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原理告訴我們，人文地理環境等生存條件制約著人們的謀生與生活方式，也決定了相應的飲食文化。長期生活在東北地區白山黑水之間的滿族祖先，主要以漁獵、采集和遊牧為主要的謀生與生活方式。山林裏的獐、麅、熊、豬、雁、野雞、野鴨等獵獲物，所能采集到的各種山菜、野果、野菌以及江河的魚類、貝類，是他們主要的食物來源。漁獵、采集和遊牧這種謀生方式，不僅養成了他們粗獷豪爽的性情，也使之形成了北方民族固有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飲食風格。至今，眾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滿族風味菜肴、食品，大都留有這種謀生方式和飲食習慣的遺跡，顯現並印證著滿族飲食文化的本來特點。
滿族薩滿家祭
《山海經·大荒北經》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對此，東晉郭璞註雲：“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余裏，穴居，無衣，衣豬皮……
《後漢書》所謂挹婁國是也。”書中所說，亦即如今長白山以北寧安境內的鏡泊湖和牡丹江中上遊區域。在此區域的寧安縣鏡泊鄉鶯歌嶺古肅慎人的遺址，考古發掘出土了很多石鏃、石刀、石矛、骨制魚鉤、大量殘存的獸骨和陶豬。在其中的壹處居室遺址正中的竈址南部，出土了五個保存完好、排列整齊、完整的麅子和豬的頭骨。而且，在灰坑中，還發現有壹些制作精美的陶塑手工藝術品陶豬和陶狗。尤其是從灰堆中出土的這些陶塑手工藝術品陶豬，不僅形態逼真、生動可愛，還有著公、母和長、幼豬之別。這些，說明滿族的遠古祖先肅慎人的食物來源，不僅僅是野豬等各種山林野獸和魚類，已經開始馴養野豬，並逐漸地以豬作為他們的主要肉食來源。並且，根據同時在同壹遺址出土的陶器釜、甑等蒸煮器具可以判斷，古肅慎人已經掌握了用燒、蒸、煮的方法把生食變成熟食或半熟食的技術。這壹點，也與郭璞《山海經·大荒北經》註所說的“衣豬皮”相符。亦如《後漢書·東夷傳》所記，“挹婁，古肅慎之國也……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廟會上賣糖的小販兒
古肅慎人由於地理環境造就的喜食豬肉以及肉粟兼食的飲食習俗，壹直被後世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和滿族壹脈相承地繼承下來。這壹點，突出地表現在流行至今的壹些以豬作為主要原料的菜肴上。
而且，在供奉神靈、宗教祭祀的祭品之中，尤其凸現了這種食俗。例如，近人何剛德《春明夢錄·客座偶談》所記，滿人祭神，“ （天） 未明而祭，祭以全豕（豬） 去皮而蒸。黎明時，客集於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壹盤，連遞而上，不計盤數，以食飽為度。旁有肺、腸數種，皆白煮，不下鹽豆豉。末後，有白肉末壹盤，白湯壹碗，即可下老米飯者”，雲雲。此即滿族著名的傳統佳肴“全豬席”。由於滿族食俗以豬為上品，因而滿族祭祀活動的“犧牲”品中，乃以豬為主，因此豬肉則有“福肉”“神肉”之稱。祭祀完畢之後，則由眾人分食。至於至今仍廣為流行的“烤小油豬”“壇燜肉”“燎毛豬”“白肉血腸”“殺豬菜”之類，更是滿族食俗中源遠流長的民族風味名吃。
