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實主義者對道德進步和人的能力持悲觀態度，但他們對現實主義悲觀主義根源的理解是不同的。古典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根植於人性。它認為人性本惡，由於人性根深蒂固的客觀規律，國際政治領域的利益對立和沖突不可避免。與經典現實主義不同，新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更多地植根於國際體系的本質。新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肯尼斯·華爾茲認為，國際體系不同於國內體系。“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都是從屬的，有的有權指揮，有的不得不服從。國內系統是中央集權和等級制度。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同樣相關。”“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就是沒有法定的集中控制力。”缺乏對國家的權威導致相互不安全、沖突和對有組織暴力的依賴。國際體系的性質導致國家之間不斷的競爭和沖突。各國可以通過外交和權力平衡來緩解無政府狀態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其影響。
其次，現實主義也可以視為理解國際政治的壹種研究方法。那些自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學者，可能持有上述現實主義的哲學悲觀主義，但當他們試圖解釋關於主權國家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論概念時，往往又超越了這種悲觀主義。大多數現實主義者試圖建立能夠解釋和預測國際行為的社會科學理論。然而，這兩類現實主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總是清晰的。現實主義者的基本哲學觀是，國際政治從來都是、也將永遠是以使用權力、軍事力量和現實政治為標誌的。他們對國際法、道德和聯合國等機制的價值持懷疑態度。可見，現實主義是理解國際政治的壹般研究方法，而不是單壹統壹的理論。現實主義的許多批評者和支持者往往沒有意識到，現實主義也是理解國際政治的壹種研究方法，是許多相關理論的集合。然而，將現實主義視為單壹統壹理論的觀點實際上忽視了現實主義思想的多樣性，這使得他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過於簡單化。盡管安全研究的觀點經常受到哲學現實主義的影響，但當代國際政治理論和實踐的許多爭論都是圍繞著作為壹種研究方法的現實主義的理論問題展開的。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關於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往往不壹致，但他們在以下國際政治的本質問題上有著相同的核心思想。首先，他們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行為者，是構成當前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因此，國際政治的研究將側重於國家間關系的研究。對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關註較少。他們認為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實際上無法實現國家的重要地位。其次，現實主義者認為無政府狀態，即沒有任何最高權威，是國際政治中最顯著的特征。在無政府狀態下，“自救必然是行動的準則”，國家必須使用壹切自救手段。包括使用武力來保護他們的利益。競爭是這種無政府制度的必然結果。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軍事安全領域，但也包括經濟和其他領域。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使得各國深切關註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以及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相對優勢。這種擔憂指導著國家的行為，也使得國家間的合作難以實現。第三，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將尋求最大化其權力或安全。壹些現實主義者關註權力，認為權力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是這種現實主義的突出例子，而其他人則將權力視為壹種安全手段。比如，沃爾茲強調權力只是實現安全目標的手段。第四，現實主義者認為，在國際事務中，國家是壹個統壹而理性的行為者。它可以合理地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目標，考慮各種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的結果，然後選擇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目標的政策方案。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指出的，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國家是壹個統壹而理性的行動者，它會仔細權衡各種可用行動的成本，尋求預期效用的最大化。雖然仍然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缺乏足夠的信息進行理性選擇，但這些假設構成了現實主義者分析國際政治的出發點，但這並沒有導致他們對國際政治的壹致理解或單壹的國家行為理論。雖然每個現實主義者都接受這些核心假設，但他們對現實主義理論作為壹種研究方法的不同理解導致了他們對當代國際政治的不同解釋，這形成了現實主義者在國際秩序模式上的壹些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