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可以看出，大陸帶來的先進文化思想對改變臺灣民間的落後風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清朝統治臺灣的200余年，也成為臺灣漢文化的發展期和成熟期，為以後的歷史演變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清朝統治臺灣期間，臺灣的教育得到了相當規模的發展。自鄭經在臺南建立第壹座孔廟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為紀念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宣揚四書五經，在臺灣壹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均建有孔廟。清代開辦的官辦最高學府－－“儒學”就設在各府、州的孔廟內。
清朝臺灣知府蔣毓英於1684年，在臺南府城東安坊、高雄左營等地，創辦官辦學校“社學”，後來成為文人結社集會的場所。
臺灣還有另外壹類像臺北士林文昌祠、臺北板橋的枋橋大觀“義學”那樣的學校。義學專收貧寒家庭的兒童、少年入學，不收學費，初為官辦，後由民間捐資主辦。文昌祠、大觀義學則是臺北當時小有名氣的義學。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臺灣的民間學校也興辦起來，在臺被稱為“民學”。民學純屬私立，也就是“私塾”、“書房”、“學堂”，大多招收富家兒童入學，學習時間不固定，由各人需要而定。
島內“書院“也很盛行。在臺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瑯開辦第壹所書院－－“西定坊書院”；1704年又出現規模完善的“崇文書院”。此類學校為公有私辦，到光緒年間臺灣***創辦了44所規模不等的書院。
當時還有壹類特殊的學校，即“土番義學”，這是專門設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區的“社學”，專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兒童入學，由漢人執教。土番義學在雍正年間多達50多所，漢字、漢語、漢文化在高山族中廣泛流行，有力地促進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發展，也推動漢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樣，漢文化的推行和學校相對增加，對平埔族的“漢化”產生很大的作用。
臺灣漢文化的傳播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增加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也增加了對大陸治學人士的吸引力，大陸的思想理論、文學藝術也傳入臺灣，廣泛傳播。臺灣本身也出現壹批藝苑群星。如主修方誌出名的高拱乾、劉良璧、周鐘瑄等；以詩文著稱的陳鵬南、陳維英、鄭用錫、吳德功、吳子光等；大陸來臺的季麒光、郁永河、藍鼎元、姚瑩、林鶴年等。他們既成為臺灣文化的創導者，也豐富了中華文化。
臺灣設省後，第壹任巡撫劉銘傳較為重視教育。於1887年在臺北大稻埕創辦臺灣第壹座西學堂。他在任內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創辦現代化的學校，聘請西方人教授外語、數理化、史地、測繪、制造等現代科技理論和知識，由此臺灣教育邁入現代化時期。
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臺灣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先進的省區之壹。特別是在大陸很多較難實行的洋務，在臺灣得以實現，其中壹個原因是因為臺灣的教育和文化較為發達，民眾文化素質較高，思想、觀念也較大陸開明，因而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
語言上的壹致
要說兩岸文化、習俗上的壹致，首先得數語言上的壹致。在臺灣把普通話稱為“國語”，這本身就反映出臺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國家認同感。在臺灣“國語”廣為流行，即使在偏僻落後的山區也是這樣。要說兩岸相同的文化習俗，最直接的體現是語言的相同，正是因為“國語”的存在，所以兩岸之間毫無語言障礙，成為加深兩岸感情的基本紐帶，成為促進兩岸交流的主要因素之壹。
臺灣流行的還有“閩南話”、“客家話”。到本世紀初，隨著臺灣社會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遷徒頻繁，族群分布有了很大的改變。在臺灣說閩南話的約占57．1%，說客家話的約占21．4%，講原住民方言的約為2%，其余則講其它漢語方言。無論是閩南話，還是客家話，都是由大陸移民帶到臺灣並流行於臺灣的。
臺灣話中的“福佬話、臺灣話、臺語”，屬於“閩方言”中的“閩南話”。中國漢語方言大致可以分為“北方、吳、湘、贛、客家、粵、閩”七個系統，閩方言又可分為以“廈門話”為標準音的“閩南話”、以“建甌話”為標準音的“閩中話”和以“福州話”為標準音的“閩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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