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賤商輕商的習俗在中國長期沿襲難改。“士農工商”的四民定位，也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壹成不變的凝固模式，商人始終處於極為卑賤的地位擡不起頭來。提起商界，在壹般人眼中似乎也只是充滿傾軋欺詐、無信無義的汙濁世界。這些片面的看法，直至近代晚清時期，隨著各方面出現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和重商思潮的興起，才逐漸有所改變。但迄至當代，人們對商人的某些片面認識也並未完全消除。事實上，無論是商人的思想與行為，還是整個商界的實際情況，都絕非壹般人主觀所想象的那樣。現近代中國商人發展變化的真實概貌，而且力圖做到既不溢其美，也不諱其過，予以客觀的描述與評價。
近代中國的新興商人，應該說是壹個順應歷史發展並且頗具活力的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中都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與古代商人所不同的是，近代的所謂商人，並非是單指買賣人的狹義商人概念，而主要是指壹種廣義商人的稱謂。在近代，除了將從事商業和金融業的人稱為貿易商、棧商、金融商、證券商之外，還將從事生產制造和交通運輸的人也稱為制造商、生產商、運輸商等。換言之，凡從事實業活動的人幾乎在近代都被稱為商人。不僅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習俗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有這種廣義的商人界定。例如北京政府1914年3月頒布的《商人通例》，就將商人的範圍界定為：從事買賣、賃貸、制造、加工、水電煤氣、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勞務承攬、旅店、堆棧、保險、運輸、托運、牙行以及居間代理等業之人。因此，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本書所介紹的商人，也是廣義概念的商人，而不是單指狹義的買賣人；所謂商界，實際上也是指整個實業界。即使是在今天，這種廣義的商人概念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和範圍內沿用，所謂“下海經商”就不僅僅是指從事商業買賣，而是指從事實業活動。
除了廣義和狹義之分，近代的商人與古代的商人相比較，在其他許多方面也存在著顯著的不同。從本書介紹和論述的內容可知，近代商人的思想意識已明顯出現由舊趨新的很大變化。晚清時期的商人就已萌發了過去所沒有的合群思想與時代使命感，同時還初步產生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愛國思想，其信義觀和誠信觀較諸古代商人也出現了新的發展演變。在組織發展方面，近代商人成立了商會、商團以及商辦地方自治組織等各種新型社會團體，其結構、功能與作用都與傳統的商人組織有著明顯的差別。近代商人所開展的活動也更為豐富多樣化，尤其是在壹些重大的政治運動中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包括民族主義運動、立憲請願運動以及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商人都是其中不容忽視的壹支社會力量。此外。近代商人還曾開展地方自治活動、“國民自決”運動，並多次出面調和政爭，所產生的影響雖然不盡相同，但卻表明近代商人在政治上已日趨活躍。在經營管理方式上，近代的商人盡管仍保留了壹些傳統的落後殘余，但也具備了體現新時代特征的開拓勇氣與競爭精神，不斷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經營管理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推陳出新，而且敢於與實力強大的外國資本壹爭高低，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許多近代著名商人及其企業，在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贊嘆的業跡和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
孔子說過君子予以義，小人予以利。古代幫商人當做小人，士農工商，商人連工人都不如。現在不壹樣了，商人成了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簡單的說國家是由商人養活的地位已經很高了。在中國受到儒家思想的緣故，像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等字語還是對商人有很大的偏見的，主要原因社會貧富差距太大了，外國就不用說了比爾蓋茨演講觀眾鼓掌15分鐘享受總統待遇，什麽時候我們中國也能這樣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