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西方文化史的學科概念
1、從傳統史學、新史學到新文化史
作為史學的壹個分支,文化史自有其產牛、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人們對文化史的認識也隨著這個過程而變化。自18世紀蘭克客觀主義史學產生以來,“照錄史實”的實證主義史學至今影響巨大;19世紀以來,“思辨的”歷史哲學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學研究的中心地位。當時,文化史在史學中的地位並不高。
19世紀下半葉興起的“新史學”往往自稱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學”認為文化就是人類發展的各個方面之和,歷史就是人類文化的進步。因此,“新史學”研究包括了人類發展各方面的歷史。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家斯賓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論》壹書中討論了歷史學的這壹新範圍。“在斯賓塞的歷史範疇中,政治、階級、宗教、風俗、文學、藝術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等等幾乎是包羅萬象。”雖然斯賓塞並未使用文化史這壹概念,但是西方學者卻通常把他的這壹討論作為對文化史理論的精辟論述。德國文化史家威廉·黎爾認為,文化史是真正的歷史哲學,它是“各國全部文明的歷史,它既表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也顯示在文學、藝術和科學等方面。”被稱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在壹次演講中更為明確地給出了文化史的定義:“在通常情況下,文化史即是從總體上來考察的世界史,而歷史則意味著事件的發展和它們之間的聯系……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標準包含:是什麽推動世界、什麽具有貫穿始終的影響。”
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史學界興起的“新文化史”被認為是“當代西方史學主流的研究趨勢”。新文化史是對舊的“新史學”的反動和發展,相較於之前的歷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兩個方面的特點:壹方面,它註重考察歷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層面,也就是說,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以往偏重於政治軍事或經濟社會等方面轉移到社會文化的範疇之內;另壹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歷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類學、語言學、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語言、符號、儀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文化內涵與意義。新文化史將原先諸如社會文化史、歷史人類學、人類學史學等名目都統壹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編的《新文化史》(1989)對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論總結,標誌著新文化史理論的初步建構,文化史研究的領域也迅速擴展到物質文化史、身體史、表象史、記憶社會史、政治文化史、語言社會史等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內容
有學者認為:“文化是壹種社會現象,它是意識形態的外在表現。文化的組成部分包括意識形態的直接表現,例如科學思想、哲學思想、社會思潮等等。它們是抽象的也是最為基本的。同時,也包括意識形態的外在表現,即通過物的形式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如宗教、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等。而它們是具體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對上述方面的壹種歷史描述和總結。”由此看來,文化史作為歷史學的門類之壹,從學科意義上講,它應該僅僅是關於狹義文化的歷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論、宗教信仰、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等。但是,國內外許多學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擴大到其他領域,甚至囊括了人類所有的歷史現象,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乃至軍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國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莊錫昌主編的《西方文化史》、沈之興和張幼香主編的《西方文化史》、高福進的《西方文化史論》、葉勝年的《西方文化史鑒》、沈福煦的《現代西方文化史概論》都屬於狹義西方文化史,沒有系統介紹西方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內容。這些書基本上是作為教材和通俗讀物面世,編得多而論得少,所以並不能被稱為研究著作。
國內具有壹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學徐新的《西方文化史:從文明初始至啟蒙運動》。該書在較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內涵和發展歷程的同時,特別註意凸顯貫穿其中推動西方文明進程、對人類社會進步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運動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寫的《西方文化史》雖然基本上也是壹本狹義文化著作,但該書在對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進行介紹、對西方文化精粹的細致梳理、對西方文化的起源進行追溯的同時,還探討了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碰撞與匯合,因此可以說是研究性著作。
從內容角度說,國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壹個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沒有涉及大眾文化的內容,特別是西方的風俗習慣、下層群眾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時間跨度
從時間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為兩類:文化史通史和斷代史。通史在內容上主要是按照時間順序描述西方社會從古代兩希文化和古羅馬文化、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18世紀啟蒙運動、理性主義、19世紀自由主義和20世紀現代主義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對文化史實的客觀敘述,國內多數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這樣寫的。
