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二。宏觀尺度和多樣性:看待歷史和科學的另壹種方式？很多人都去過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筆者也不例外。對於壹個能記住圖畫書裏所有恐龍名字的大男孩來說，博克館是壹個天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展廳“生命科學館”，即使我上壹次參觀已是20年前的事了，但生動的印象仍如昨日。穿過奇妙的大門後，三十多億年的地球生命史壹路展開，從起源、進化、登陸陸地，直到恐龍統
導言二。宏觀尺度和多樣性:看待歷史和科學的另壹種方式？很多人都去過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筆者也不例外。對於壹個能記住圖畫書裏所有恐龍名字的大男孩來說，博克館是壹個天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展廳“生命科學館”，即使我上壹次參觀已是20年前的事了，但生動的印象仍如昨日。穿過奇妙的大門後，三十多億年的地球生命史壹路展開，從起源、進化、登陸陸地，直到恐龍統治地球。旅程到達了恐龍館* * *裏——暴龍怒吼，腕龍垂著脖子從天而降。壯觀的化石骨架和活動模型足以讓孩子們興奮不已。然而，生命史的故事還沒有結束，人類的遠祖悄然出現。露西凝視著遊客，遠處回蕩著披頭士的旋律。
這部關於地球和生命長河的史詩是博物館常客或科普書籍粉絲熟悉的經典敘事。之所以經典，不僅在於故事的宏大規模，更在於從科學的角度回答了人類經久不衰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在自然界中處於什麽位置？它揭示了生命經過億萬年的進化，成為當今世界上的有知覺的生物；作為生命進化的地球階段，也經歷了45億年。
《地球與生命長河的史詩》是博物館參觀者或科普書籍愛好者熟悉的經典敘事。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pix abay 45億年的悠久歷史已經成為壹種自然而然的“常識”。這種常識在科普敘事中常被用來表現人類理性戰勝宗教迷信的勝利。基督教認為上帝創造了世間萬物，甚至有人推算出地球從上帝創造到耶穌基督誕生只有4000多年的歷史。在“民智大開”的當下，這樣的主張無疑是可笑的。就像哥白尼把地球從宇宙中心移走，達爾文把人類降為受自然規律支配的動物壹樣，對地球深層歷史的認識也成為科學進步的最好例證。
然而，“自然自有其悠久的歷史”真的有那麽明顯嗎？這種改變人類觀念的“革命性”過程真的那麽自然嗎？
英國科學歷史學家馬丁·魯維克所著的《地球的深層歷史》壹書旨在回答這些問題。魯維克指出，人們對地球深層歷史的認識並不那麽理所當然，但構建和確定今天的“常識”需要壹個曲折復雜的路徑。在這個曲折的過程中，沒有壹張白紙黑字的平面臉，無論是科學家英雄，還是阻礙知識進步的頑固信徒。
首先，基督教的線性歷史觀不能不提魯維克的學術背景和經歷。他是科學史的高級研究員。曾在劍橋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等機構任教，專攻18、19世紀地質學、地球科學、田野和博物館相關科學領域的歷史。他不是壹個純粹的學術人文主義者——在他轉向科學史的專門研究之前，他是壹個受過科學訓練並有豐富野外工作經驗的專業地質學家。他對達爾文之前的地球科學史的研究成果被譽為“對學術界具有權威性和深遠的影響”。他壹生的成就得到了許多獎項的肯定，包括2007年科學史上的最高榮譽——薩頓獎章。並且《地球深層史》這本書還獲得了2015年英國科學歷史學會頒發的年度最佳通俗專著丁格爾獎。
