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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及其後繼者——自我心理學劄記

自我這個詞的發展;

1923之前,弗洛伊德用的是自我,是指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有意識的內容,不包括被壓抑的內容。

1923之後,“自我與本我”指的是三個心理成分之壹,其作用是表征現實;通過建立防禦,我們可以引導和控制內部驅動力在現實面前帶來的壓力。弗洛伊德把心理學看作是圍繞驅動力的沖動和防禦而構建的結構,所以自我心理學家關註的核心問題是這壹觀點的延伸。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心理學家們擴大了對正常心理功能和病理性心理功能的認識,進而為精神分析註入了活力。所有這些源自弗洛伊德思想的理論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討論了正常發育以及環境和早期關系的影響。自我心理方法與其他思想路線的區別在於,弗洛伊德的驅力理論保存在其理論背後。

前弗洛伊德地形學描述的是有意識和無意識心理功能的碰撞,治療的成功在於中止防禦機制,讓本我沖動這種與生俱來的力量抓住這壹瞬間並得以表達;1923之後提出的結構模型認為,神經癥是本我、自我、超我在壹場更復雜的戰爭中,三者無意識妥協的壹種形式。為了維持和追求童年那種不被社會接受的欲望,哪怕是以偽裝的形式,個人都要付出代價。

安娜·弗洛伊德思考了父親1923提出的結構模型,結合地形模型,發現了壹個技術問題:既然地形模型認為本我沖動會在治療過程中尋求表達,為什麽自我和超我的無意識部分要在分析情境時進入意識?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loyd)認為,在患者更廣泛的人格組織中,無意的自我防衛往往作為核心特征發揮作用。比如在逆向陣型中,壹個憤怒的人表現出過度的善良,他可能會被視為群體的頂梁柱。撕掉防禦面具會威脅到患者的整體生活方式。如果精神分析師的興趣是實現無意識體驗,如果分析師是無意識本我沖動的解放者,它就會成為被圍困的自我及其無意識和人格防禦的敵人。不是把俘虜從戰壕裏救出來,而是對文明的全面攻擊。

壹個人人格功能的基本類型可能根植於防禦過程。安娜·弗洛伊德認為,如果不公開這些無意識的防禦過程,精神分析的治療效果會被嚴重削弱。這就像在沒有解決柏林墻問題的情況下,營救東柏林的壹小部分公民。安娜·弗洛伊德對自我的復雜性及其人格防禦的研究導致了精神分析師在治療中的角色和焦點的重新定義。自由聯想不再是壹個可以直接使用的工具,而是分析過程中的壹個目標。因為看似自由聯想的東西也包含了防禦。比如情感隔離,在“自由”的聯想中,思想和感情是分離的。再比如投影。在“自由”的表達上,患者過於關註周圍人的憤怒。《自我與防禦機制》這本書解釋了多種無意識防禦策略。“分析師的責任是將無意識帶入意識,不管它屬於哪種精神結構。”在防禦方面,分析者不應該等患者的自由聯想被阻斷後再解釋潛在的ID內容,而應該主動去識別關聯內容,與之妥協,扭曲它。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loyd)將正確的分析態度定義為“中立”,從而將分析的重點從對ID導數的追求重新定位為在神經質結構的所有三個部分之間公平搖擺。(弗洛伊德在對防禦所保護的秘密感興趣的同時,對防禦越來越感興趣。安娜·弗洛伊德擴展了這種轉變)

心理結構評估。分析過程應該邀請本我、自我和超我坐到談判桌前。通過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中立),分析師幫助患者在競爭需求中達成更可用的解決方案。成功的談判高度依賴於談判的參與者,這就需要自我心理學家對心理結構的執行功能的質量進行評估,而這種評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安吉拉的案例中,每壹個心理成分都需要接受治療,然後才能進入談判。在自我心理學發展之前,精神分析的臨床目標是采訪被禁錮的無意識能量。弗洛伊德強調非指導性、非暗示性的方法,其任務是清理堵塞河道的雜物,而不是加固河堤。對於安吉拉這樣的患者,要提高防禦,促進自我功能的發展,需要有河道工程的建築設計圖紙,整理有關建築材料的文件,以便進行修復。

