行加冕典禮，由李世芳，袁世海演出了《霸王別姬》。[4]
童伶選舉結束後，仍由《立言報》主持，選出李世芳、張君秋、毛世來、宋德珠為“四小名旦”，“四小名旦”聯抉於長安、新新兩家戲院演出了《白蛇傳》和《四五花洞》，以示祝賀。[4]
流派紛呈，人才濟濟，是京劇鼎盛期的又壹標誌。這壹時期除楊派（楊小樓），以旦角劃分的梅派（梅蘭芳）、尚派（尚小雲）、程派（程硯秋）、荀派（荀慧生）外，旦角中還有筱派（筱翠花）及宋派（宋德珠）、張派（張君秋）；老生行中的余派（余叔巖）、高派（高慶奎）、言派（言菊朋）、馬派（馬連良）、奚派（奚嘯伯）、楊派（楊寶森）、新譚派（富英）；凈行中的金派（金少山）、侯派（侯喜瑞）、郝派（郝壽臣）以及50年代後產生的裘派（裘盛戎）；小生行中的姜派（姜妙香）、葉派（葉盛蘭）；老旦行中的龔派（龔雲甫）、李派（李多奎）；醜行中的葉派（葉盛章）等。同期尚有眾多京劇表演藝術家，如生行中的王鳳卿、孟小冬、時慧寶、王又宸、李洪春、譚小培、李萬春、李少春、高盛麟等；旦行中的閻嵐秋、徐碧雲、朱琴心、趙桐珊、雪艷琴、新艷秋、章遏雲、金少梅、碧雲霞、琴雪芳、王玉蓉、言慧珠、童芷苓、梁小鸞、吳素秋、趙燕俠、杜近芳等；小生中的金仲仁、茹富蘭、程繼先；醜行中的郭春山、慈瑞泉、馬富祿、張春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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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著名演員
2010年11月16日京劇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名詞解釋
工尺，戲曲音樂名詞。泛指戲曲曲譜上曲詞右側所註音階符號。我國傳統民族音樂，以“合、四、上、尺、工、凡、六”等字作為音階的符號，相當於西洋音樂的“1234567。習慣上把這些符號統稱為“工尺”。有的曲譜，曲詞旁只註板眼（拍子），不註工尺。有工尺的曲譜，名為工尺譜。
蓋叫天 花蝴蝶
板眼，戲曲音樂名詞。傳統唱曲時，常以鼓板按節拍，凡強拍均擊板，故稱該拍為板。次強拍和弱拍則以鼓簽敲鼓或用手指按拍，分別稱為中眼、小眼（在四拍子中前壹弱拍稱頭眼或初眼，後壹弱拍稱末眼）。合稱板眼。
過門，京劇音樂名詞。指在唱句與唱句之間，唱段與唱段之間的間奏音樂。唱句與唱句之間常用小過門兒，唱段與唱段之間常用大過門。但由於板式不同，亦有不少例外，並無固定模式。
掛兒，京劇音樂名詞。掛兒是“過兒”的諧音，專指在唱段與唱段之間的大過門，壹般多指華彩的間奏音樂。在唱句與唱句之間的小過門不稱掛兒。
墊頭，京劇音樂名詞。指在樂匯與樂匯間起搭橋作用的旋律稱為墊頭或小墊頭，亦名橋。墊頭旋律較短，壹般只有二、三拍，起前後銜接作用。
行旋，京劇音樂名詞。指在演員表演動作或對話、獨白時的襯托音樂。行旋多為曲牌或簡單旋律的反復演奏，主要起烘托氣氛的作用。
調門，指演員歌唱時的音高。凡用弦樂器伴奏，都根據演員嗓音的高度自由定調。京劇調門，壹般以正宮調為適度，最高的唱乙字調，最低的凡字調，俗稱趴字調。同壹劇中，兩個主要演員音高不同，有時互相遷就，有時臨時長（提高）調門或落（降低）調門。
調面，演員唱的音高與伴奏樂器（胡琴、笛子等）的音高相同，叫做調面。意思是按照“調門”的表面歌唱。調面系針對調底而言。在壹般情況下，演員都唱調面。
調底，演員唱的音高比伴奏樂器（胡琴、笛子等）的音高低八度，叫做調底。意思是按照調門的底音歌唱。調底系針對調面而言。京劇的某些唱腔，如娃娃調的腔調經常翻高，如將調門定高，演員嗓音不及，如將調門定低，樂器音量有過小，乃采用調底的唱法，把樂器定高八度，演員以低八度的音來歌唱。
定弦，指弦樂器（胡琴、阮等）定“調門”的高低。壹般都以笛子作為定弦的標準。
乙字調，京劇音樂名詞。工尺譜所用調門之壹。定弦時，以笛子小工調的“乙”音（開啟第五孔，吹高音），定胡琴的“工”音（西皮調外弦的敞弦）。乙字調為京劇的最高調門。
工正調，亦作正宮調。京劇根據笛的音高定胡琴的調門，西皮外弦與笛正宮調的工音同高的稱為正宮調。比正宮調高出壹度的稱乙字調，高出半度的稱工半調，比正宮調低壹度的稱六字調，低半度的稱六半調，低二度的俗稱趴字調。
工半調，京劇調門之壹。略高於正宮調，略低於乙字調。定弦時比照笛子的正宮調定音而略升高。
軟工調，京劇調門之壹。略低於正宮調，而較六字調稍高。定弦時比照笛子的正宮調定音而略降低。
六字調，京劇調門之壹。定弦時，以笛子小工調的“六”音（六孔全閉，吹高音），定胡琴的“工”音（西皮調外弦的敞弦）。六字調為京劇中低於正工調，高低適度的調門。
趴字調，亦作扒字調。京劇調門之壹。凡低於六字調壹度以上的統稱趴字調。
走邊，“走邊”的來源壹說源於晉劇《白虎鞭·走邊》中的舞蹈身段；壹說是因為凡走邊的人物因怕人看見而多在墻邊、道邊潛身夜行，故而稱“走邊”。壹般來說，《惡虎村》的黃天霸走邊最難。《夜奔》的林沖走邊最累，《蜈蚣嶺》的武松走邊最吃功夫。
趟馬，由於京劇中多以馬鞭來代替馬，或作為騎馬的象征，因此凡手持馬鞭揮舞著上場後運用圓場、翻身、臥魚、砍身、摔叉、掏翎、亮相等技巧連續做出打馬、勒馬或策馬疾馳的舞蹈動作的組合就是京劇的趟馬。[4]
藝術特點
介紹
京劇舞臺藝術在文學、表演、音樂、唱腔、鑼鼓、化妝、臉譜等各個方面，通過無數藝人的長期舞臺實踐，構成了壹套互相制約、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規範化的程式。它作為創造舞臺形象的藝術手段是十分豐富的，而用法又是十分嚴格的。不能駕馭這些程式，就無法完成京劇舞臺藝術的創造。由於京劇在形成之初，便進入了宮廷，使它的發育成長不同於地方劇種。要求它所要表現的生活領域更寬，所要塑造的人物類型更多，對它的技藝的全面性、完整性也要求得更嚴，對它創造舞臺形象的美學要求也更高。當然，同時也相應地使它的民間鄉土氣息減弱，純樸、粗獷的風格特色相對淡薄。因而，它的表演藝術更趨於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最大限度地超脫了舞臺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以達到“以形傳神，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表演上要求精致細膩，處處入戲；唱腔上要求悠揚委婉，聲情並茂；武戲則不以火爆勇猛取勝，而以“武戲文唱”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