斷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針對某個時段的文化來闡述他們個人的真知灼見,其成果多為思辨性的。我們經常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狹小簡單。要在壹本書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內容解釋清楚可以說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將西方文化史分成兩本書來寫,可以算是國內少見的西方文化斷代史的著作了。法國文化史學家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斷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該書中他高度贊揚了那個時代,認為“歐洲的文明禮貌和社交精神的產生都應歸功於路易十四的宮廷”。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布羅代爾在1949年發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屬同壹類。
4、西方文化史的空間界定
從不斷變化的“西方”這個概念上講,西方文化是壹種不斷發展、變化、擴張的文化。“18世紀以前的西方還僅限於西歐國家。18世紀以來開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20世紀以後,廣義上的西方不僅包括古代整個歐洲,還包括整個西亞、北非,甚至包括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東亞的日本;狹義上的西方指的是歐美發達國家。從我國現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們基本上認同歐美為西方文化的代表,這種空間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為歐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傳統、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發達的經濟社會使西方學者視自己的文化為最優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著濃重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法國著名史學家基佐和英國史學家巴克爾便專註於歐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們的思想中存在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傾向,認為歐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異族文化通常要麽被描寫成他者文化;要麽被妖魔化。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視野的開闊和文化的交流,越來越多的人逐漸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束縛,認識到其他地區和民族的文化的獨特與優秀。荷蘭歷史學家彼得·李伯庚的《歐洲文化史》打破了“歐洲中心論”的框架,把歐洲文化的發展放到歐洲和其他地區文化的相互關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視角問題
1、歷史哲學視角
在西方學術界,歷史哲學研究壹般分為兩類:“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前者主要探討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特征、意義或規律;後者則著重闡釋歷史學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質、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陳放能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壹書,把文化形態史觀視為當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主要代表。當代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便體現了文化史研究的歷史哲學特征。從文化形態史觀的角度,斯賓格勒認為在人類文化中曾出現過八種文化系統,並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種已處於僵死的文化壹樣,也將走向它的歸宿,走向沒落。作為“新斯賓格勒派”,湯因比的畢生之作《歷史研究》繼承和發展了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理論,對人類文明進行了探索研究。他從斯賓格勒的八個文明發展到三十七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成為20世紀末繼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之後的又壹個從文明和文化視角解釋歷史、認識現實和預測未來的學者,因此有人說亨廷頓是又壹個從歷史哲學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學研究視角
新史學脫胎於傳統史學。傳統史學長期以來壹直關註對人類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註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動。於是,早在18世紀中期,傳統史學的局限性和狹隘性便受到了挑戰和質疑。被稱為“文化史之父”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突破傳統史學上作了大膽的嘗試。1860年,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的出版,進壹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內容和範疇。
亨利·貝爾可以說是新史學的先驅。他主張以史學為中心統壹人類知識,提倡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1900年,貝爾創辦了具有跨學科特色的《歷史綜合雜誌》。魯濱遜是美國新史學的倡導人,他反對傳統史學的封閉性,強調史學家要利用關於人類的新科學知識,尋找包括人類學、史前考古學、社會心理學、比較宗教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在內的“新同盟軍”。
3、新文化史研究視角
前文已經說明,20世紀70、80年代西方興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視角。由於該流派主要是壹些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學者組成,他們的研究因此而帶有社會史、政治史、語言史等色彩,這就擴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領域,形成了新的觀念,對文化史走向跨學科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4、跨學科研究視角