哈特曼是《自我心理學與適應》的作者。哈特曼認為,精神分析的目標不再是揭露人類內心被壓抑的原始沖動,而是修復心理結構本身。在哈特曼之前,自我功能總是局限於心理沖突。哈特曼的人類發展觀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圖景。哈特曼強調,通過適者生存的過程,動物對自身環境的適應程度很高,因此“生物與環境”之間應該存在持續的“互動關系”。哈特曼想象中的嬰兒不是在夢中漂浮,然後突然被要求適應。而是壹出生就有自我的潛力,就像壹顆等待春雨的種子,等待合適的“平均可預測”的環境條件開始生長。

哈特曼認為,通過發展適應能力,對沖突的防禦最終會變得自發。比如與排便相關的持續性快感不被社會接受,產生了逆向形成,但來自沖突的逆向形成最終可能成為整體人格中的高度適應功能,比如清潔帶來快感,成為“次級自發性”。哈特曼的“無沖突”自函數的能量從何而來?弗洛伊德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他的動機理論通過引入升華來解釋他的高級文化追求,如文學和藝術,但驅動的本質仍然是性和攻擊性的。對於哈特曼來說,如果無沖突的自我功能是自發的,它需要壹種沒有上述屬性的能量,哈特曼稱之為“中和”,這是壹個自我清除性和攻擊性品質的過程。

弗洛伊德認為,兒童最初是自我關註的,專註於內部的緊張和感受,並不指向外部的現實。孩子們逐漸意識到,以白日夢為樂並不能消除饑餓。他不得不煩惱地應對弗洛伊德的“現實的磚墻”來迫使自己適應,就像拍壹個新生兒的背使他開始呼吸,外部世界的嚴酷迫使孩子最終意識到外部現實的存在。這種不愉快的經歷使得二次加工得以發展。

施皮茨是《醫院系統》的作者,施皮茨研究的是出生時就被遺棄的嬰兒(嬰兒的生理需求可以得到充分滿足,但任何養育互動都被剝奪了。這樣的嬰兒變得抑郁和多病),並發現如果他們缺乏關懷照顧者的接觸,“現實的磚墻”是致命的。那麽如果實物和其他生理需求不是生與死的要素,那麽養育者的介入提供了什麽?

為此,斯皮茨完成了壹項跨越多年的大規模系統研究,該研究被視為第壹項關於嬰兒與主要照顧者客體關系的分析性研究。他從根本上改寫了精神分析中關於力比多客體的基本概念。弗洛伊德的“對象”是指本能沖動的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無生命的。對象的作用是提供壹個表達性沖動的機會,對象本身沒有內在價值。母親變得很重要,因為孩子們相信母親能給他們帶來滿足感。弗洛伊德並不認為與他人的力比多聯系是為了自身利益。認同是壹種防禦性動機,試圖緩解和失去受挫的體驗。只要滿足感能被現實世界中的物體實現,就與身份無關。當客體因沖突而失去或無法滿足客體時,滿足感被阻斷,客體會內化以維持幻想滿足感。在弗洛伊德看來,對客體的認同是退而求其次的解決方案,是本能滿足無法實現時勉強接受的補償。

施皮茨在弗洛伊德的驅動理論和激進的客體關系理論之間開辟了壹條中間路線,並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參見第五章在斯皮茨的體系中,擁有力比多對象不是壹種天賦,而是壹種發展性的成就,它反映了個體復雜的心理能力,能夠建立壹種選擇性的、非常個性化的依戀,這種依戀即使在依戀對象不在場的情況下也能維持。施皮茨的力比多對象不僅僅是達到驅力釋放目的的手段,也不是指防禦性內化的後果,而是本身具有根本重要性。力比多提供了壹個基本的人類聯系,所有的心理發展都將在其中發生。施皮茨認為,認同感是從早期與母親融合的批判性經歷中發展起來的。

施皮茨指出,不成熟心理學的特征是內部“未分化”。嬰兒出生後,進入與母親的心理融合狀態,新生兒會被大量無意義、未經加工的刺激漩渦吞噬。母親通過處理經驗來調節這種情況,她鍛煉了嬰兒的“依戀自我”功能。母親和嬰兒之間的對話最初發生在成人交流的語言和手勢渠道之外。媽媽用“整個感覺系統”通過身體接觸、身體緊張、經驗、動作、節奏、語調等與寶寶交流。嬰兒被動地接收信號,而不是主動地識別信號,嬰兒吸收了母親信息的感覺。壹個“好”媽媽對寶寶精準的愛,取決於她回歸早期溝通渠道的能力。施皮茨記錄了嬰兒行為和對他人態度的壹些可預測的變化,這些變化作為外在表現被稱為“指征”,是內在心理復雜性增加的路標,標誌著重要的發展轉折點,成為“心理筆記本”,第壹個——嬰兒的第壹個社會反應——微笑;第二種——陌生人焦慮,“直到妳愛的人能從所有其他人中被識別出來,愛才會出現”;第三——對“不”的掌握促進了對超我形成發展內容的思考。