魯維克的背景使他處於壹個特殊的位置，能夠對全局有壹個全面的看法。作為壹個曾經的科學研究者，作者自然對地球科學領域的現狀及其知識規範相當熟悉，這使得他的企圖挑釁——不是挑戰或推翻這個案子，但至少是挑釁和* * *——對現有的標準敘事進行中肯的反思。這種嘲笑在書中很常見，比如斯特諾的《疊加原理》和赫頓的《地質學之父》的書名。作者還不時透露自己親身參與或觀看的地球科學界的“八卦”，尤其是在談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發展時，這使得本書不僅僅是通常的知識敘事，更多的是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口述個人觀點。
線性歷史觀是基督教給西方文化和學術帶來的最大影響之壹。此外，從書中的諸多細節，讀者也不難理解，魯維克本人就是壹名虔誠的基督徒。他對《聖經》典故和基督教知識的熟悉，使他比那些對宗教漠不關心甚至鼓吹無神論的普通科學家更能理解壹些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思想和言論，他對“神創論”運動的譴責(見附錄)也更有穿透力。宗教信仰和科學求真並不像公眾想象的那樣總是格格不入。盧維克的個人信仰並不妨礙他對科學史的研究，反而使他能夠洞察基督教在現代科學和人文發展中的傳承。
基督教對西方文化和學術的最大影響之壹是線性歷史的概念。在這本書的開頭，魯維克就開始梳理“世界有壹個獨特的起點和壹個不可逆的線性歷史”的思想，這個思想起源於猶太教，在基督教和基督教中繼續發展。線性歷史可以描述為亞伯拉罕宗教信仰的特征:從上帝的創造，通過壹系列事件(如《舊約》中描述的故事)，到救世主(彌賽亞)的到來、犧牲甚至回歸，迎接末日的最終審判。這種帶有強烈時間方向感的世界觀與其他文化(如古希臘哲學家)的時間“循環觀”或宇宙“穩態觀”形成鮮明對比。
以中國為例。中國古代雖然有持續的、系統的歷史書寫實踐，但“史”的本義只是記載事件的官員，強調歷史事件的記錄，而不是像亞伯拉罕宗教的傳統那樣，從頭到尾都是線性的時間。所以，中國傳統中雖然有“過去”與“現在”的古今之別，但並沒有線性的歷史觀。甚至，受陰陽家“五德本初”解釋朝代更替的影響，或者儒釋道中類似的思想，都傾向於壹種循環論。關於思想史或史學史的討論，在杜、、王繁森等前輩的著作中都有深入的論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單獨參考，這裏就不贅述了。
魯維克指出，基督教的線性歷史觀對地球歷史的科學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對於近代早期的歐洲人來說，《聖經》中記載的不是宗教神話，而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尤其是當歐洲人接觸到更多的古代文明的文獻和記載，比如埃及、巴比倫、中國，聖經和這些外來記載的對比，不得不調解兩部作品早晚的矛盾。因此，本書開頭提到的17世紀編年史家吳雪的著名理論──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創造了壹切──在今天的人看來可能是荒謬的，但對當時的基督徒來說，這是壹次嚴肅而科學的嘗試。吳雪運用年代學的方法，收集和比較各種語言中的神聖與庸俗文獻，試圖梳理和重建壹個詳細而準確的世界歷史時間線。
愛爾蘭天主教會的大主教吳雪試圖用年代學的方法構建壹個基於《聖經》的世界歷史時間線。Pexels當我們將吳雪和當代歐洲編年史家的嘗試與其他地區的歷史學家進行比較時，不難發現前者其實是比較特殊的。中國古代史學雖然發達，也有《春秋》、《子同治簡》等編年體史書，但編年的起點有限，沒有追溯到創作的整個起點。司馬遷的傳記通史《史記》雖然從古代傳說中的五帝開始，但並沒有用某種絕對的尺子來衡量五帝事跡在時間軸上的“確切”位置。可以說，西方編年史家對精確定量斷代的追求固然受其宗教信仰的驅動，但也將歷史研究提升到了“歷史科學”的層面。
世界的起點是“公元前4004年”，這當然是壹個過時的推測。不論成敗，如果科學是壹種“系統地觀察、測量和實驗，並構建、檢驗和修正假說”的方法(這裏我引用《牛津英語詞典》中的定義)，那麽通過仔細考證，用年代學的方法比較收集到的資料，很難說吳雪的思想和實踐不“科學”。後世研究地球歷史的科學家，雖然方法或技術有差異，但興趣和武學是壹致的。
