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是好事，但要得其法。今天的人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復古人讀書的方法。
但是，古人的讀書經驗，在今天還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
下面從四個方面，談談古人讀書的方式。它們是：誦、錄、疑、入味。
壹、古人的背誦能力，很讓今天的我們大吃壹驚
“誦”字的原意即大聲背誦。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有壹天，黃庭堅問老師說：“從來都稱六經，為什麽只讀五種？”
老師回答：“《春秋》不足讀也。”這在當時人中是很流行的壹種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稱作“斷爛朝報”的評語中。
可是黃庭堅說：“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據說黃庭堅於是“十日成誦，無壹字或遺”。
宋代江陰有壹個姓葛的秀才，有壹次，他去拜見地方官。
在候見廳裏，葛秀才碰到另壹名“意像軒驁”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兒。這位葛秀才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問候。對方見葛君穿戴貧寒，有點看不起他，壹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葛秀才非常不滿意。
坐了壹會，葛秀才便問道：“妳來見地方官，有沒有‘銜袖之文’？”這是指古代士人為求長官、前輩的賞識，在見面時向後者呈獻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沒有忘記帶著它。葛秀才便向他要求看壹看。
那人素來自負，於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給葛君。葛君接過來“疾讀壹過”，口稱“大好”，當即交還。
不壹會兒，兩人壹起見地方宮。眼看談話就要結束，葛秀才突然說：“我這些不成樣子的文章，都被這位老兄占為己有。剛剛他呈獻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寫的。我可以當場背壹遍，以作證明。”然後他就高聲背誦起來，居然“不差壹字”。
在座的人們都信以為真，紛紛責備那個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恙，得疾幾死。”
有關葛秀才的傳聞之詞，未必完全真實。但是，當時人們的記誦能力強過現代人許多，則肯定是事實。可以斷言，古人的記誦能力普遍地優於今天的人們。
成誦的目的，主要還不是為了簡單地復制壹個文本，而是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對它加以解讀。它不是壹種儲存書籍的方法，而是壹種讀書的方法。朱熹說：“讀書須成誦，方精熟”，就是這個意思。
二、司馬光經常動手抄書
“錄”就是抄書。書籍難得，靠抄書保存文本，這與記誦類似。
明朝的“開國文臣第壹人”宋濂，寫過壹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為《送東陽馬生序》。在那篇文章裏，他回憶自己幼年的經歷說：“余幼時即嗜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
為什麽說“不敢稍逾約”？當時人有“三癡”的說法，其中之壹便是“借書與人曰癡”。意思是借書不還的事太多，所以書不可以輕易借予人。正因為如此，宋濂不敢逾約，否則再借就難了。
與記誦同樣，錄書也不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壹種讀書方法。所以古人有“壹錄則勝數過”的說法，意思是抄錄壹遍，其效果遠勝於從頭到尾讀上好幾遍。
司馬光在位於洛陽的“獨樂園”裏有壹個著名的“讀書堂”，堂內藏書萬卷。但他仍然經常動手抄書。除了整篇整本地抄錄，摘錄、筆記也是通過“錄”來加深對文本理解的壹種途徑。所謂“不動筆墨不翻書”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錄”的壹義。
三、“疑”是指壹種積極追問的精神
元朝的大教育家許衡，就最喜歡善於“疑”的學生。他的傳記有曰：“諸生或有疑問，則為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為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不過，這個意思並非他自己的發明，比他早壹點的朱熹已經說過類似的話了。
所謂“疑”，當然不是提倡不管三七二十壹地懷疑壹切，或者蠻不講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別人。
清朝有個學者叫毛奇齡，平生不喜歡蘇東坡。壹次在京師中，有人問他：妳說蘇軾的詩文不好，那麽，“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難道也寫得不好嗎？
這壹問沒有難倒毛奇齡。他當即憤憤然地回答：“鵝也先知，怎只說鴨？”在場的朋友無不為之捧腹。
顯然，“疑”不是指這種毛奇齡式的強辯。相反，中國學術傳統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實”，即所謂“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追問應當壹直追到平實之處，而不是靠危言聳聽、巧言令色，使人蒙蔽於壹時。
疑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壹個由約而博、又反博歸約的思考過程。有疑故而要發問，有問然後才有學。“疑”的態度，就這樣推動著我們讀書的深入和學問的長進。
四、讀書要“入味”、要“見得真味”
所謂“入味”，是從古人的以下這些話中間概括出來的壹個說法：
“讀書須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朱熹）；
“弄書冊而遊息時，書味猶在胸中”（黃庭堅）；
“睡余書味在胸中”（陸遊）。
關於讀書讀到“見得真味”，舉兩個有趣的例子。
13世紀中葉，華北有壹個名叫劉德淵的士人，某夜與另壹個讀書人“對榻學館”。
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搖醒，說：“我對諸葛亮的言論忽然產生壹種不同看法。可惜未能與他生在同時。否則壹定要當面向他指出來。”這大概就是陸遊所謂“睡余書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則他怎麽會在半夜三更這麽激動地從床上爬起來？
另壹個是司馬光的故事。
司馬光老先生罷官退居洛陽的時候，成天用讀書打發日子。
壹天早晨，有壹個學生去拜訪他。老先生見面後興奮地向學生宣布：“昨夕看《三國誌》，識破壹事。”於是叫學生搬出《三國誌》和《文選》，當場檢閱有關魏武帝曹操《遺令》的記載。
我們知道，遺囑必定會選擇最緊要的事情來交代後人。曹操的《遺令》有數百言之多，對他死後如何處置曹氏與東漢王室的關系問題，卻壹字不曾提及。對於怎麽樣分配家裏儲存的香料、妻妾應靠織履賣錢而自食其力壹類瑣細的事情，他反而說得再詳細不過。
司馬光問：“遺令之意為何？”
學生回答：“曹公壹生奸詐，死到臨頭，總算說出了幾句有點人情味的話。”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他說：“此乃操之微意也……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
司馬光對窺破了曹操雖“蓄無君之心久矣”，然固畏於“名義”，仍欲保全自己“漢臣”身份的“微意”頗為得意，說道：“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司馬光的這種眼光，與他“見得真味”的讀書法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上面古人讀書的四種方法，對於我們今天從事“精讀”特別有啟發作用。
當然，無論是誰，壹輩子能夠精讀的書籍，其品種和數量都是很有限的。我們做不到、事實上也不必用精讀的方法來對待每壹本需要看的書。但是，根據各人的不同需要，選擇幾種或十幾種最重要的書籍來精讀，對任何壹個人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