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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幾個著名的牧區,為什麽他們需要轉場?

野牛溝鄉邊麻村,距離青海省祁連縣城50公裏。途徑這裏的唯壹壹條公路是省道S215,又稱“二尕公路”,從青海湖畔的尕海壹路向西北延伸,到達海拔4300米的祁連山脈二指哈拉山埡口。

“野牛”和“邊麻”,壹個是草原上最常見的野生動物野牦牛,壹個是牛羊喜食的草料金露梅,這裏是祁連山南麓的傳統牧區。壹年中的大部分時候,二尕公路都很冷清,7月卻異常熱鬧,旅遊季的自駕車常被成群的牛羊堵在路中央。這是邊麻村牧戶們集中的“轉場季”,100多戶牧民需要趕著牛羊沿公路步行數十公裏。

2019年7月7日,青海省祁連縣野牛溝鄉邊麻村,轉場中的牛群和羊群。(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 史陽琨 圖 圖片編輯 周平浪)

當地人管不同季節的草場為“窩子”,7月的轉場就是從“冬窩子”搬去“秋窩子”。在邊麻村,冬窩子是大本營,海拔較低,土壤肥沃,草量充足,牛羊可以度過高原上漫長的冬季。秋窩子海拔較高,主要做輪牧用。每年夏天,人和牛羊會在那裏度過壹個半月,留足時間讓冬季草場恢復畜力。

2019年7月8日,青海省祁連縣野牛溝鄉邊麻村的牧民正在“轉場”。每年七月,他們會從各自的冬季草場搬遷到秋季草場,這是壹種傳統的輪牧方式。

這是草原的傳統智慧。“總在壹個地方吃,草不夠,羊不肥,產不了崽”,34歲的馬金貴是邊麻村的村長,早年祖輩從西寧市湟中縣逃難到了邊麻村,分得草場放起了牛羊,到他已是第三代。

馬金貴,34歲,邊麻村村長,在轉場休息的間隙,他會躺在草地上刷抖音。

馬金貴已經記不清這是自己第幾次走上轉場路。14歲的兒子今年剛剛小學畢業,也被他拉進了7月的大部隊,想讓他“吃吃苦,這樣回去才能好好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

最近幾年,馬金貴嗅到了改變的苗頭。2017年,甘肅、青海兩省宣布將5.02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納入祁連山國家公園試點,邊麻村的壹部分也被劃入其中。擺在馬金貴們面前的問題是,還能不能繼續放牧,還要不要繼續放牧?

2019年7月8日,牧民在轉場過程中駐紮的帳篷,轉場壹般耗時三五天不等,途中牧民要在路邊的公***牧道上搭建臨時帳篷露宿,第二天再繼續行程。

山溝溝裏的“小香港”

邊麻村隸屬祁連縣,最早在漢代以前,這裏就是羌人牧地。上世紀下半葉,傳統的遊牧生活之外,另壹條敘事線也與邊麻村人交織。

祁連縣是資源富集縣,已探明的礦場資源就有40余種。金屬礦產包括鐵、錳、鉻、鉛、銅、砂金等,非金屬礦產還包括石棉、石墨、白雲巖、石灰巖、粘土、石膏、大理石等。上世紀八十年代,祁連縣壹度實現財政自給自足。

“上世紀九十年代,外面人管裏面叫‘小香港’。山溝溝裏到處都是礦場。卡車壹車壹車往外拉石頭”,馬國良是野牛溝管護站的站長,1990年代退伍回來被分配到這裏的林場。

2019年7月7日,祁連山國家公園管護站的管護員在進行巡山工作。

年輕時,馬國良也下河撈過金子。小香港最熱鬧時,外地人聚集在上遊,外地的老板、外地的礦工,大大小小的礦場。常有碎石順流而下,本地村民就在河邊“撿漏”。“當年牛羊還賣不上價格,撿到壹塊妳就賺到了。”

村民大多對礦場有著復雜的感受。“壹開始都覺得(開礦)是好事,礦場壹般都在深山,也沒侵占我的草場。外地人多了,我們還能多賣點特產,賺點錢。但後來發現壞了。”

壹開始是空氣汙染,有壹陣空氣裏壹直飄著石棉纖維,“壹聞就知道石棉廠開工了”,此外還有水汙染和水土流失。開山挖礦、截流發電和超載放牧,草原壹度傷痕累累。

途徑祁連縣最重要的壹條河流是黑河,其發源地正是位於野牛溝鄉的“八壹冰川”。黑河是中國第二大內陸河,也是河西走廊的“母親河”。黑河古稱“弱水”,曾多次斷流,原因主要來自上中遊的過度開墾,和沿線礦場對山體的破壞。

