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國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從過去經濟體制下單壹的按勞分配，發展到今天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從過去強調平均主義，反對貧富差距，發展到今天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對平均主義，防止收入差距。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從政策層面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竭動力來自於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從具體操作層面看，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考察制度因素:；
1，正式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按勞分配，又稱按勞取酬，是壹個古老而又常新的範疇。最早提出按勞分配的是英國夢想家約翰·f·布雷，後來馬克思將其定義為* * *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或形式。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勞動”是指沒有商品經濟的直接社會勞動，勞動者按照自己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時間領取消費品。但是，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已不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直接社會勞動，因為高度單壹化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已被打破，資本、土地等要素除勞動外由國家或有關公共組織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局面也隨著市場化改革發生了很大變化，按勞分配也因此失去了全國統壹的基礎。同時，為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合理配置資源，中央適時提出了“建立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制度”的原則。這有利於解決分配中的兩大問題——激勵和約束。從激勵的角度來說，讓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支付報酬，改變了過去特別是國有經濟中收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傾向，有利於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避免懶惰和閑散。從約束的角度看，收入與貢獻掛鉤，減少了國企領導過去得不到應得報酬的可能性，有利於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避免國家財產不必要的損失。；
2.非正式制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效率和公平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創，而是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兩大基本目標。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即在經濟學意義上，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考慮到我國特殊的所有制結構、特殊的城鄉二元經濟、特殊的區域經濟不平衡矛盾，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 * *富裕是重中之重，效率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壹極。同時，公平問題也同樣重要。兩者的關系不是此消彼長，而是對立統壹。壹方面，效率要求個人收入與其對社會的貢獻掛鉤，充分調動行動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積極性。因此，由於個人自身條件和年齡、性別、能力、機會等外部環境的影響，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千差萬別，收入差距必然拉大，這與公平的要求並不矛盾；另壹方面，由於過分追求效率，侵吞公共財產、偷稅漏稅、走私受賄、非法經營等大量違法現象時有發生。即使不違法，也可能有很多投機者鉆政策空子，不誠實合法勞動致富，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秩序，扭曲收入分配機制，影響社會公平。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在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同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
二，中國分配制度的路徑依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分配制度的改革過程實質上是壹個逐步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經濟體制改革是經濟利益機制的轉換，涉及到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即企業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廣大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但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分配制度自我強化機制的影響，分配制度存在慣性的、難以戒除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的概念源於W. Brown Arthur，他用這壹概念解釋了技術進化過程中的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現象，後來又將其擴展到制度變遷分析領域。他認為，制度變遷過程中也存在壹種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人們過去所做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在經濟體制漸進式改革過程中，壹方面，分配制度改革缺乏先驗理論，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另壹方面，受制於其他配套改革的深度和速度，必然會出現所謂的“路徑依賴”。研究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首先需要具體探究這種依賴的本質。；
1，三大利益主體的固定收入分配結構與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主要是指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大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分配比例。近年來，三大利益相關者的收入分配結構趨於穩定，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成功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隨著所有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國有經濟在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降低，公有制經濟逐步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集中，有效地實現了政企分開，使國有企業朝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目標邁進，成為市場運作的主體；非公有制經濟也有了長足發展。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土地使用權等生產要素日益市場化，要素市場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快速進步的新生力量。不同性質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決定了三大利益相關者的收入分配格局。顯然，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因此，單壹的分配制度難以按貢獻支付生產要素的投入，許多非勞動要素的作用越來越大，也對按勞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考驗。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政府提出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指導性分配制度。這個分配制度壹旦確定，政府、企業、個人三大利益主體的收入水平也就相對確定了。以市場價格為調節手段的再分配，雖然可以適當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收入主體的收入分配格局。沿著這個思路，分配制度改革無疑仍是霧裏看花，難以有大的突破。；
