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雖然有壹些受壹定歷史、階級、社會限制的舊道德知識；但也有具有長遠思想價值的道德智慧，反映了中華民族的道德進步，體現了全人類的道德文明。
1，源遠流長的中國倫理道德思想，始終貫穿著壹種堪稱“公忠”的道德精神。從《詩經》提出的“夜宿於公”，到《詩經》提出的“以公滅私，容其懷”，再到王夫之的“以身作則”，到孫中山的“為公”、“為公”，壹股股“為國忘家、為公忘私”的精神湧動，為國家、為民族鞠躬盡瘁。也正是在重視大局精神的影響下，產生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中華民族在其五千年文明史中，之所以歷經磨難而繁榮昌盛，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毅力，就是因為我們的民族具有“大公”、愛國、愛民這樣崇高的道德精神。
正是由於這種重視整體利益，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根本道德價值取向，中國傳統道德始終強調“為他人、為社會、為群體而自我犧牲”，“先人後己”，“為群體而自我犧牲”。在義利關系上，把代表整體利益的義放在代表個體利益的利之上，強調“義為先”、“義為先”、“義為後”，主張“見利忘義”，反對“見利忘義”。雖然董仲舒和宋明理學歪曲了先秦儒家的義利之辯，主張“重義輕利”、“重義輕利”，但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精神是，當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時，應以正義為重，以國家和民族的義為重，不以個人私利為代價。
今天，要把相對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文明、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必須在全民族中弘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倡導註重整體利益，把國家和民族的繁榮進步、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置於個人利益和個人享樂之上，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弘揚重視整體利益的道德精神，發揮道德的巨大力量，才能幫助人們克服市場經濟條件下斤斤計較個人利益、忘義和“金錢至上”的傾向，自覺關心他人、集體和國家的利益，鼓勵“先富起來”、“先發展起來”、“後發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民族之路。
2.在中國傳統倫理中，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仁”是壹種重要的道德精神，對協調人際關系具有積極意義。“仁”不僅是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也是建立和諧人際關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說，壹個仁慈的人應該“愛別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仁者，欲其人也，欲其人也。”要善良，他應該是尊重的，寬容的，值得信任的，敏感的，大方的。我們知道，所謂道德，就是要求人們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中國傳統的“仁”思想要求人們為他人著想，同情他人，尊重他人，信任他人，關心他人，幫助他人，誠實待人，與人為善。這是非常可貴的道德精神。雖然普世的“人間大愛”只是階級對立情況下的美好幻想，但人類的“仁”精神作為壹種積極健康的道德信仰，在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對協調人際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3.中國傳統道德歷來非常重視人倫的道德價值，強調每個人在人倫中應盡的道德義務。《尚書》提出“五教”，即“父之義”、“母之恩”、“兄之誼”、“弟之敬”、“子之孝”。孟子提出了“五倫”，即“父子相親，君臣相義，夫妻有別，老少有序，朋友有信。”《禮記·李雲》提倡“十義”，即“父之恩，子之孝，兄之恩，弟之恩，夫之義，婦之節，長之利，幼之順，君子之仁，臣之忠”這些都從不同的人際關系角度，規定了每個人為了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所應該遵守的基本道德原則。毫無疑問，傳統人際關系中維護封建等級關系的糟粕應該受到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被賦予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的意義，對於改善家庭與社會的人際關系，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傳統倫理中，這種鼓勵人們追求高尚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壹些人視道德精神為糞土，私心膨脹，物欲橫流，在“壹切向錢看”的不正之風中，成為貪得無厭、喪失人格和民族尊嚴的勢利小人。理想的道德人格是民族道德精神的壹面鏡子。壹個國家人民的普遍道德觀，直接決定了壹個國家精神文明的現在和未來。中國的現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設呼喚我們繼承中國傳統道德的寶貴遺產，在現實生活中提高人民的社會主義道德精神境界，重新樹立具有現代思想特征的新型理想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