滿族食俗禁食狗肉，而且也禁用狗皮作為衣飾用品。就其生存所必需的生產生活條件而言，狗是本民族生產活動中用來狩獵、看護財物和自衛的重要家畜，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夥伴動物。滿族廣為流傳的民間傳說“義犬救主”故事，相傳曾有壹只義犬在危急之際救過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性命。盡管這個文本附會於清太祖，仍然是滿族先民生存條件所決定的把狗視為親密夥伴意識的反映和寫照。
基於自身的生存環境、生產和生活的習俗慣制，形成了滿族傳統飲食文化的本來特點，這就是，喜食肉類、魚類和山珍野味菜肴，烹調方式以燒烤和煮燉為主，亦即清代著名學者袁枚在《隨園食單》中所寫的“滿人菜多燒煮”。對於古代滿族來說，這類飲食資源豐富易得，熱量大，加工制作便捷，適宜本民族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
滿族舊時喜吃小米、黃米幹飯與黃米餑餑（黏豆包），逢年過節吃餃子，農歷除夕必吃手扒肉。有壹首滿族情歌就是借黏豆包來抒發愛情的。歌中唱道：“黃米糕，黏又黏，紅蕓豆，撒上邊，格格做的定情飯，雙手捧在我跟前……越黏越覺心不散，妳心我心黏壹團。”滿族的具有獨特風味的“薩其馬”至今仍是廣大人民愛吃的點心。當今的“遼菜”就是在滿漢菜肴的基礎上廣采南北諸菜系之長形成的。由正白旗人那吉始創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的“那家館”的白肉血腸，以及家常菜小雞燉蘑菇，集中體現了滿族的飲食風味。“那家館”的白肉血腸，其白肉是選用肥豬硬肋部位的五花肉，先用清水加調料急火煮沸，再改用小火汆透而成，肉爛醇香肥而不膩；其血腸，選用新鮮豬血灌制，絳紫顏色，光澤明亮，佐以韭菜花、腐乳汁、辣椒油和蒜泥等調料，給人以鮮嫩可口的口感。至於宮廷著名的“滿漢全席”則是滿漢飲食文化交融的結晶。
滿族是個“馬背上的民族”，也是壹個從白山黑水走向全國，曾經建立了統壹國家版圖的清王朝的偉大民族，為祖國的統壹和發展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清王朝將近三百年的發展歷史過程中，其不僅註重學習、弘揚源遠流長的漢族傳統文化精華，也使其包括飲食文化在內的本民族優秀文化隨著時代、社會的發展而得以不斷完善、提高和升華。從民間到宮廷，同時又廣泛地集納全國各地古今飲食藝術的優長，使本民族的飲食文化出現了歷史性的嬗變與提升。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如今已經蜚譽中外的“滿漢全席”。
作為明代之後中國烹飪技藝發展的壹個高峰的滿漢全席，可謂中國最為著名也是規模最大的古典巨型筵席。清入關之後，隨著國家的逐漸強大、昌盛和穩定，滿族統治者在飲食方面也自然而然地講究起來。康、雍、乾時代，鑒於宮廷宴會既要突出統治者飲食習慣，也要關照到其他出席宴會者飲食口味的需求，形成了“滿席”“漢席”並行的制度。這種制度，為合而產生滿漢全席的“嫁接”或說是“合流”，提供了宮廷飲食制度方面的便利平臺，使之得以順理成章地正常過渡。
考之漢籍文獻記載，滿漢全席這個筵席名稱，始見於清代中葉，當時初稱“滿漢席”。這就是首見於清代袁枚《隨園食單》和李鬥的《揚州畫舫錄》中所謂的“滿漢席”。
《隨園食單·須知單·本分須知》雲：“滿洲菜多燒煮，漢人菜多羹湯，童而習之，故擅長也。漢請滿人，滿請漢人，各用所長之菜，轉覺入口新鮮，不失邯鄲故步。今人忘其本分，而要格外討好。漢請滿人用滿菜，滿請漢人用漢菜，反致依樣葫蘆，有名無實，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就此，他還打比方說，“秀才下場，專作自己文字，務極其工，自有遇合。若逢壹宗師而摹仿之，逢壹主考而摹仿之，則掇皮無異，終身不中矣”。在《隨園食單·戒單·戒落套》中，他又寫道：