2.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傳承與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采用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有效解決發展中國家發展落後、工業化程度低、就業吸納有限的問題。由於其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優勢，成為就業人口的吸納者，在緩解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壓力和利用其資源優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於農產品需求彈性小，大的價格波動並不能帶來需求的大變化，從而使農民經常處於增產不增收的兩難境地。同時，農業豐收與自然資源、區位、氣候等條件密切相關，風險大於工業。此外，農產品技術附加值低，價格水平低於工業品。從長期來看，農民收入的增幅遠小於城鎮居民。然而，現行的戶籍制度和“盲目遣返”制度是對城市的人為障礙，不利於剩余勞動力的流動。即使他們流動了，也很難獲得城鎮居民同樣合理的合法就業待遇，只能獲得更低的收入。特別是近年來，城市失業人口問題突出，使得農民進城面臨越來越多的限制。另壹方面，城市的發展也處於瓶頸狀態。隨著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體制改革的深化，城市的失業率不斷增加。再加上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湧入，大量城鄉中小學生輟學和高校畢業生就業被迫出擊，對城市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壓力，進壹步發展的潛力有限。所以經濟原因造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會繼續，使得中國的分配制度改革仍然是城市壹塊，農村壹塊，各行其是。；
3.經濟發展差距與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眾所周知，自中國共產黨第十壹屆三中全會(1978)成功召開以來，中國全面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把效率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對區域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從過去註重均衡發展轉向實行三大塊的人為劃分——東、中、西部， 以沿海經濟發展為大局，集中有限的物力財力，優先發展經濟基礎。 區位條件優越的沿海地區，使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能夠以沿海發達地區為突破口，在短期內得到大幅提升，進而騰出經濟力量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實踐證明，這壹戰略的實施達到了上半年的目的，對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為了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給予了更多的優惠政策，包括傾斜、減免、下放、先行等諸多優惠。然而，這種做法對中西部地區產生了壹系列負面影響。比如，由於東部平均工資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大量人才在收入利益驅動機制下“東南飛”，使得東部地區生產效率更高，工資水平因經濟快速發展而螺旋上升。與此同時，為了支持東部的建設，中西部地區豐富的資源因政策調價的幹預而損失慘重。再加上中西部地區人口多、落後、市場化程度低、資本市場不活躍、技術水平低、改革進程慢等諸多因素，中西部地區經濟結構硬件跟不上發展需要，經濟機制無法有效轉換。總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不僅留下了區域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也留下了收入水平的巨大梯度，制約著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4.政府政策的連續性與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市場經濟的改革必然伴隨著政府政策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變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978到1984為第壹階段，重點是農村分配制度改革。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民的收入直接取決於他們的勞動成果，真正實現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無工可吃”的初衷，充分調動了農民擴大再生產、增加農業投入的積極性。這次改革徹底貫徹了按勞分配的原則；第二階段可以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算起，到1992年十四大召開。重點是對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工資進行重大調整，打破企業職工吃同壹鍋飯的局面，實現與經濟效益掛鉤的工資模式，找準搞活企業、激發企業潛力的穴位，創造多種分配格局。現階段仍以按勞分配原則為主，理論上不敢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原則，怕落入庸俗的“三位壹體公式”陷阱；第三階段，從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嚴格地說，應該從鄧小平同誌的南巡講話開始。這壹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入階段，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等要素市場取得了較大發展，並逐步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力推進股份制改革，深化企事業單位工資改革，確立最低工資線和工資線，征收個人所得稅等進行改革。不難看出，中國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壹步步推進。原則上，它依賴並服務於經濟體制改革。這種漸進性決定了分配制度改革不是改頭換面，而是漸進的。；
5.分配制度改革的思想障礙和路徑依賴：
按勞分配壹直被認為是公有制唯壹的、獨特的分配方式，而按生產要素分配和其他分配形式都是新生事物。有人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按勞分配的前提，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其他生產要素只有在勞動的組織和作用下才能生產和使用價值。由於價值只由勞動創造，生產成果的按勞分配就成為必然。不言而喻，這裏混淆了價值分配和價值創造的關系；也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基礎。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唯壹屬於勞動者個人的是勞動，其他壹切生產要素都歸國家或集體所有。由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無法實行按勞分配，所以按勞分配就成了社會主義最合理的分配方式。還有壹些人認為，勞動成果的按勞分配不取決於價值創造，而與生產方式和所有權的占有有關。在此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已經萌芽，但按勞分配仍然作為紅色分配理論占主導地位，十六大報告中仍然強調這壹點。
第四，深化我國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
今天，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它在兼顧公平的同時強調效率，在激勵的同時註重約束，在舊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可以說，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朝著務實的方向發展，這也體現了分配制度的初衷——為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服務。然而，由於分配制度改革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問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將面臨三大方向。首先，它將繼續沿著現有的道路前進。如果原來的做法合理，符合歷史潮流，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就會促進經濟的良性運行；如果不能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就會成為經濟運行的桎梏，阻礙經濟發展。二是對原有路徑進行改進，在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時進行必要的修正，然後逐步付諸實施。顯然，中國的分配制度改革走的是這條漸進的道路。三是突破原有路徑，另起爐竈，或全面引進國外先進做法，或向研究院經濟學家求教。基於以上對路徑依賴的分析，本文對路徑選擇做了如下思考:
