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思想史看，傳統的代表是儒釋道；如果從生活方式看，傳統的代表就更復雜了，思想影響著生活方式，但並非直接輸入生活方式。尊崇儒釋道的人各有壹套相應的生活方式，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我們可以無關痛癢地評頭論足壹番，視之如同“三教九流”這壹詞語本身所指向的——具有其歷史局限性的文化標本，那麽我們未免太把自己當壹回事了。是什麽使得今人自恃有權利作為傳統的裁斷者?科學所宣傳的進步觀念。如今歷史被視為壹門科學，被演變成歷史考古學，從科學的分類學對古代的文化標本作壹番梳理與評頭論足。當然在科學權威之外的坊間話語，以史為鑒的觀點仍然富於生命力，但其本身卻愈發成為流行文化的壹部分，歷史被吸收成為流行文化的註腳，其立足點還是現代的。
想要脫離這層層的現代觀念化石，回到活生生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原初領地上，我們勢必把任何先入之見放到括弧裏面（諸如進步觀念、科學作為唯壹的檢驗標準等），從理性本身參入。但我們常說的理性已是科學的理性、近現代的理性，但後者已非理性的原生態。理性的原生態說起來很簡單：人之作為人，是最大程度地保持頭腦清醒，是在生活中不被任何妄念所支配，活出人作為人所應有的品質與尊嚴。這裏把人之高於動物視為理所當然，因為只有人才有理性、語言，才具有反思能力，而不僅僅是適應所給予的環境，追求自我保存的最大化。現代觀念有壹種危險，就是把人拖回動物的層面，僅僅從自我的舒適保存出發，對自然之物進行高效率的支配、使用，而缺乏人之作為人所應有的追求與擔當，後者被現代觀念視為興趣愛好——妳追求妳的，妳愛咋地咋地，只要不幹涉我，妳我相安無事；而我愛幹啥幹啥，與妳無關。妳我聯結的唯壹紐帶是最低的對自我保存的認同，這種觀念的影響力已經把我們的文化變得膚淺、碎片化，每種文化的存在都有權利得到其他文化的認可，否則就是專制暴政。自我保存是最高的，反對任何對自我保存產生威脅的觀念，因為無論後者看起來多麽高尚，都有可能被暴政拿來當作大清洗的合法借口。
那麽我們是否應該把這種將自我保存視為最高的現代觀念放到括弧裏？這就牽涉到現代觀念的根基了。現代文化在壹片妳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平庸和氣下，已經否認任何為高貴而犧牲的可能性，認為這是兇殘、蒙昧的前現代野蠻。但傳統中無處不在的“殺身成仁”觀念卻讓我們認識到這兩者之間的分歧是不可調和的。那我們能否采取壹種中立的態度，把這兩者都放到括弧裏，不偏不倚的進行考查？是對人高於動物與否的判斷進行懸置？似乎不可能，如果人不是在壹高於動物的層面上思考，則無法合理地達成這壹判斷。如此也說明的單純動物性的自我保存不可能是人類聯結的基礎，除非人意願退回動物的層面。人類聯結的基礎總是超越單純動物性的自我保存，這種基礎喚起人之作為人所應當的理性與擔當，喚起人的反思精神，而非單純的適應所給予的環境。否則，真正意義上的進步是不可能了，又如何談得上傳統的蒙昧？按照現代觀念的邏輯，傳統至少擁有同現代壹般的權利，要求被認可，又何來得將現代高於傳統視為理所當然？
從思想上厘清這些或許不難，但從整個人類社會存在上厘清就顯得無比復雜了。首先，不可否認的壹點——大多數人並未能被喚起人之作為人所應當的理性與擔當，被喚起人的反思精神；或者被喚起後，由於能力、條件所限還是只能悲劇性地妥協、被迫適應所給予的環境。想壹下謀生的艱難，假如我不能獨立謀生，在這裏高談闊論豈不顯得迂闊？假如迫於謀生而降低生活追求的目標，甚至最後喪失反思精神，只能被動地適應環境，那又如何？這種喚起的意義又何在？蘇東坡自認為“壹生奔忙為口腹”，這其中又有多少無奈與苦澀？所幸他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壹個“壹生奔忙為口腹”的形象，但這也道出了自我保存與高貴性之間的兩難問題，苦難由此而來，悲劇由此而興，傳統在妥協與不妥協的沖突之中成就其高貴性。假如壹味妥協，人類進步則無從談起；假如壹味不妥協，則甚有可能危及人類社會的自我保存；這其間的幽明賫暗豈能壹語道破、明晰厘清？
