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是關於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具體的社會科學。它具有很強的認知功能和實踐功能。
分析社會問題，從歷史條件和地區差異來看，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先說普遍性。失業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它不僅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下崗失業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壹個普遍的社會問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因此也成為世界上就業壓力最大的國家之壹。先說特殊性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中，下崗失業問題更加突出，具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獨特特征，已經成為黨、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關註並正在努力緩解的社會問題。
壹、下崗失業的定義
說到下崗失業問題，首先要涉及下崗失業的定義和統計標準。失業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動和生產資料分離的狀態。失業人員應具備三個條件:壹是有勞動能力；二是有工作欲望；沒有工作。因此，失業可以定義為具有勞動能力和勞動意願的勞動者在規定的勞動年齡內找不到工作，失去就業機會的社會現象。中國的失業統計存在很大缺陷。主要表現在就業和失業統計不壹致。1994之後，國家統計局將“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定義為非農業人口，在壹定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處於失業狀態並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登記的人員。這壹定義的缺陷在於:第壹，從業人員和失業人員僅限於農業戶口以外的城市中心，不包括目前在城鎮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二是失業人員統計只登記，不包括那些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員；第三，1993以來，特別是1998以來，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工人，這是中國特定轉型期的特殊現象，既包括失業人口，也包括再就業人口。相當壹部分實際失業人員沒有統計在內(有的地方下崗時沒有統計失業人員，再就業時統計了就業人員)；四是統計口徑不與國際接軌，無法進行國際比較或歷史比較；第五，全國失業統計以月度統計、季度統計、年度統計為基礎，而我國只統計年終數字，不利於監測宏觀經濟形勢和失業就業變化。
我們有壹個獨特的術語叫做“下崗”。根據官方文件，所謂下崗職工定義為:未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在原企業無工作，有用工需求但未找到新工作的職工。因為這些人“沒有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仍然是“職工”，所以不算失業，不能享受失業保險的相關待遇。但其本質是這些人無法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置身於生產過程之外，無法創造社會財富，失去了生活的物質基礎。所以，為了表達方便，我在這裏簡稱為下崗失業。
第二，關於結構性失業
應該看到，中國下崗工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下崗失業問題有很多角度，我想嘗試通過社會學理論來分析。
社會學認為，分析社會問題，從其根源來看，有結構失衡和功能失衡。結構失衡社會問題是指由於社會結構失衡而產生的社會問題。社會結構是指社會成分的連接方式。當這種聯系被破壞和扭曲，或者不適合社會發展，就會出現結構失衡。結果就是社會秩序混亂，社會運行萎靡不振。
社會學的結構功能主義非常重視研究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中的平衡和協調機制。認為社會結構的運行過程也是社會結構發揮其社會功能的過程。社會問題的產生是因為社會系統的某壹部分不能正常運轉。社會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組成的統壹整體，每個部分都發揮著壹定的社會功能，以維持整個社會的平衡，並為社會的穩定和平衡做出貢獻。但如果某壹部分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就會導致社會問題。
社會學認為，現代社會是壹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社會發展越來越表現為組織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就是組織，組織就是社會。因此，對社會的研究離不開對社會組織的研究，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對整個社會結構的改革意義重大。
社會學還認為，社會組織包括組織目標、組織結構、組織要素、組織管理、組織職能、組織環境、組織控制等。其中，目標是靈魂，目標是方向，目標是動力，目標是管理和考核的標準。要素是基礎，結構是核心，是關鍵。結構決定機制，結構和機制的有機配合才能更好地發揮組織功能，實現目標。
我國的失業不僅僅是勞動力資源供過於求的問題，更是結構性失業問題，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期。結構性失業加劇了總矛盾，增加了解決矛盾的難度，也增加了改革的成本。
1.下崗失業是所有制結構變化的結果。
中國長期以來壹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為了解決就業壓力，降低失業率，政府壹直在有計劃地直接為國有企業安排就業。其代價是，導致了國有企業的大量隱性失業。改革和過渡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過渡方式之壹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傳統國有經濟的弊端日益明顯，競爭力不強。由於體制僵化、技術設備老化、人員素質下降(缺乏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國有經濟中的壹些行業和企業持續虧損、衰退；但是，非公有制經濟異軍突起，持續增長。以我省為例，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分之壹天下”發展到現在的“三分之二天下”，外資、集體和個體私營企業產值已占全省的83%。我省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就業的主渠道。絕大多數下崗職工來自國有和集體企業。比如1998以來，我省有16萬多人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主要是國企不景氣。可見，不同所有制的增長是不壹樣的，伴隨著就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2.下崗失業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生產要素重新分配形成的。