人文與科學的互動影響了17世紀的編年史家們整合跨文化、不同語言的文獻(包括他們視為最重要史料的《聖經》)來為人類歷史定年，不僅基於人造文物，還基於彗星、日食等天文現象的記錄。大自然本身充滿了“文物”，如化石、貝殼、寶石和礦物。如果讀者去過博物館，就不難想象，這些“自然文物”在藏家眼中，就像文物、書籍、文獻壹樣，是珍寶。著名的大英博物館原本就收藏著上述自然遺跡，只是到了近代，這部分才被拆分成壹個獨立的展廳，也就是今天的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魯維克在本書中提出的另壹個重要觀點是人文(歷史)與自然科學的相互作用。他指出，近代早期歐洲的“學者”(當時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概念)盜用了歷史學家的工具，尤其是年代學的概念和方法，將研究對象從文化領域轉移到了自然界，為後來探索地球歷史奠定了基礎。既然人造文物可以用來重構人類歷史，那麽沒有理由說自然文物不能作為自然歷史的證據。山川、河流、湖泊、海洋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不僅是人類歷史劇的固定風景，也有自己的戲劇性變化。近代早期歐洲的博物學家(研究博物學的人)利用自然文物反復辯證地球歷史和聖經敘事的合理性，進而認識到地球的過去比最初想象的要長，甚至人類也在其中出現得比較晚。這個時間跨度從吳雪聲稱的幾千年的光譜逐漸延伸到幾百萬年、幾百萬年，最後延伸到今天公認的“常識”的45億年。
寫《物種起源》的達爾文是壹位博物學家，從地質研究起步。Pixabay的上述曲折，作者在本書中已有闡述，在此不再贅述。我們可以從作者的敘述中知道自然歷史的發展是如何受到人文和歷史方法的啟發。博物學和探索引起自然現象的因素和規律的“自然哲學”構成了現代西方科學的兩大部門。生物學和地質學等專門領域是從自然歷史傳統中分化出來的。在近代科學專業化之前，至少在“大學者”時代，學科門類並沒有嚴格區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重疊相當普遍。
達爾文是壹位博物學家，從地質研究開始。雖然這本書並不致力於達爾文的進化論，生物物種的進化和地球的深層歷史，但這兩個問題自十七世紀以來壹直是相輔相成的，盡管前者因為達爾文的名氣而引起了更多的公眾關註。當進化論在19世紀中期逐漸被西方知識界接受後，進化論、進步論等科學話語又重新滲透回包括歷史在內的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我們可以從作者引用的總結中壹窺不同學科的知識體網絡。
即使在自然科學內部，不同的學科或教派也有各自的立場，對同壹事物的解釋可能相差甚遠。例如，物理學家曾經嘲笑地質學家對地球年齡的上億次估計，認為這與地球從壹開始就逐漸冷卻的物理速率相矛盾。達爾文的密友萊爾與當代學者的爭論也在本書中進行了分析。萊爾繼承了赫頓等人的觀點，主張我們身邊無時無刻不存在的水蝕、沈積和風化的微妙影響，在遙遠的過去也同樣存在。這些“現在的因素”塑造了所有的地質景觀，並使地球保持平衡和穩定的狀態。這種“均壹性”的理論(或者翻譯成漸變理論，不過，“均壹性”更符合他的核心思想的本質)對達爾文影響深遠，以至於達爾文在思考物種進化的時候，也認為這個過程是壹代壹代積累下來的微妙變化，而不是突然的急劇“突變”。萊爾倡導均衡化理論，有意識地反對“災難論”，認為地球歷史上曾發生過超出現在規模的劇烈影響，如巨大的海嘯或火山爆發，造成了現在的地球環境。災變論很容易與聖經中提到的大洪水聯系在壹起，而這正是崇尚人類理性、渴望思考改革的萊爾想要快速擺脫的。