但正是有了這種沖突，傳統文化才體現了其高貴性，人不僅僅為追求自我保存而生活，不管其追求最後是否達成，其喚起的精神則會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現代進步觀念以消滅苦難為目標，其最終指向是建立起壹個人人得以舒適保存、不再受自然無常災難影響的烏托邦；科技作為建立這個烏托邦的有力武器，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與擁護（科技之無條件的善好是現代以來的觀念，之前對科技運用的反思與限制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到了濫用科技的後果日益顯現的今日，這種反思又開始恢復其力量）。今日科技的發達是否消滅了苦難？否，應該說是加劇了苦難的兩極分化，壹邊的人謀生不再有傳統的艱辛，同時缺乏傳統的擔當與約束，時常是追求刺激性炫耀性消費揮霍，大致可以歸結為貴族這個群體的滅絕，取而代之是的壹群缺乏責任擔當的暴發戶（當然，慈善事業的存在仍然代表這壹部分人的良好意願，排除作秀、廣告因素的存在，這種慈善事業多少也體現了他們對社會責任擔當的反思，但其指向仍然僅僅是對自我保存的關切，依然是現代性的，對於文化高貴性擔當的任務來說這也僅僅是隔靴搔癢）；另壹邊的人謀生仍舊非常艱難，即便不比傳統更艱難，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現代勞工成為整個龐大的經濟運轉機器中的壹個小齒輪，碎片化的工作可能在體力的艱辛上低於傳統的勞作，但對其精神上的損害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種艱辛不是自然的（古代人多死於饑荒，少死於自殺，現代人恰恰相反，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麽？別以為這種狀況可以通過所謂的精神治療而得以改觀，這種精神治療的愚蠢從另壹方面表明了我們現代文化的貧瘠）。依靠科技消滅苦難的神話就此破滅，如今這架龐大的經濟運轉機器效率不斷提高，但卻不知道為何目的而運轉。虛無主義、醉生夢死，這種情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
回到傳統文化的高貴性，對待苦難，古人比我們從容得多，他們並不汲汲於追求消滅苦難，而是在苦難之上立起壹更具尊嚴的目標——“道”。人之苦難是道的壹部分，企圖消滅苦難，同時也就是消滅人達成更具尊嚴的目標的可能性，是不可欲的。承負苦難、使之升華的觀念在傳統文化中比比皆是，到最後是“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道與仁的關系可以嘗試性地概述如下：道具有宇宙論上的秩序的意思，而仁則是道在人類秩序、人自身的生存狀態上的投射，即最符合自然的人類秩序、人自身的生存狀態即為仁——鑒於自然的觀念在現代思想裏已遭到扭曲，這樣的理解怕是不容易被接受）。消滅苦難是不自然的，自然的苦難無法消滅，現代消滅苦難的追求導致的後果就是，產生不自然的苦難。這種不自然的苦難所導致的精神扭曲，則遠非所謂精神治療所能解決的，相反這種精神治療本身即是現代文化病癥的壹部分。
現代對人道主義的追求，可以視為其賦予自我保存的權利以壹種相當的尊嚴，這是古代所未曾有的——有貪生怕死受人鄙視者，無戰場上開小差而理直氣壯者。因為警惕暴政的前景，而將壹切高貴、壹切殺身成仁的基礎全部抹殺掉，是愚蠢的，僅此不可能避免暴政。現代的政治實踐已證明了這壹點：某國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幹涉他國內政，甚至挑起戰亂，以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諸如此類的事我們已屢見不鮮了。僅僅關註自我保存，同樣無法避免暴政的前景。
與此相比，傳統對人道的關註是建立在天道的基礎上的（註意：孔子的“仁”絕非現代的人道主義，同時孔子也沒有將“仁“與”道”連在壹起作為壹個詞——“仁道”來表述），因為後者更開闊更具尊嚴，是前者的來源。由此，傳統視人為自然的壹部分，而非自然的主人，現代則不然，否認天道的存在，人是自然的主人，有權支配自然，以自然為己用。今日我們已為這種狂妄付出了代價，也許有必要重溫壹下自然的恩賜這壹古樸的觀念。