2001年,黑河源生態應急治理工程開始,青海省進行了黑土灘沙化草地治理、人工造林、草原圍欄封育、河道治理和尾礦修復等工作。

但直到近些年,礦場才完全退出了如今的國家公園範圍。2014年澎湃新聞曾報道臨縣天峻的木裏煤礦。天峻縣木裏鎮探明了35億噸煤炭儲量,在十幾年間迅速成為煤炭基地,露天開采嚴重破壞了地表,造成水汙染、水土流失和空氣汙染,擠壓牧區生態。

祁連山國家公園試點區成立後,青海清退了範圍內的礦場。祁連山國家公園管理局青海省管理辦公室主任張毓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礦場清退的復雜性在於歷史遺留問題,不少礦場仍然“合法”,證照齊全,租賃期未滿。目前,青海省正在制定具體的礦場清退補償辦法。

告別了“小香港”時代的嘈雜,邊麻村重歸平靜。作為管護站站長,馬國良仍然要在日常尋呼中“盯緊河道”,以防有人偷撈礦石。

2019年7月7日,祁連山國家公園管護站的管護員們正在進行日常巡山前的碰頭會,巡山的主要工作包括防火,垃圾撿拾,及防偷獵偷盜。

“巖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麽辦?”

包括黑河源生態應急治理工程在內,多個生態修復和治理項目過後,邊麻村的環境變好了。

馬金貴稱,最直接的變化就是野生動物。“遊客看到石羊(巖羊)都要下車拍照,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巖羊、藏野驢、麅鹿……”

他還沒見到過雪豹,那是祁連山國家公園的旗艦物種,通常生活在雪線以上。但在2018年5月,緊鄰邊麻村的油葫蘆管護站,紅外相機拍攝到了5只雪豹同框。

隨著野生動物的增多,人獸沖突也多了,幾乎每個國家公園都面臨類似的問題。有村民曾問馬金貴什麽是國家公園,“壹開始我也答不上來,只能說就是不讓捕殺動物了”。

世代遊牧,邊麻村人都有和野生動物打交道的經驗,比如“狼害”和“熊害”。在冬季,山上的食物不夠,狼會下山,闖入牧民家,襲擊家羊。

“狼最愛吃的是內臟,但它們很壞,掏了壹只羊的肚子還不夠,還要咬死很多只。熊也是,趁人不備會跑進牧民家,把人家的酥油喝了,糌粑吃掉,還會躺在人的床上睡覺。”

2019年7月7日,祁連山國家公園管護站的管護員們正在進行日常巡山前的集合,巡山的內容主要包括防火,垃圾撿拾,及防偷獵偷盜等。

早年,馬金貴的祖輩曾聯合多家牧戶,自發組成“打狼隊”,但沒過多久,隨著槍械收繳和管制,以及對野生動物保護的強調,打狼隊被遣散。

馬金貴回憶,有壹段時間,狼不能打,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再拿著剩下的肉去處理掉。後來有了補償的政策。2012年,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青海省出臺了《青海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失補償辦法》,受到狼害和熊害的牧戶可以向森林公安報案,評估損失,按照牛羊的市場價格,由省級財政承擔50%的補償。

但這些補償仍然無法覆蓋壹些模糊地帶。邊麻村的部分範圍被劃進了祁連山國家公園,既有核心區,也有壹般控制區。壹些牧戶的草場位於山大溝深處,野生的巖羊時常成群結隊地“入侵”牧戶的草場。

“巖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麽辦?”壹些村民詢問村長馬金貴。作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人們不能捕殺巖羊,驅趕也毫無意義——“草場就在那兒,妳今天趕跑了,明天、後天它們還會接著過來。”

巖羊生活在山地,跳躍力極強,能夠輕松翻越網圍欄。近些年,為了給野生動物留出遷徙通道,國家公園試點工作要求拆除網圍欄。壹些牧民的草場已經被巖羊變相“占領”。

如果說狼害和熊害可以通過死傷的牛羊數量來計算,巖羊“入侵”帶來的損失卻難以被量化。

受影響的草場大多是牧民的“秋窩子”,牛羊每年只在這裏度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雖然時間較短,但這對於冬季草場恢復畜力極為必要。