1，宏觀調控收入分配，理順分配機制，實現* * *同富；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手段可以充分解決資源配置問題，調節經濟運行，但在三大利益相關者——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分配中，存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三大利益主體的收入分配結構壹旦形成，就不會被市場手段輕易打破，從而使得分配制度改革明顯擱淺。因此，有必要對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首先，要合理調整總收益的分配格局，在總量固定的情況下，合理安排三大利益相關者的收益份額或比例，避免因之肥了壹方，損失了另壹方。其次，要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合理擴大收入差距，以發展生產力，實現多勞多得。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反對平均分配，同時防止收入懸殊，從而影響穩定，制約發展。再次，理順工資分配制度，建立相應的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職工工資制度和相應的激勵機制。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家流失，確保政府財政收入穩定；企業的工資分配應以不影響企業正常經營為限，以激勵員工，明顯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為目的；個人收入分配應在最低工資標準的基礎上制定和執行。最後，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還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使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在比例協調、相互促進的基礎上實現“共贏”。；
2.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縮短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
如前所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特別是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投資相對不足，使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合理限度，對居民生活、農業經濟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如何增加農民收入，解決農村壓力；如何提高城鎮居民收入，在帕累托改進的可能性上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的* * *增長，合理縮小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將成為未來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就像這樣，要做好收入分配的“兩手抓”，壹方面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另壹方面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首先，要加快城市建設，整頓城市分配秩序，規範城市收入分配，理順分配關系，遏制某些行業或階層收入的畸形增長；同時，在有序的條件下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農村戶籍制度，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當然，我們不會反對城市人才去農村創業。還要下大力氣搞好城鎮再就業工程，減少失業人數；其次，通過農業現代化、社會化、文化化、科技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提高農副產品附加值；再次，要加快培育市場體系，努力通過市場方式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同時也不能忽視政府的宏觀調控。深化企業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3.全面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縮小東、中、西部地區的貧富差距；
我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差距的擴大是由要素積累、改革之初政府政策性資金向東部傾斜以及中部地區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造成的。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央提出了以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為目標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這符合發展規律，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在開發西部的過程中，政府和人民要做的事情很多。從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來看，主要有幾點:壹是政府要調整區域經濟政策，加快出臺有利於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對外開放，通過“補血”和“造血”相結合的方針，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第二，中西部地區也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老工業和落後工業的改造，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三是廣泛推進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加大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最後，大力發展，加大教育投入，盡快轉變觀念，揚長避短，發揮區域優勢，充分利用政府優惠政策資金和國內外支持，化外部條件為內部條件，振興經濟，填補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資格談論* * *和繁榮，只有在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才能更好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4.轉變政府職能，依靠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結合，完成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我們不主張“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也不贊成“什麽都由政府接管”。我們應該充分讓市場說話。分配制度改革本質上從屬於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每壹步都需要分配制度改革的支撐。經濟體制改革超過壹天，分配制度改革就不能落後半步。當然，在分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這是壹個非常明顯的強制性變遷過程。按勞分配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以來的主要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三階段轉變過程中，按勞分配為農村農業、城市工業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充分調動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另壹方面，按要素貢獻分配是近年來特別是十五大以來強調的壹種分配方式。它徹底突破了價值分配與價值創造的糾結，有利於調動要素參與生產的積極性，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積極發揮作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增添了動力。十六大報告也為我們探索分配制度改革留下了空間，即“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為我們在實踐中集思廣益、發現和提出新的分配方式留下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