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序言中，巴特菲爾德爵士如是說道，“我要探討的是壹種許多歷史學家都具有的傾向，他們站在新教徒和輝格派壹邊撰寫歷史，贊美業已成功的革命，強調在過去出現的某些進步原則，編寫出能夠確認現實甚至美化現實的故事”。顯然，這些歷史學家將自己當成了復仇者或者說法官，他們在進行歷史研究時帶有個人好惡與價值偏向，仿佛法官對罪人做出審判。他們將歷史上的人物分成了進步的朋友與進步的敵人兩大陣營，並通過對歷史的概說——這無疑是必需的，因為全部的歷史正如現實壹樣紛亂無章——構架起壹個進步與落後勢力不斷鬥爭、進步勢力最終獲勝並走向了當下的生活的宏觀框架。在這壹大的背景，也即輝格解釋下，對個案的研究不影響歷史圖景的構造，相反，在歷史的編纂與概說中會消散不見。
與這壹觀點相反，巴特菲爾德爵士認為歷史學家之主要任務在於闡明過去與現在的不同。因此歷史學家需要站在過去的視角，將每個時代都看作絕對的，才能盡可能的去理解彼時彼地所發生的事物。與之相反的，輝格派歷史學家往往以當下為準繩與參考來研究過去，即尋求過去與當下的相似性，並通過想象中的因果鏈條將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這壹聯系，構造出了所謂的“因果關系”，即當下種種是由於過去的某些人、事。然而，這壹斷言式的因果關系，由於在研究過程中過分忽略了中間環節和歷史演化之復雜性，顯得過於簡單化而失於邏輯論證。
巴特菲爾德爵士認為，歷史是壹個復雜的混沌。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某壹事物對另壹事物之發生產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的程度與演化路徑是難以探知的。正如同宗教改革與自由觀點，當輝格派歷史學家高呼“中世紀是壓迫與反自由的時代，而馬丁·路德是中世紀思想的反抗者，是宗教寬容與思想自由的源頭”之時，巴特菲爾德爵士敏銳地指出：無論是馬丁路德還是天主教會，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所希望的都是壹個統壹的、單壹教會統治的宗教國家，從這個角度說馬丁路德恰恰是反宗教寬容的。而所謂的宗教寬容與思想自由，是彼時世俗化並擴大勢力之王權、兩種宗教思想競爭背景下之民眾、新教徒在關鍵時刻的退縮和與王權結盟等壹系列復雜因素的結果。歷史從不是簡單的進步與落後雙方的不斷鬥爭，而最終進步者沖破阻礙塑造了當下的過程。歷史是壹個紛亂復雜的迷宮，它是如此峰回路轉起伏跌宕，在最不可能之處轉彎又在最意想不到之處航向最終之結局。歷史之魅力正在於其不可預測，任何行為和決策都有著極大可能偏離其最初目的，而最終的結局也往往出人意料但又在意料之中。對輝格派歷史學家來說，他們在歷史概說中做了有意識的篩選，將事實戲劇化，將故事扁平化，將人物臉譜化，將因果簡單化。所有的壹切都是為了當下服務，也就是“歷史之所以是這個樣子的，是因為這樣才會導出當下的現實”。或者說，輝格派歷史學家概說歷史的根據，是“當下的理念中什麽是重要的”，而非“在彼時事情是如何發展的”。
而這也恰恰解釋了為什麽在輝格派歷史解釋中，會執著於對起源的探索——他們需要這樣的因果關系，來為現實服務；也執著於強調特定個人和團體的作用——正如馬丁路德之於宗教改革，輝格派之於英國憲政。事實上，歷史往往是諸多群體甚至是好幾代人互動的結果而非壹人壹事之功。對英國來說，17世紀的輝格派與托利派恐怕都不會認同當下的體制，所謂憲政，是輝格派、托利派甚至國王等多重實力相互交鋒、相互妥協的結果。而對於所謂壹蹴而就的歷史進程更是令人難以信服，巴特菲爾德爵士表明：新觀念的實現，必須經過悄悄地化解各種成見，經過新的社會條件引發新的偏愛，經過壹代又壹代人繼承傳統過程中的各種遺忘，經過使得人們不知不覺偏向新視角的刪略過程。當然，與此同時我們還要警惕另壹種傾向，即輝格解釋的反面——虛無主義。人們或許將壹切都歸結於所謂的深層運動，而否定壹切歷史事件的價值。然而，正因為深層運動什麽都能解釋，它也就什麽都解釋不了。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關註的應當是歷史的轉變，是歷史中的多樣性而非歷史的因果關系。對於十六世紀的宗教迫害與當下的思想自由，歷史學家所要思考的並不是誰引發了這壹轉變，而是十六世紀的人們是如何看待宗教迫害，而之後這些觀點又是如何轉變的。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學家要做的是試圖解釋在當下不被理解之物，而非加以斥責。可對輝格派歷史學家來說，他們似乎很喜歡對歷史進行道德判斷，而這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他們對現實的關切——他們對歷史的判斷可以被轉變為道德原則。同時，這份道德關切也反過來阻礙了歷史理解的進壹步深入——通過聲明解釋之無止境，即所謂總是存在解釋之解釋，輝格派歷史學家給自己安排了壹個未限定的、全憑主觀判斷的領域，在此領域他將不做解釋，只做判斷。
巴特菲爾德爵士則認為對於道德問題，歷史學家可做的不多。或許歷史學家可以試圖比較兩個人的道德，比如假設普魯士國王在拿破侖的位置上會如何舉止。但他們卻難以給出終極的道德解釋——因為當做出這壹解釋之時，歷史學家就離開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轉而偏向了他所傾向的別的領域。換句話說，開脫與譴責都不是歷史學的問題，歷史學家的技藝是描述性的，只有當道德是歷史的產物時，才是歷史學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