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大師朱熹的話可不僅?存天理滅人欲?哦。
宋儒的理學不僅有思辨的壹面，也有經世致用的壹面。比如朱熹，對佛道的?空?和?無?大加批判，強調儒家?實?的壹面。此外，朱熹在從政時，對農耕非常重視，並主張通過勉力務農實現***同富裕。朱熹把食作為民生之本，把農作為足食之本，並將此上升到?理?的高度。他說：?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既然是自然之理，意味著人間君主不該違背。這寫正是理學家經世致用思想的表現。也正是這壹點，促使元代在恢復科舉時，壹改宋代科舉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科考內容的慣例，把宋儒理學定位科考主要內容，元朝統治者要的就是經世致用。
那麽，正如題主所問：儒家文化到宋朝時，是怎麽演化出程朱理學的呢？
這個問題要分幾個層面來說。
首先，從漢末到唐初（唐高宗之前）這400多年時間裏，儒學處在不斷衰落的過程中。
自從東漢明帝時佛教進入中國以來，傳播日廣。尤其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亂世，佛教更是大行其道，儒學日漸衰落。為什麽呢？因為儒家理論，只適合治世，根本應付不了亂世。不有壹種說法嗎，說儒生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草包?。
當時中國大的政治環境處在多重因素混合作用之下，不是哪壹家理論所能改變的，需要時間。而百姓在長久的亂世中，自然就被佛教思想說吸引。識字的人沈迷於佛教的思辨哲學，不識字的則相信了佛教的輪回轉世因果報應。儒家幾乎就徹底涼涼了。
這個局面知道隋朝壹統天下才有所好轉。
但隋朝太短，李唐建立。李唐對於三教基本持開放態度，鼓勵道家，也允許儒道佛三教並立，讓三家自由競爭。並且那時科舉在選官方面作用不大，唐初主要還還是看門第、有人推薦。此時，儒學只能說是停止衰落，勉強站穩了腳跟，但在三教中是最弱的。
其次，盛唐時期（唐高宗--武後---唐玄宗三朝），儒學初步站穩腳跟，與佛道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
這個時期，隨著大唐進入全盛時期，經濟發達，思想活躍，三教鼎立之勢真正形成，這標誌著中國古代社會從魏晉以來從儒道互補模式轉入到三教模式。
在唐高宗時期，三教都被政權納入其內，都有自己的位置與角色，三種文化力量鼎立，而後期又積極促發了道教社會地位的提高與道教學術的發展。對儒學而言，這400多年南北儒學的分立也被綜合起來。此時孔穎達《五經義疏》為代表的玄學化的經學得以通過國家化而固定下來。
到了武後時期，三教並行繼續深入，但是佛教更被提到突出位置，從而引起三教關系的變動。儒學在佛道的擠壓下，壹些士大夫壹方面從佛道的流弊上對佛道進行批判，另壹方面還出現了從經學本身進行反省的思潮。此時，佛教兩大宗派華嚴宗與禪宗，積極吸納傳統儒道文化的因素，成為中國本土化程度最深的兩個佛教宗派，並開始風行中國。
到了唐玄宗時期，三教都得到扶持與利用，尤其是突出道教理國與治世功能，三教鼎立最終完成於此時。
但是，儒生們對於這種情況當然難以滿足，他們還在努力。
第三，唐代中後期，儒生借鑒他學，結合社會實際，開始改造儒學、開始救世的努力。
安史之亂，摧毀了大唐中央的控制力，政權對於三教的管理與限制放松了。儒家的大批儒者進行著救世的努力，並積極借鑒佛教來構建自己的道統論、心性論，同時大批儒士投身佛教，其精神人格與內心世界受佛禪的影響很大。
此時，韓愈等人提倡運用儒家的?正義?、?道統?，以抗衡佛家，並以此構建儒家的心性學說及修身理論。他們打著?復古?的旗幟，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用儒學取代佛、道，晚唐古文運動應運而生。
第四，經過八百年沈寂，儒學終於在宋朝煥發新生，以理學的面貌出現。
北宋建立之後，宋儒逐步完善了儒家的心性學說與修身理論。北宋慶歷年間實行了以儒家思想為理論依據的改革即 ?慶歷新政?， 在慶歷新政中以範仲淹為首的改革派依據 ?儒學?精神特別是?六經?的精神在全國辦學、講學。
與此同時他們積極發揮儒家?經世致用?思想對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如此，宋儒有了進壹步闡釋儒家經典的需要。此後，北宋的周敦頤、紹雍、張載、程顥、程頤憑借各自對儒學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體系，但是，他們也有許多***同點：第壹，確立了?理?為宇宙萬物本質的本體論哲學觀，突出強調?理?為萬事萬物的最高存在；第二，在 道德修養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論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學；第三，儒家?天人合壹?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過主觀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