由於萊爾在當今地質學教科書中的突出地位，以及他與達爾文的密切聯盟，我們很容易忽略這樣壹個事實，即像萊爾和達爾文這樣堅持變分法的人在當時的地質學界是少數。正如魯維克指出的，其他人不是白癡，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反駁變異理論。許多地質學家關註地層間的不連續界面，認為這是重大事件改變前後環境的證據，並劃分各種地質年代來記錄(就像歷史學家記錄不同朝代或時期壹樣，這是另壹個類似於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例子)。古生物學家也傾向於災變論；在他們眼中，化石證據不僅表明了進化的方向，也表明了生物物種的突然大規模滅絕或快速爆炸確實發生過。這讓古生物學家即使接受進化論，也對達爾文的“慢慢換世代”的進化模式產生了懷疑。而且根據變易理論，保持恒定平衡的地球，過去只有沈悶的漫長時間，根本不存在充滿跌宕起伏和事件的線性“歷史”。這個圖像很難說服大多數試圖用化石重建生物進化譜系的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
變異和突變理論誰對誰錯？也許兩派都有對錯，看角度(或者尺度)。兩派都有壹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或者說像盲人摸象。他們都在摸索“真相”的壹部分，卻互相指責對方沒有看清全貌。
看待歷史、宗教和科學的新方式值得讀者關註。作為壹本通俗的“科普”著作，這本書刻意回避甚至反對科學史的輝格黨寫作方法。所謂“輝格黨”，原指英國歷史上的輝格黨，其支持者願意將英國政治史描述為壹部議會民主的歷史。簡而言之，歷史人物分為推動或阻礙民主進步的好人或壞人，歷史事件就是基於這種價值來評判的。
“榮耀格式”價值觀把人和事分成促進和阻礙進步的敘事。皮薩貝的科學史寫作常常陷入“發光格式”的模式，被渲染成推動或阻礙科學進步的對抗。“科學革命”的經典敘事就是壹個例子。把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牛頓視為同壹個“正統”，突出了這些偉大的科學人(甚至壹些先烈)對於啟蒙和進步的價值，而忽略了他們理論的歷史內容和語境，這可能與今天的認知有很大不同。“科學”與“宗教”的對立，在惠格式的解讀中往往被無限放大。魯維克認為，在仔細審視歷史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科學與宗教之間反復的本質沖突”的觀點經不起考驗。如前所述，作者曾多次表示反對偉人的寫作方式，即批判科普書籍和科學體系中科學先輩的標準敘事。
魯維克提醒讀者澄清原教旨主義者創造的神話。這裏所謂的“原教旨主義”不僅僅是宗教陣營，還有科學界的無神論原教旨主義，兩者在作者眼中同樣極端。當然，作者在這裏的判斷自然有他的宗教信仰立場，讀者可以自己判斷他的寫作是否符合他的公正性。
總之，《地球深部史》不僅是壹本關於人類如何認識地球悠久歷史的科普書，也是壹部從多個角度探索地球科學學科發展的歷史。在這個曲折復雜的知識探索過程中，各種跨文化、跨學科的知識資源被整合，不同的知識群體也以各自的觀點和方法參與其中，辯證互動或相互影響。“歷史”的含義也擴大了。原來，“歷史”專指人類過去活動的事跡，尤其是基於文字記載的信仰史。自從人們把年代學的概念挪用到自然界，探索地球和生命的發展過程，大大擴展了地球的時間跨度，認識到自然界有自己的歷史，人類才出現在這部劇的最後壹幕。對人類起源的追尋，產生了“史前史”的概念和範疇。
這壹套集地球(甚至宇宙)深層歷史、生命進化、人類史前史、信仰史於壹體的宏觀敘事，是科學界和博物館慣用的解讀世界的方式，但現代歷史學家卻很少談及。近年來，壹些歷史學家稱之為“大歷史”，並大肆宣傳(註意不要與中國著名學者黃仁宇的“大歷史”相混淆。這裏所謂的“大歷史”是由美國歷史學家〔David Christian〕倡導的，他寫了很多書來闡述這壹思想，中國臺灣省也出版了中文版。)。但是，從這本書可以看出，這種宏觀敘事其實並沒有什麽新意。至少當17世紀的編年史家試圖重建從創世到現在的時間線時，他們邁出了探索世界的壹小步。
——本文摘自《地球深層史:壹場被忽視的地質革命，壹部地球萬物史》壹書，Xinzhi.com 2021年4月選，左岸文化。相關標簽:人文，地球，深層歷史，地球科學，基督教，線性歷史，自然科學，發光格式達爾文馬丁。魯維克雅虎紐沃姆Pi雷達康乃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