新史學所倡導的跨學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壹個較為凸顯的特征。它促使許多新興學科呈現在文化史研究的視野中,如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文化哲學、民族文化學和宗教文化學等等。在這些學科中,鑒於文化在各學科的研究視角和內容上所處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們分為三類。第壹類主要是從新的視角來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類學和文化社會學。國內文化人類學學者們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寫的《文化人類學》和馬廣海撰寫的《文化人類學》等。文化社會學方面的著作有司馬雲傑的《文化社會學》(2001)等。第二類是文化與其他學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學就是這樣壹門學科。楊善民等撰寫的《文化哲學》(2002)從文化、生活實踐和人的解放三個方面論述了文化哲學的特征。第三類是把文化作為壹種研究視角或氛圍進行學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學。張誌剛的《宗教文化學導論》下篇的內容就是放眼於現代文化背景來討論世界宗教關系。
5、比較文化研究視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範圍內來寫作,即便有比較,也是在西方文化範圍內進行的。但在中國人寫西方文化史的時候,由於從東方人的視角看問題,自然會聯想到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所以有學者在著作中增加了東、西文化比較的內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
6、大眾文化研究視角
大眾文化研究雖然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但問題卻早就存在。如同中國壹樣,長時間以來,歷史寫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層領域,而少涉及下層人民大眾的文化。這個問題從國內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見壹斑。在我們見到的同類著作中,只有葉勝年的《西方文化史鑒》中有大眾文化的章節。但是在西方,專門寫大眾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來不斷出現,有些已經翻譯成中文,例如,英國著名學者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
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認識問題
認識西方文化及其歷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關鍵所在。從現有的論著看,人們對西方文化及其歷史的認識和評價還存在不少差異,西方文化史的寫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許壹些寫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並沒有從認識和評價西方文化角度來思考問題,但不思考是難以研究西方文化的。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們對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認識有四點需作更深入探討。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國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對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質不是很註重,莊錫昌、沈之興主編的《西方文化史》中雖然有關於基督教的內容,但十分簡要,不足以說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質。葉勝年的《西方文化史鑒》第四章的標題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約全書》,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標題為《神秘的中世紀基督教文化》,這些著作雖然對西方基督教文化進行了專門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質壹直延續到現在,如何將這種基督教文化的繼承性及其發展傳達給讀者,成為我國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務。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對於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們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這種多元化寫出來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從文明初始至啟蒙運動》和《西方文化史續編:從美國革命至20世紀》對西方文化的復雜性和多彩性進行了描述,可謂是對西方文化的多元化問題涉及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卻是壹個值得分析的問題。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種族、多語言、多民族、多風俗習慣等等,都應該對其特點和差別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關於西方文化的特點,許多論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點也各自不同,諸如海洋商業文化、擴張文化、動文化、資本主義文化、開拓性文化、鬥爭文化等等。要寫壹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應該將這些特點滲透在著作中。但從目前國內學界看,這類著作並不多。
4、東、西方文化的多樣性和統壹性
隨著科學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跨文化對話與合作交流活動的頻繁開展,文化史多樣性和統壹性已成為其研究的時代特征。《多種文化的星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小組的報告》壹書提出了文化統壹性與多樣性之間的平衡的觀點,認為世界文化是多種多樣的,人們應充分理解和尊重每壹種文化。文化交流壹方面豐富和加強了壹種文化與其他文化的接觸和相互影響,另壹方面由於人們生活在壹個復雜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會中,文化上的差異又成為了國家間和種族間沖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樣性的基礎上,本著平等互利、***處、***享的原則達到某種統壹。這裏的“統壹”並不是“壹致”,不是損害和抹殺了各文化獨特性的壹致。壹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談》壹書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文化的統壹性就寓於其多樣性之中。它是多中有壹、壹中有多。”
綜上所述,文化是壹種社會現象,同時也是壹種決定性力量,它在解決世界問題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經歷了從傳統史學、新史學到新文化史的發展歷程,在研究上雖然還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範圍和研究視角等模糊不清和有爭議的問題,但我們相信文化史家通過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通過對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發展的根本規律的研究、概括與總結,定會為解決世界爭端,維護人民的幸福家園找到壹把和平的金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