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畫（Southern School）
亦稱“士夫畫”，中國畫的壹種。泛指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畫。以別於民間畫工和宮廷畫院職業畫家的繪畫，北宋蘇軾提出“士夫畫”，明代董其昌稱道“文人之畫”，以唐代王維為其創始者，並目為南宗之祖（參見“南北宗”）。但舊時也往往借以擡高士大夫階層的繪畫藝術，鄙視民間畫工及院體畫家。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曾說：“自古善畫者，莫非衣冠貴胄，逸士高人，非閭閻之所能為也。”此說影響甚久。近代陳衡恪則認為“文人畫有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畫”多取材於山水、花鳥、梅蘭竹菊和木石等，借以發抒“性靈”或個人抱負，間亦寓有對民族壓迫或對腐朽政治的憤懣之情。他們標舉“士氣”、“逸品”，崇尚品藻，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很重視文學、書法修養和畫中意境的締造。姚茫父的《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評：“唐王右丞（維）援詩入畫，然後趣由筆生，法隨意轉，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歷代文人畫對中國畫的美學思想以及對水墨、寫意畫等技法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文人畫的特點
文人畫在題材內容、思想情趣、筆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並形成紛繁的風格和流派。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湧現出許多不同風格的流派。
歷史發展
宋代以前
文人畫的由來可以追溯到漢代，張衡、蔡邕皆有畫名。畫品雖不傳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姚最“不學為人，自娛而已”成為文人畫的中心論調。使歷代文人將其尊為繪畫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誌“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充分體現了文人自娛的心態。 唐代詩歌盛行，大詩人王維以詩入畫。使後世奉他為文人畫的鼻祖。他的繪畫作品成為後世文人畫家的範本。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蔚然成風，代代相傳。宋代以前，中國繪畫已經得到顯著的發展，出現了“三家山水”和“徐黃體異”的花鳥畫。
宋代
宋代建立了皇家畫院。據《畫繼》作者鄧椿記述，宋徽宗親自主持畫院，講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學習傳統，形似是要真切細致地再現客觀事物。宋徽宗以寫實、形似為主導思想，發展精工細刻的作風。宣和畫院的上述畫風在南宋紹興畫院繼續得到發展，畫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構圖的提煉。總的說來，兩宋宮廷繪畫都追求高度的“寫實”，有的美術史家把兩宋宮廷繪畫稱為“東方寫實藝術的巔峰”。 寫實藝術發展到極點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壹些具有廣博文化修養的畫家就發現了這壹弊端，並從理論和實踐上另辟蹊徑，首次提出了文人畫的理論。
蘇軾第壹個比較全面的闡明了文人畫理論，對於文人畫體系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畫”這壹概念，“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壹點後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東坡題跋?跋宋漢傑畫》），其次，他擡高了畫家王維的歷史地位，表現出將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畫工）分開來的願望：“吳生雖絕妙，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鬲謝龍樊。”（鳳翔八觀?王維吳道子畫） 再次，他倡導詩情畫意的文人畫風格，反對完全追求形似的畫工風格，“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從繪畫實踐上看，蘇軾的《枯木怪石圖》可以看到他的美學實踐，另外文同的墨竹圖與蘇軾***同開創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畫題材。人物畫方面，具有很高文學、書法、古物鑒賞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畫”創造性的發展為白描，這種脫離色彩的線條更加強調書法功力和抽象的審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審美標準。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獨創的“雲山戲墨”和“米點皴”，標誌著山水畫以簡代密地轉變，經元初的高克恭繼承發展，對元明清的文人畫產生了巨大影響。
元代
元代文人處境相當卑賤，文人士大夫放棄仕進，疏於人事。在宋代主要作為仕宦文人業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畫，開始更多地轉入在野文人手中，成為他們超越苦悶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畫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畫家遠離塵世的理想，融入畫家忘情於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滲入了無可奈何的蕭條淡泊之趣。
隨著元統治者吸收亡宋遺民參加政權和文化建設，在南北美術交流中，出現了在變革中影響壹代繪畫風氣的趙孟頫。如果說蘇軾是文人畫的積極提倡者，那麽趙孟頫就是開元代文人畫風氣的領袖。作為美術理論家，趙孟頫在《松雪齋集》中主張“以雲山為師”，“作畫貴有古意”和“書畫同源”，為文人畫的創作奠定了理論基礎；董其昌紹述：“趙文敏（趙孟頫）問畫道於錢舜舉（錢選），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墨而飛，不爾便入邪道，愈工愈遠。” ”又引申為：“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都重視把書法的筆墨情趣引入繪畫，勾勒線條亦具文人的典雅風格。