“唐詩最佳，而五言八韻之試帖，名家不選，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詩尚如此，食亦宜然。今官場之菜，名號有‘十六碟’‘八簋’‘四點心’之稱，有‘滿漢席’之稱，有‘八小吃’之稱，有‘十大菜’之稱，種種俗名，皆惡廚陋習。只可用之於新親上門，上司入境，以此敷衍；配上椅披桌裙，插屏香案，三揖百拜方稱。若家居歡宴，文酒開筵，安可用此惡套哉？必須盤碗參差，整散雜進，方有名貴之氣象。余家壽筵婚席，動至五六桌者，傳喚外廚，亦不免落套。然訓練之，卒範我馳驅者，其味亦終竟不同。”此外，尚有所謂“滿漢大席”之謂，見於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不過，這裏的滿漢大席，並非是指滿漢全席，而是“烤全豬”。
《清稗類鈔·飲食類》記載：“燒烤席，俗稱滿漢大席。筵席中之無上上品也。烤，於火幹之也。於燕窩、魚翅諸珍饈外，必用燒豬、燒方，皆以全體燒之。酒三巡，則進燒豬，膳夫、仆人皆衣禮服而入。
膳夫奉以待，仆人解所佩之小刀，臠割之，盛於器，屈壹膝，獻首座之專客。專客起箸。筵座者始從而嘗之，典至隆也。次者用燒方。方者，豚肉壹方，非全體，然較之僅有燒鴨者，猶貴重也。”有人將此作為“滿漢全席”書證，顯然大謬。細為深究，也只不過屬於滿漢全席中的壹道菜肴，或某道菜肴采用的是燒烤技藝而已。應予註意的是，把烤全豬謂為滿漢大席，卻也從另壹角度反映了滿族燒烤特色在其菜肴中所占的分量很重，是滿漢大席的主要風味特點。
中國版圖遼闊，各地飲食習慣異彩紛呈，風味豐富多彩，乃因地方色彩而異，通過加減、融合改造，於是便形成了數種具有地方色彩的“滿漢全席”各種地方版本。例如，滿清王朝發祥地的“陪京”盛京（沈陽） 的滿漢全席的版本，是壹大菜帶八炒菜的所謂“壹君帶八臣”格式，席間總***要翻臺十二次。在廣州，則按南菜、北菜各五十四款，根據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數安排菜肴的格式，此外二分手，四京果、四糖果、四酸果、四生果、四看果、佳肴點心，主食***七十八款，分四餐供客人享用。天津格式采取壹百零八作為吉祥數，同北京格式大體相仿。個中，幹果、鮮果、蜜餞、糖餞、冷菜、面點、甜碗、粥碗等，碗碟、茶點均按四件壹組配套設置，大菜則按四紅、四白、四大菜的“壹帶四”格式分層推進，編排緊湊，菜式古樸而少有粉飾，保留著滿漢全席的很多原始風貌。這也多少體現著天津地方風物的特色。無論根據當地飲食口味和風俗習慣選配原料烹制的哪種版本的“滿漢全席”，菜點也不斷地有所增減變化和更新，但都突出了“滿族燒烤”工藝和滿族風味這個主特色基調。盡管滿漢全席在各地多有變異，菜肴與格式有別，但是，其場面之大，氣派之豪華，餐具之考究，入席的菜肴用料以及菜名之講究、珍稀，層次之豐富，特別是對禮儀的註重和嚴格，都為之最終被塑造成為壹種主要的“國宴”和流行久遠的中華飲食文化的經典，成為中華美食的壹個縮影，奠定了基礎。
滿族民間飲食文化先是通過清朝入關後宮廷設置的“滿席”和“漢席”制度，以主流面貌進入宮廷生活，然後又經取長補短的融合，在保留滿族飲食風味特色的基礎上創制、升華為滿漢全席，進而使之成為壹時最為盛大、高貴的國宴。通過“從民間到宮廷”發展的途徑，實現了本屬“馬背上的民族”，壹個北方遊牧狩獵民族的飲食文化的歷史性嬗變與提升。這種歷史性的嬗變與提升，進壹步加強了滿族文化的影響力，加強了滿漢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