兒童精神分析學家瑪格麗特·馬勒將施皮茨的框架應用於童年經歷中壹些更黑暗的角落——患有精神疾病的兒童居住的家庭和醫院。

當時,精神錯亂壹般被排除在精神分析治療的範圍之外,因為精神分析治療要求患者能夠躺在躺椅上,暫停自我功能,自由聯想。壹旦發生退行性變,患者經過治療後會跳回正常功能。這對精神病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他們檢驗現實的能力已經受損,鼓勵他們撤退似乎沒有意義,甚至是危險的。其次,弗洛伊德對分析治療的設想是,病人會把自己的欲望轉移到分析師身上,而這種欲望最初是指向內部的(基本自戀)。弗洛伊德認為,精神病人的力比多是壹種二次退縮,回到最原始的狀態——自我封閉的自戀,完全脫離了外在的對象,甚至脫離了對童年對象的記憶或無意識的渴望。所以治療師和心理變態者對心理咨詢師沒有什麽共情,所有的精力都局限在自戀的自我關註上。

馬勒探討了兒童的嚴重精神障礙。馬勒認為,對精神病患者自我關註更有意義的理解,可能是基本自我形成的失敗,以及對“我是誰”的徹底困惑。如果斯皮茨是正確的,那麽身份認同是從早期母親的臨界融合經驗中發展而來的,那麽這種早期經驗中可能發生的特定失敗或其消退過程將導致人格身份認同形成中的特定類型的混亂。

阻礙發展路徑的因素:馬勒描述了無法控制的痛苦對兒童不成熟心理的影響:選擇性回歸無法發生,兒童被向內驅動,不再發展任何幫助組織和理解自身經歷的能力。環境的作用:嬰兒需要* * *範圍內的“最優快感水平”來保護“安全港”,母親為不成熟的自己提供了壹個關鍵的“鏡像參照系”。如果她是不可預測的、不穩定的、焦慮的或者敵對的,那麽參照系就會瀕危,孩子最終的獨立功能就不太可能形成。斯坦利(壹個病人)無法把* * *生活經歷作為自己成長的安全環境,卡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間超過了適當的時間。

弗洛伊德把生命的早期階段稱為原始自戀,認為其本質是無目的的。馬勒認為,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兒童打破“封閉的外殼”,進入最早的人類聯系,即“正常的生活”。馬勒定義了分離-個體化的過程:孵化、實踐和和解。馬勒使臨床醫生能夠深入了解和治療被正式診斷為邊緣的兒童和成人。這種問題屬於前俄羅斯時期。《俄狄浦斯權力》強調帶有競爭觀念的性和攻擊性沖突,主要探討父親的角色;前俄狄浦斯權力以母親的角色為中心,關心內部結構形成中的發展中斷,最終將參與俄狄浦斯鬥爭。前俄狄浦斯病理不會表現出那麽多離散的癥狀或罪惡感,而是更大範圍的心理功能障礙:神經質、無法調整情緒狀態、自我和/或他人形象的極度波動——虐待、重度抑郁等病理中典型的適應不良特征。

弗洛伊德兩個有爭議的概念:死亡本能和原始受虐狂。1919之後,弗洛伊德對人的本能的看法變得悲觀。認為力比多最初指向內部,然後轉向外部客體;來自死亡本能的攻擊動力最初也指向內部。生命之初,嬰兒既有愛,也有破壞性。弗洛伊德認為,像安吉拉這樣的受虐狂患者,源於壹種持久的精神通道(原始受虐狂),這種精神通道常常被用來滿足偽裝的俄狄浦斯,因為它可以將痛苦轉化為性刺激。

弗洛伊德經常用質量來解釋棘手的問題,闡述死亡本能和原始受虐狂,把這些早期的基本能量通道都追溯到質量,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環境。然而,自我心理學家認為,嬰兒在身體上與主要照顧者融為壹體,並繼續接受和依賴母親的心理參與。

如何調和環境和品質的影響?