引自《莊子·外篇·在宥》：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同時，遵循天道，並不意味著聽天由命，人道無可作為;恰恰相反，遵循天道，人道才可能有真正的作為，而非妄為。遵循天道而為政者，才不是暴政，“政者，正也”，唯有循天道而正，才是仁政。這在古希臘思想中，是對最好的政體的追尋（集中體現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以及對最好的政體可能性的反思。《理想國》中得出的結論是最好的政體是可能的，但依賴於非常罕見的機運（或許可以譯為“天命”），即以人的力量無法創造的條件，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政體才是可能的。亦即是說，在壹般條件下，最好的政體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為什麽還要提出這壹仁政-最好的政體？對此，儒家的答案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雖然已知仁政的實現幾乎不可能，並不意味著君子可以無所作為，恰恰相反這更要求著君子要時時保持頭腦清醒，既不陷入政治狂熱亦不冷眼旁觀遁入隱士—— 而是“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在種種條件約束下，權衡左右，導政循正，以行其義。同時也道出了政治的改善是有限的，這恰恰與古希臘思想壹致：“古代經典認為，由於人性的軟弱或者依賴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不曾夢想歷史的壹個完成。他們用他們的心靈之眼看到這樣壹個幸福的社會，壹個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會。但由於他們也看到人的力量是多麽的有限，他們認為這壹最好的政體的實現要依靠機運。”(施特勞斯，《On Tyranny》)由此，古希臘思想也給出他們的答案：最好的政體提供了壹個穩定的標準，我們可以據此判斷任何實際的秩序，使得政治的改善有理可循。這兩種傳統都強調政治改善的有限性，強調機運（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同時也強調人性的最高可能——這在古希臘是德性的完滿，在儒家是體道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在政治與仁、道、德性之間，形成壹種張力，這使得對前者的改善有理可循，亦防止政治狂熱病；也使得後者保存壹獨立地位，不因前者的限制而無法開出人性的最高可能。
當然，到此我們也僅是從思想上厘清傳統政治哲學的追求，至於傳統指向“道”的生活方式，我們又能作何種考查呢？論語開篇就是壹個“學”字，古希臘以對知識、智慧的愛欲為哲學（philosophos）,可以說“學”是他們***同的底蘊。現代人的求知欲也很強，但所學的東西卻不壹樣。傳統的學指向的是修德，現代的學指向的是效用——而這效用卻旨在實現自我的舒適保存，這在傳統看來品格是很低的。固然，人不能不謀生，但能為了謀生而謀生乎？現代人拼命工作之余，仿佛追求補償似的投身刺激娛樂，然能補償否？被竭取的碎片化生存豈能倚此得到補償？由於缺乏超越為謀生而謀生的目的，普遍的精神空虛是無法通過娛樂還有所謂精神治療得以填補的，至多得到麻木——泯滅這種精神需求。傳統的宗教在受到現代科學的沈重打擊之後，似乎亦無法向大眾提供庇護之所。宗教性的需求仍然存在，現代科學無法滿足這種需求，然而又廣泛宣傳傳統宗教的愚昧與欺騙性。於是邪教四起，浪漫主義的愛情亦被擡高到壹種宗教的高度，殉情對其而言，似乎也有了傳統殉教的尊嚴。另外，滿足精神需求亦成為壹種可以出售的商品，成為壹種商業活動（比如心理醫生成為壹種職業），再加上無處不在的宣傳，壹齊喧騰、沸沸揚揚。這是我們現代文化的局面，相比傳統，這難道真的如其宣傳的那樣，是壹種進步？
回到傳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妳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