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人們需求結構變化和生活水平提高，部分行業社會需求增長放緩甚至下降，科技創新水平降低，部分產能閑置，部分員工勢必出來失業；此外，科技進步也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減少了等量資本創造的就業機會。
經濟體制改革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制度條件。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其獨立的內容，主要是提高產品和產業的技術含量，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通過產品和產業的升級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在這裏，很多做了幾十年的產品被淘汰，很多夕陽產業會萎縮。同時，許多新產品需要開發，新產業需要發展。此外，由於計劃經濟特有的投資體制指導下的嚴重重復建設，壹方面形成了普遍的規模不經濟，另壹方面又使許多產品永遠躺在倉庫裏，造成了有限資源的極大浪費。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加快，壹些企業必然被兼並，壹些企業必然被淘汰。這個過程表現在就業上，就是大量員工下崗。比如，五年來，上海紗錠達到1萬錠，國有棉紡企業減少近壹半，紡織工人總數從55萬人減少到20萬人。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最深的領域是制造業，下崗人數占全國下崗總人數的比例最高，達到47%，而制造業從業人員僅占國有企業從業人員總數的30%。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很多企業被整體淘汰，下崗成為被整體淘汰企業員工的唯壹選擇。
壹些傳統行業由於資源枯竭，產品落後，面臨戰略調整，也造成了下崗工人。壹些傳統產業，如煤炭和森工，相當壹部分企業面臨資源枯竭，急需戰略調整。大量軍工企業今天面臨著和平時期軍轉民的戰略調整。但是，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很難籌集到大量資金來支持調整或補貼虧損。所以難免會有壹部分員工被裁。我省冶金行業的浦城銅礦、連城錳礦，軍工行業的華龍機械廠、東方機械廠都屬於這種類型。
第二產業就業能力下降是產業發展的必然階段，在下崗職工總數中有壹定的正常份額。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歷史演變中，壹般有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第壹產業就業容量減少，第二產業就業容量增加；第二階段是第二產業就業能力下降，第三產業就業能力上升。從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階段來看，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經濟越發展，第三產業的就業容量越大。比如美國的就業人口比例，第壹產業3%，第二產業18%，第三產業79%。因此，我國第二產業下崗職工總數中也包含了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必然會出現的正常份額。
3.下崗失業是經濟轉軌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的就業制度和就業政策弊端的必然反映。
眾所周知，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和國家統壹承包分配的用工制度。勞動力是否錄用，並不完全根據企業的技術構成和實際需要，而是通過行政安置，帶有濃厚的福利色彩。人們形象地稱之為“三人幹五人活，三人吃五人飯”。企業效率低下，互相扯皮，人浮於事，造成大量“在職失業”人員。壹是非生產性人員太多，二是大量超編，三是耽誤了企業的技術進步。隨著改革的深入，要求國有企業轉換機制，提高效率。國有企業冗員過多，與現代生產和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由來已久。改革充分暴露了這個問題和矛盾。
4.下崗職工素質低，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弱，是結構性下崗失業的重要原因。
從數量上看，中國勞動力供大於求；從結構上看，冗員和職位空缺並存，即存在“有人沒事幹，有人有事幹”的情況。以我省為例。在我省城鎮職工中，技術工人只占壹半，高級工只占技術工人總數的3.5%。在數百萬從事非農產業和城市工作的農村勞動力中，文盲約占16%，小學學歷約占40%，接受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僅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5%。如此低下的文化技術素質如何適應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如何適應入世後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的需求？勞動力素質低，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矛盾。
勞動力素質低與我國長期實行的“低工資高就業”政策和高勞動參與率密切相關。青少年勞動參與率高，說明有大量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具有最低職業技能的青少年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不僅提高了勞動參與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也大大降低了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人為地增加了就業競爭和就業壓力。
下崗職工已經成為壹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尤其是年齡較大、技能單壹、觀念陳舊、文化素質較低的下崗職工。即使新的經濟增長到來，或者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新的工作也不會給這些下崗失業人員提供很多就業機會。這些工作主要提供給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有學者認為，他們實際上是被社會(勞動力市場)淘汰的，他們已經成為壹個被拋出社會結構的特殊群體。
5.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加大了結構性失業壓力。