在元代繪畫實踐上，元初以趙孟頫、高克恭等為代表的士大夫畫家，提倡復古，回歸唐和北宋的傳統，主張以書法筆意入畫，因此開出重氣韻、輕格律，註重主觀抒情的元畫風氣。元代中晚期的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四家及朱德潤等畫家，弘揚文人畫風氣，以寄興托誌的寫意畫為旨，推動畫壇的發展，反映消極避世思想的隱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堅貞人格精神的梅、蘭、竹、菊、松、石等題材，廣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雲林就有壹段具有代表意義的文人畫論：“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 （倪瓚：《題為張以中畫竹》）文人山水畫的典範風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代初年畫家分為兩派，壹派始忠於宋元文人畫的傳統，另壹派是復古派，即明初復興的皇家畫院中繼承南宋“馬夏”院體山水畫傳統的戴進、吳偉等人。但“吳門派”為代表的明代文人畫，掃除了“復辟”的“院體”畫，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風格推向更高壹個階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與仇英。吳派畫家的主要成員大多屬於詩書畫三絕的文人名士，他們敏感或切身體驗到仕途的險惡，於是淡於仕進，優遊林下，以詩文書畫自娛，他們尚意趣、精筆墨、繼承“士氣”的元人繪畫傳統，表現自己的品格情懷。
晚明董其昌壹出，拓展文人山水畫新境界。至此，文人畫在實踐和理論上均已發展成熟，而董其昌則予以總結，遂使以文人畫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傳統山水畫臻於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於繪畫的最大影響，在於他提出了山水畫“南北宗”和“文人畫”的理論：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成、範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家黃子久、王叔明、倪雲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遙接衣缽。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李大將軍之派，非吾曹易學也。（《畫禪室隨筆?畫源》）
南北宗論以禪喻畫，借用禪宗“南頓北漸”的特點，比喻山水畫南宗畫崇尚士氣、尚質樸、重筆墨，而北宗畫則是畫工畫，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論強調文人畫概念，並梳理其宗派體系。從董其昌本人的繪畫實踐來看，這意味著以書法修養融入繪畫實踐，“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以筆墨韻味代替造型原則。董其昌還強調文人畫的“士氣”。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及其繪畫實踐，哺育了明清壹大批山水畫家，其中佼佼者，當為畫史所稱的“四王吳惲”。四王借鑒董其昌南北宗論，對山水畫南宗運動推行、紹述，他們以仿古為名，對南宗畫的創作實踐進行系統總結。在四王正統畫派之外，還有石濤、八大山人和揚州八怪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簡練、石濤的奇僻。但究其本質，四王和石濤、八大山人等人的繪畫雖有區別，但都是為了表現各自的筆墨趣味和獨特個性，因而，四王畫派和石濤壹路都是文人畫內部的兩條路子，壹條是從創作實踐進行總結和提煉，使中國繪畫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壹條路是繼續進行筆墨的藝術實驗與大膽革新，以求進壹步發展，兩者皆有顯著的歷史功績，體現了變與繼承的辯證關系。
清代
清代到了文人畫鼎盛的時期，湧現了諸多頂極文人畫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濤最為突出。身為明末遺民，他們在書畫中寄寓國破家亡之痛，八大筆法恣肆、放縱、簡括、凝練，造形誇張，意境冷寂。石濤努力體察自然，鄙視陳陳相因，亦步亦趨的畫家，主張“筆墨當隨時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盡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張對後世的“揚州畫派”、“ 揚州八怪”、虛谷、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響。
近代
近代以來，關於中國畫發生了三次論爭，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畫為特質的中國傳統繪畫，是繼承還是拋棄，是西化還是完全繼承傳統。第壹次論爭中，康有為、陳獨秀等要求進行美術革命，並完全采用西方的寫實手法改造繪畫，而陳師曾等人則維護中國文人畫的地位和價值，發表了《文人畫的價值》壹文，對中國文人畫進行了理論上的系統總結和闡釋。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鴻提出的“素描為壹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主張在藝術院校裏中國繪畫的學習必須從素描開始，而潘天壽等人則主張恢復中國畫系，中國畫應擺脫西畫的影響獨立發展和教學。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來，吳冠中提出現代繪畫理念，要對中國畫進行徹底變革。從創作實踐來看，近現代的中國繪畫有這樣三條道路，並各自產生了大師。壹是完全繼承傳統繪畫並繼續探索創新的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陸儼少；二是立足於中國傳統繪畫，並借鑒西方繪畫技巧的劉海粟、潘天壽、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繪畫技巧，並融合中西方各種流派的徐悲鴻、林風眠。
代表人物
我國當代有眾多從事文人畫創作並取得壹定成就的畫家，如：邊平山、朱新建、王和平、趙蓓欣、北魚、壹然、汪為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