雅各布森吸收了很多人的貢獻,包括安娜·弗洛伊德、哈特曼、施皮茨和馬勒。在自我和客體的世界裏,她實際上完全改寫了弗洛伊德的能量理論、性心理發展階段的觀點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

本能驅力:雅各布森同意哈特曼的觀點,認為本能驅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生物學中預設的先天潛力,它受到內在成熟度的影響,在早期關系中獲得獨特性。寶寶的感受和經歷從壹開始就被記錄下來,這就是所謂的“情緒感知”。好的感覺和壞的感覺就像磁場中的鐵屑,堆積在好的感覺和壞的感覺的兩極。力比多從美好的感情中產生,成為孩子生活中強大而堅實的動力。通常,嬰兒主要體驗滿足感,攻擊性水平較低。但是,如果大部分體驗式體驗受挫,攻擊驅力被鞏固,脆弱的正常發展過程被扭曲。

這個過程的影響因素:因為經驗是主觀的,所以無法客觀定義“好”的育兒方式。嬰兒的氣質,母親與嬰兒的匹配,情感的不相稱,以及母親對兒童需求和變化的感受和相應能力,都會影響最終的基本驅動力構成。

早期經歷的影響:早期經歷會在主觀上留下情緒色彩。情感色彩的平衡不僅有助於力比多和攻擊驅力的形成,也為自我和他人的感受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表現為自我意象和客體意象。

不同的經歷會對應不同的意圖,當感覺好的時候——壹個慈愛付出的母親形象和壹個快樂滿足的自我形象被積累;當感覺不沮喪時——壹個沒有愛的沮喪的母親形象和壹個憤怒沮喪的自我形象累積起來。這些最終積累成壹套鏡頭,不斷過濾未來的經歷。

更整合的自我意象和客體意象的發展:對於新生兒來說,無法將自己與他人區分開來,所以最早的意向往往融合在壹起,部分與對方融合。大約在六個月大的時候,幼兒就能把自己的圖像與他人的圖像區分開來。孩子可以把母親想象成壹個間歇性的任務,可以帶來滿足感和挫敗感;我也能體驗到我是可愛的,但我也有能力感覺不好或生氣。母親的好與壞的整合會促進整合沖動情緒狀態的能力。在愛與恨(哈特曼提出的壹個概念)的感情融合中,兩種驅動力(兒童力比多的貪得無厭和兒童攻擊性的暴力爆發)的早期形式的粗糙原始特征得到緩解。於是,愛恨情仇這種強烈的單壹情感,就被壹種更加多元細膩的感情狀態所取代。

整合形象帶來的發展:自我形象與他人形象的整合,增加了承受更復雜經歷的能力:記錄和包容與重要人物不同的情緒狀態;豐富的情緒反應增強學習和思考能力;對某人失望但仍然愛她的能力;容忍憤怒而不內心崩潰,也不失去某人覺得值得或值得被愛的能力。

超我的發展:兒童對人類環境的體驗不斷內化,逐漸改變兒童自我驅動的沖動和欲望。前俄羅斯兒童和母親的經歷對個體發展有兩種廣泛的影響,從而影響超我。滿足感和挫敗感的體驗鞏固了這兩種驅動力。母親的約束和禁止所帶來的體驗,在早期的意圖背後留下了印記,俄羅斯的超我就是圍繞著這些意圖形成的。超我的形成依賴於情緒和他人經歷之間的復雜滲透。

驅動力的功能性:力比多發展出U型黏合劑,整合好客體、懷孕客體、好自我、壞自我的對立意象。攻擊性強化了差異感,促進了發展過程中的分離。當滿足時,它會喚起更多的力量來促進親近和吸收;挫折引起的攻擊性促進了推開和搬出。力比多和攻擊性在穩定身份的發展中扮演著交替的角色。

力比多激發的融合欲望,壹生都有壹種高度滿足的力量。成年後,融入的幻想是能帶來最深滿足感的來源之壹。比如在性交過程中體驗滿足感。

但是,對於剛剛開始定義自己,或者界限還不夠清晰的人來說,融合幻想是危險的,也是致命的,是拉向心理瓦解的強大倒退力量。即喚起攻擊的挫折體驗,設定界限,可以起到建設性的作用,平衡倒退。對於情感脆弱的成年人來說,通過挑釁他人,可以更好地體驗到靈魂的清晰界限。在這壹點上,攻擊不是作為壹種驅動力運作的,而是作為壹種喚起自我的體驗。但是要讓攻擊能夠發揮這個功能,前提是攻擊性必須鞏固,而且鞏固的劃分是通過滿滿足比來調整的。沒有這個平衡,喚起,呃,攻擊性會太強,個體在互動中的傷害性和破壞性會太大,恐懼會淹沒和打斷自我校準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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