人們常常把改革前中國的城鄉關系稱為二元結構。由於不恰當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制度選擇，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農村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向生產率高的產業部門，導致大量農業勞動力長期停留在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造成嚴重的農業就業不足。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增加農業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機會，擴大鄉鎮企業等農村非農就業，農村就業迅速增加。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農民收入增長太慢，負擔太重，有的增產不增收，很多土地拋荒，城鄉差距進壹步拉大，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打工。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就業形勢嚴峻，就業難。有識之士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依靠減少農民數量。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已成為必然。盡管改革開放20多年來，鄉鎮企業和城市經濟分擔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很大壹部分壓力，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和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增加仍然給城鄉就業帶來巨大壓力。
6.加入WTO對我國就業結構的影響很大，主要集中在結構和質量兩個問題上。
目前，在我國新舊體制完全交替、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交織的時刻，加入WTO所帶來的失業人員、下崗職工進入市場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交匯，將對我國就業產生巨大沖擊。第壹產業是重災區。專家預測，如果中國增加3%的糧食進口，將減少數千萬農業就業機會。對於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在技術和技能上也有新的要求。因此，第壹產業就業將面臨需求數量減少和質量提高的雙重壓力。第二產業的就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國際市場影響，第二產業結構將加快調整，減少就業機會的行業主要有汽車、機械、糧油加工、電子通信設備等行業，預計減少就業機會1萬人以上。第三產業迎來發展良機，就業崗位增多。
中國加入WTO後，低技術、低素質的產業工人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壹是技術工人總量不足，呈下降趨勢。2001年，我國技術工人約6000萬人，占企業各類從業人員的46%，比1994年下降22個百分點。二是技術工人技術水平低，整體文化素質不高。在6000萬技術工人中，中級工占比最大，占43%，其次是初級工占比40%，高級工占比15%，技師占比1.5%。三是高技能人才年齡偏大，技師、高級技師青黃不接。壹些專家預測，如果不盡早采取措施，中國的高技能人才將面臨失業的危險。深圳、廣州等城市高級技工工資超過研究生，反映出勞動力市場中高級技術工人嚴重不足。
綜上所述，我國就業和下崗失業問題面臨著總量矛盾不減、結構矛盾增多、兩種矛盾交織並發的嚴峻形勢。“九五”和“十五”期間，結構性矛盾明顯增加。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大調整，結構性矛盾將會加劇，同時還存在勞動力素質低、活力弱的問題；僵化的經濟體制和用人機制的弊端。這些都增加了結構性失業的矛盾和解決的難度。因此，如何應對下崗失業特別是結構性失業的挑戰，是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關註和解決的問題。
三、努力調整勞動力結構的對策
1.各級政府要加強領導和宏觀調控，把積極的就業政策納入政府目標管理責任制和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特別是要把控制失業率上升作為實踐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指標和重要舉措。江總書記指出，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的實質是堅持執政為民。這壹重要思想應體現在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上。第壹，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增長率。根據凱恩斯理論，失業主要是由有效總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控制失業的有效途徑是加強有效需求，通過刺激投資、增加政府支出等政策提高國民經濟活動水平，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增加就業。持續的經濟增長是解決下崗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沒有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就沒有解決失業問題的堅實基礎。二是制定和完善與宏觀經濟相適應的長期穩定的就業政策，處理好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深化體制改革、創造就業和再就業工程的關系。實現擴大內需和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將把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放在突出位置。各政府職能部門在制定本部門政策時，要與當地就業形勢相協調，防止宏觀經濟政策與就業政策脫節，確保就業與經濟協調發展；采取各種優惠的就業政策和措施，對下崗職工采取社會消化、企業消化和個人自主創業相結合的措施，鼓勵走創業就業的道路。第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步驟地有序安排國有企業富余職工，這是市場經濟的需要和必然趨勢。但不管實際情況如何，如果采取壹刀切的政策，無條件地將國企富余人員推向社會，失業率會突然大幅上升，不僅不利於再就業質量的提高，還會帶來經濟和社會的動蕩。因此，要從穩定大局出發，兼顧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控制在社會穩定可接受的範圍內，生產正常的國有企業原則上不得隨意辭退職工。國有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時，應優先考慮職工安置方案。職工安置方案和社會保障措施不完善、安置資金未落實的企業，不能進入破產程序。國有企業改革要切實考慮企業安置資金支付能力、地方財政能力和社會穩定能力。四是建立監督考核體系。把促進再就業作為衡量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績效的重要評價標準，形成促進再就業的激勵機制，真正把促進就業的目標落到實處。