“巖羊吃完就走,短時間內看不出變化,草還是那片草。但留給家羊吃的草少了,這會影響產羊羔。”馬金貴算了壹筆賬,假設200頭母羊能產150只羊羔,受巖羊影響,現在只能產不到100只,不少母羊奶水不夠,產下來成活率也不高。

野生動物對家畜造成難以被量化的損失,邊麻村並不是個例。國家公園分為核心區和壹般控制區,後者壹般位於人類和野生動物活動的重疊區域。

祁連山國家公園

今年5月,全球環境研究所(GEI)在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省片區進行了調研。項目負責人彭奎表示,在整個青海省片區,不少村落都遇到了類似的麻煩。壹些牧戶表示,希望將自家被巖羊侵擾的草場“讓渡”出來,納入國家公園核心區。

彭奎稱,“這當然是牧民們的樸素想法,國家公園的區域劃定有自己的生態依據,但國家公園應該對這些牧戶做出相應的生態補償。”

對於那些難以被量化的損失,和其他壹些國家公園試點壹樣,祁連山正嘗試通過其他渠道進行生態補償,比如在招募生態管護員時,優先考慮這些利益受損的牧戶,讓他們成為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

生態補償是不是只能按照國家公園的範圍,按核心區、壹般控制區和園外分檔,這也是壹個問題。張毓稱,“野生動物並不認識界碑界樁,它們是活動的,會跑出去,如果只對公園範圍內的村落進行補償,那相鄰的園外村落怎麽辦?”

張毓表示,目前,祁連山國家公園仍在細化具體的生態補償辦法。

核心區的“禁牧難題”

巖羊侵擾之外,另壹些因素也讓馬金貴們擔心,羊鞭還能不能繼續拿下去。

邊麻村的部分範圍被劃入了國家公園,有的位於核心區,有的位於壹般控制區。按照國家公園試點期的政策,原則上核心區內禁止人為活動,而壹般控制區限制人為活動,位於核心區的原住居民需要搬遷,但這遭遇了困難。

壹些牧戶的家和草場都被劃入了核心區,不少人告訴馬金貴,願意把家從核心區遷出,但想繼續留在那裏放牧。如果完全禁牧,他們不知道該去往何處。

此外,不少草場有著復雜的使用權屬,這需要更為細化的安置補償辦法。祁連山國家公園管理局青海省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劉義華表示,在壹些村落,集體草場被劃入了核心區。它的所有權屬於村集體,但涉及的人口卻很廣,如果只按照所有權補償,這些牧戶所能得到的補償很少。壹些村落被劃入核心區的是輪牧用的草場,如果無法輪牧,有可能造成草地的進壹步退化。

不同於美國的國家公園,由於印第安人被早早驅逐,留下了無盡的荒野。但在中國,國家公園從壹開始就是有人的。在如邊麻村壹樣的傳統牧區,老壹輩牧民鮮少接受現代化的教育,除了放牧,他們並沒有其他的勞動技能。

除了壹刀切地在核心區施行嚴格的禁牧,還有沒有其他方案?

彭奎表示,經過世世代代的人類活動,牧區的牧戶已經和自然形成了壹個整體的系統,適度的人類活動並不會對生態造成破壞。多年以來,“以草定畜,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嚴防超載放牧”是草原綠色發展的紅線。

“如果牛羊撤出來,草長得過高,可能會存在火災隱患”,在成為管護站長之前,馬國良曾在國有林場工作。林場的邊緣與草地交匯,為了保護林地不被家畜破壞,人們用網圍欄將林地與臨近的牧戶隔開。

但草長得過高,幹旱季節容易引發火災,甚至造成森林大火。面對嚴格的林場保護政策,馬國良們找了壹些折衷的處理方案,牧戶可以進入林地,人工割草,免費給自家的家畜補充草料。

“在中國的國家公園試點裏,我們不希望看到人為制造的‘無人區’”,彭奎稱。

但如果允許壹定程度的人類活動繼續存在,就需要提出詳細而嚴格的限制。這包括壹系列問題:草場的最大承載力是多少?如果不遷出人口,是否需要設置核心區的人口上限?牧民要以怎樣的方式放牧?能不能修建新的設施,老化的設施又該如何處理?

