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文學的大格局中，中國古代文學有其自身獨特的思想，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我認為，與其討論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是否存在，不如討論這壹思想在現代世界和現代視域中的價值與意義。歷經數千年的文明積澱，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傳統，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我認為，與其討論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是否具有自身的體系，不如思考這壹傳統存在於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境域之中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我們將西方文學思想（傳統的與現代的）視為壹整套體系，並以之作為參照系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在傳承與變異中原本就形成了壹整套完整的體系。這壹體系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歷史存在，是壹種歷史傳統，只是當我們借用西方文學思想的話語（如本體論、創作論、形式論、鑒賞論等等）時，往往無法恰當地解說它的內涵，甚至無法滿意地勾勒它的輪廓。因此，面對幾千年的文學傳統，我們時時感到惶恐和困惑：我們能感性地感覺到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存在，卻無法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壹旦我們想要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它要麽就像水銀壹樣從我們的手指間無聲無息地悄悄溜走，要麽就如橡皮塊壹樣被我們隨心所欲地拿捏成各種各樣的形狀。這也許正如蘇東坡所感嘆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中國學人生於斯，長於斯，反而對中國文學傳統難以言說，或者信口胡說。
這是中國傳統文明步入20世紀以來所面臨的最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準確地說，這並不是傳統文明的困境，而是傳統文明的承繼者或闡釋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醫藥，在幾千年歷史中壹直大行其道，成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中藏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千金要方》等等，數千年來屢試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決了多少病癥。可是，20世紀以來，當人們將中醫藥納入西方醫學體系中之後，中醫藥就似乎不那麽靈光了，至少是不能“獨立行醫”了。在壹般的醫院裏，如果不采用“中西醫兼治”之術，醫生們幾乎束手無策。
於是，“畫眉深淺入時無”，成為中國傳統文明扣擊現代文明之門時經常發出的疑問。在文學研究領域裏，前壹陣所謂“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現代轉換”，所謂“中國文學的失語癥”，不是被炒得沸沸揚揚嗎？在我看來，“現代轉換”也好，“失語”也好，都是壹種漠視傳統的“無根心態”的表述，是壹種崇拜西學的“殖民心態”的顯露。“世人都曉傳統好，惟有西學忘不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應對現代社會的嚴峻挑戰，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不外有兩種選擇；壹種選擇是適應現代社會，發掘文學傳統在現代社會中的“實用性”：壹種選擇是堅守傳統立場，發揚文學傳統在文化傳承中的“自足性”。章太炎在談到傳統學術研究時說：“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與王鳴鶴書》）也許有感於20世紀初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的嚴重困境，章太炎更強調傳統學術研究的“自足性”，而我則寧可強調傳統學術研究的雙重選擇。我同意魏源所說的：“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默觚·治篇五》）我認為，只有積極地適應現代社會，才能有效地改善古代文學研究的外部生態環境，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尋找更多、更好的契機；而只有積極地堅守傳統立場，才能有效地激發古代文學研究的內在生存能力，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提供更強、更盛的活力。換句話說，古代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在於，它是憑借壹整套生生不息的傳統學術資源和傳統學術規範，去應對現代社會挑戰，確立自身精神價值，傳播潛在文化意義的。
壹方面，“傳統”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學研究自立於學術之林、自立於社會之中的根基。就其極端的意義而言，“傳統”是拒斥現代化的，是不可能實現所謂“現代轉換”的；如果謀求“傳統”的“現代轉換”，只會傷筋動骨，不能脫胎換骨。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正表現出對傳統的尊重和珍視。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講學，在羅馬、那不勒斯、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親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對每壹處古希臘或古羅馬遺址的珍愛，對每壹尊歷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壹塊年代久遠的石頭的保護，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嘆。中國作為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曾經損毀而現在仍在繼續損毀的文化遺產是難以計數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淡化了對“傳統”的珍視。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墻的拆毀，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擴建，還曾引起激烈的爭論，而對眼下二環路沿線建築的大規模拆建，人們已顯得“心平氣和”了。損毀了的文化遺產是永遠不可能重新修復的，哪怕是壹部古籍，毀了壹本，天地間就將少了壹本。新修的北京大觀園、武漢黃鶴樓等所謂“古跡”，固然精雕細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學研究不能斬斷“傳統”，必須永葆“傳統”，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命所在。
當然，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古代文學也不能置身世外，漠然處之。在“技”的層面，古代文學研究無疑需要接受現代化科技手段的洗禮。例如漢字信息的計算機處理等研究的深入發展，的確大大改變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手段、研究工具，為古代文學研究開拓出壹片大有可為的嶄新天地。而我更為看重的是在“道”的層面，源遠流長的古代文學傳統維系著中國人的精神，積澱著中國人的智慧，昭示著中國人的心靈，它應該也完全可以為重塑中國人的形象貢獻寶貴的文化資源。荀子說：“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荀子·性惡》）陸賈說：“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新語·術事》）古今對話，是傳統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壹個國家和民族，需要有自身獨立精神文化傳統。“傳統”的意義，不僅指向過去，也指向現在，還指向將來，是貫穿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掙不斷的紅絲”，是壹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傳統並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壹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並且參與到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壹步地規定了傳統。”（《真理與方法》）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走向，不是簡單地汲取古代文學思想的精華，也不是簡單地繼承古代文學思想或宏揚古代文學思想，而是能動地選擇和激活古代文學思想，從而積極地參與現代文學理念的建構，並且不斷地重新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