2.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完善失業保險制度。貫徹“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發揮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工資形成和勞動力流動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引導求職者轉變就業觀念，通過公平競爭獲得就業崗位，支持用人單位自主決定用工數量和質量，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市場化就業機制的形成，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就業公平競爭、工資杠桿靈活、勞動關系合法、風險社會保障的勞動力市場新格局，通過勞動力市場幫助勞動者實現就業和再就業。這個改革目標不能動搖。
幾年來實施再就業工程的實踐表明，如果勞動者的觀念沒有改變，沒有成為就業的主人，政府的努力就會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廢。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也表明，在千變萬化的市場中，勞動者自主決策，自負盈虧，更容易成功；即使他們失敗了，他們也會自擔風險從頭再來。實際上，我國的勞動者是有自主創業、自主創業的精神和能力的。當然，政府要積極支持下崗職工自主擇業，特別是在開業便利、資金支持、場地安排等方面，作為壹項長期制度堅持下去。
對於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就業確有困難的特殊困難群體，應把就業援助作為壹項常規制度建立起來。特別要重點關註年齡較大、有求職願望，但因身體和技術原因未能再就業的下崗失業人員，落實促進再就業的優惠政策。
進壹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鑒於這壹制度實施以來存在的薄弱環節，應努力加以改進。壹是擴大失業保險覆蓋面，增強失業保險基金支撐能力；二是加強管理和服務，充分發揮失業保險在保障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和促進再就業方面的雙重功能；三是加強失業人員動態管理，完善失業保險待遇領取資格的相關規定。
3.全面提高勞動者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促進再就業。人是生產力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按照江總書記“七壹”重要講話精神，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技術學校、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技工學校、就業訓練中心、民辦職業培訓機構、企業職工培訓中心等職業培訓形式，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特別是對下崗職工的培訓，通過培訓促進就業。要提高培訓的針對性、適用性和時效性，根據不同勞動者群體的特點制定提高質量的重點。對於下崗職工來說，素質的提高不僅包括技能成分，還包括職業基本素質、就業觀念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同時，要加強就業政策和就業觀念的教育和引導，提高他們自主創業和自我就業的能力。全面落實先培訓後就業、先培訓後上崗制度，在全社會形成崇尚知識技能的風尚，形成就業靠素質、崗位靠技能的機制。
4.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步伐，為下崗職工提供優質服務。下崗職工再就業本質上是國民經濟中勞動力要素的再分配，最有效的分配手段是通過市場。逐步形成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支柱之壹。勞動力市場越規範、越透明，交流就越活躍，就越有利於各類勞動者參與公開、公平、有序的競爭，對下崗職工就越有吸引力。
目前，下崗職工不敢在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競爭不規範也是壹個重要原因。特別是各種收費，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造成就業信息的區域性、局部性分割和封鎖；勞動力市場部分下崗工人被忽視，成為名副其實的“農民工市場”；大部分下崗職工主要靠關系找工作。
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勞動力市場設施、管理機構、市場法規和中介服務。中介服務具體包括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的收集、發布和傳遞，職業介紹和職業指導。當前，勞動力市場應將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服務作為重中之重，並根據他們的特點提供有效的服務。特別是要廣泛征集第三產業、社區服務、靈活就業等適合下崗職工和弱勢群體再就業的崗位，加強職業指導，真正發揮就業橋梁作用。
5.統籌城鄉就業，組織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流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歷史的趨勢，是社會進步的過程。為了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近年來遇到了兩大問題:壹是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停滯，集中表現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不增反減；二是城鎮化進程仍然十分緩慢，城鄉二元格局和相關戶籍、就業保障制度的約束和負面效應，使得農業勞動力轉移和正常流動困難。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就地消化應該是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首選。要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必須進壹步發展鄉鎮企業，充分發揮鄉鎮企業作為安置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作用。還要加快小城鎮的開發建設，使之成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壹級“蓄水池”，既能提高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又能促進小城鎮二三產業的發展，擴大就業容量，從而減輕城市的就業壓力。
在城市方面，在改革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勞動力流動的人為障礙的同時，在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使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勞動力真正從土地上轉移出來，融入城市二、三產業，完成這種轉移，大大提高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