眼下,邊麻村人就遇到了生產和生活難題。為了避免建設工程給草場帶來破壞和汙染,這裏暫時叫停了各類建設活動,羊棚不能翻新,危房不能改造,這影響了數十戶人口。羊棚和危房只是表象,彭奎稱,這背後是人口增長對自然提出的要求。“不僅是(人口)數量的增長,同時也是需求的變化,最開始是增加帳篷,接著會分家,羊棚、冬窩子都會相應增加,發展到後期還會要求開辦工廠、做水利、發展旅遊,量的增長和發展的需求,這種(人對生態的)壓力是雙重的。”

目前,全球環境研究所正與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片區合作,研究協議保護的可能。此前澎湃新聞曾報道過大熊貓國家公園試點,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與當地社區簽訂了“保護協議”,對村民的行為提出嚴格的約束,並按照協議進行獎懲。

彭奎稱,通過擬定協議,社區被納入進來,成為國家公園的合作方,人們也會形成新的行為規範。

羊鞭之外的可能

換個地方居住或許容易,但改變世代沿襲的生產方式卻很困難。和內地曾經的“農民上樓潮”類似,傳統牧區的牧戶面臨轉產就業的難題。

在國家公園成立之前,邊麻村曾有過“生態移民”,他們主要來自農畜隊。早年,部分村民未能分得草場,被編入了農畜隊,進行農耕種草,轉賣給有需要的農戶。也有的挖蟲草,在縣城做小生意,或是去外地打工。

2019年7月8日,馬金貴的兒子,14歲,剛剛小學畢業,暑假從縣城回到村裏幫助家人壹起轉場,這是他參與過的第二次轉場。馬金貴說自己壹家三代是牧民,希望兒子認真讀書,以後可以走出這片草原。

2014年以後,隨著祁連縣旅遊業的發展和精準扶貧政策,壹些人搬去了鄉鎮和縣城打工,做起了林場管護員、停車場管理員、超市收銀員,或是在景區賣起了門票。當年沒能分得土地的他們在多年“打零工”生涯中習得了謀生技能,而牧民們卻擔心突然的變化。

對於老壹輩牧民而言,適應轉變極為困難。張毓稱,讓他們放下羊鞭拿起鐮刀,這已經是艱難的跨越,更別提進入第三產業,從事服務業。“想要發展旅遊,餐飲、食宿、接待,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技能都不是通過壹兩次的培訓就能夠獲得的。”

為了扶貧,祁連縣曾組織過轉產就業培訓班,比如裁縫班、廚師班,但彭奎表示,這些零星的培訓班往往流於形式。“壹兩次培訓,活動經費用完,也就沒有了,這樣真的能培訓出廚師來嗎?當地人也不信。”

而如馬金貴壹樣的年輕壹輩已經試圖找尋羊鞭之外的可能。

自然教育就是其壹。在壹些試點村,青海省林業與草原局與村委會和村支部合作。他們編制了生態課堂教程,在壹批中小學中進行自然教育。青海省林草局副局長王恩光表示,通過“村兩委+”的模式可以打通生態有效保護的“最後壹公裏”。

而生態旅遊則是另壹種思路。2014年,祁連縣的旅遊業逐漸發展,由於雪山、草甸的景觀,這裏甚至有了“東方小瑞士”的名號,縣城裏的土特產商店向遊客售賣起了黃蘑菇和牛羊肉,馬金貴們的牛羊肉收購價格也上漲了不少。

不少村子的年輕人開始開發起了旅遊線路,比如臨縣門源的百裏花海,老龍灣村的東海溝大峽谷,祁連縣的卓爾山景區。這些景點已經和青海湖自駕遊線路連線,每年七八月,二尕公路的外來車輛也增多了。

但彭奎表示,目前既有的旅遊業態仍然很傳統。

“壹提到旅遊,大家想到的就是圍起來,做景點、賣門票,就是要修民宿、修棧道。但為什麽要修這些設施?妳的顧客群是誰?想吸引哪裏的人過來,沒人說得清楚。所以妳能看到棧道、長廊,出現在高原草地上,很突兀,這就是直接把城市的東西復制過去。它真的有吸引力嗎?”

相比棧道、展覽館等硬件設施,不少地方政府並不清楚生態旅遊應該如何運營。如何設置徒步路線,自然觀察的內容應該如何設計,如何培養當地人成為講解員,如何針對遊客設計行為準則……這些“看不見”的工作需要長期的投入。

目前,全球環境研究所正與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片區合作,祁連縣的郭米村和門源縣的老龍灣村被選為試點,他們將在這裏探索與社區的協議保護,以及生態旅遊規劃,打造國家公園的入口社區。

“表面的扶貧看起來或許很快,但它真的有效嗎?”彭奎表示,要想讓轉產就業產生長期效果,還需要制度和觀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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