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是霍布斯和洛克開啟了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個人主義傳統。他們都以自然法和契約論為理論武器，但他們對政府的看法卻大相徑庭，因為他們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這源於他們對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他們在人性上的差異最終是由他們的氣質和他們所面臨的不同社會歷史經歷所決定的。英國17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對西方社會政治發展的意義最為重大，這就是它所開創的自由主義傳統，它構成了未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思想的主流。霍布斯和洛克是古典自由主義產生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人們普遍認為洛克是自由主義的鼻祖，但霍布斯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卻是壹個頗有爭議的話題。作者認為霍布斯在自由主義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他與自由主義的密切關系不會影響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他最終沒有成為自由主義者的原因也是他與洛克最重要的區別，只是對問題“”的回答不同，這對當今時代仍有重要意義。壹、自由主義的基礎:個人主義、自然法和契約論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主張從個人或個體出發研究國家(或政府)。霍布斯首先建立了這壹傳統。他在《利維坦》壹書中指出:“利維坦，壹個被稱為“整個民族”或“國家”的龐然大物，是由藝術構成的，它只是壹個人造的人”(利維坦，第1頁)，“它的制造材料和它的創造者；他們兩個都是人”(利維坦，第2頁)。所以，要理解國家的本質，只能從人出發，而不能從神或倫理出發。洛克還認為，國家“沒有其他目的，只是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政府論》，131)，所以對國家的考察應該從人開始。對人的考察也是對人性的考察。從此，抽象的人性論成為十七八世紀政治思想家觀察國家和社會的基本出發點。自然法和契約理論也是早期自由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霍布斯不是近代第壹個運用自然法和契約論的人，但他首先運用了幾何學的演繹方法，將人性論、自然法和契約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構建了壹個邏輯體系。洛克在建構自己的國家理論時，也是順手拿來用的，但在具體的解釋和運用上卻有很多分歧，使得洛克和霍布斯都是從個體出發，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霍布斯主張的是專制國家，在這種國家中，君主的權力是不可剝奪和不可分割的，人民沒有力量反抗君主的專制；洛克認為政府是有限的，其權力必須受到限制。為了防止政府不盡責或濫用權力，必須對其進行分離和制衡，壹旦違背其宗旨，人民有權反抗政府，重新建立政府。正是在這壹點上，洛克的《政府論》成為了自由主義的經典，而霍布斯則因其專制主義而遭到了自由主義傳統的反對和排斥。但事實上，霍布斯和洛克與自由主義的對立並不是不相容的。霍布斯創立的人性、自然法和契約論的分析方法被洛克繼承，成為後期自由主義思想家的理論工具。即使這些思想被後來的功利主義思想家所拋棄，個人主義的出發點仍然是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可以說，自由主義對霍布斯的繼承多於排斥。《政府論》以費馬為主要反對者，但霍布斯只是順便反駁壹下，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兩個人的區別關鍵在於對問題的回答不同。在政治理論的出發點上，洛克和霍布斯是壹致的，都主張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政治事務，但他們思想的形成路徑不同，決定了截然不同的結果。霍布斯是唯物主義者。他認為人是壹種“自然物”，人的自然本性(激情)支配著人的活動，就像物理定律支配著自然事物壹樣。在自然狀態下，人受三種激情支配:競爭、懷疑和榮譽，“自然使人在身體和精神能力上非常平等”(利維坦，第92頁)。“當沒有人擁有同樣的力量來制服所有人時，人們就處於所謂的戰爭狀態”(利維坦，第94頁)。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也就是戰爭狀態，是非常可怕的。不僅所有的文明創造都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們不斷地處於暴死的恐懼和危險之中，人們的生活是孤獨的、貧窮的、卑鄙的、殘酷的和短暫的。”(《利維坦》第94頁)沒有法律，沒有是非和正義的概念。和洛克壹樣，霍布斯並不強調他對自然狀態的描述是現實的。只要壹個社會沒有同樣的力量去征服每個人，它就處於壹種自然狀態，比如在美洲的部落中，在所有的主權者中。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壹旦人類處於自然狀態，整個文明大廈將被徹底摧毀，人們將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自然狀態如此可怕，人們應該盡早避免；但是霍布斯對人性非常悲觀，堅持戰鬥的人沒有壹個人願意先停下來，所以沒有辦法締結契約，除非有壹個強大的人同時把所有權力讓給他，他會保證所有人的安全；這個有權的人不參與契約，保留所有的權力，其余的人把所有的權力留給他去行使。就這樣，經過非常充分的博弈計算，在某個時刻，大家終於同意“指定壹個人或者由很多人組成的團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每個人都服從他的意誌和他的判斷。”(利維坦，第131頁)，於是，自然狀態經歷了壹個瞬間的飛躍，到達了社會狀態。這種情況下建立的國家是專制的，因為主權者不參與契約，所以他維持自然狀態下的所有權力，其他人則放棄。君主壟斷了幾乎所有的社會權力，臣民唯壹保留的就是生命權，也就是說，只要君主能保護臣民的生命安全，壹切權力專制都是可以容忍的。想收回主權？“任何形式的政府可能給全體人民造成的最大不利條件，與伴隨內戰而來的悲慘和可怕的災難或無人統治和不遵守法律和強制力來約束其人民的掠奪和報復之手的無序狀態相比，算不了什麽。”(利維坦，第141頁)對自然國家的恐懼使霍布斯認為最殘酷的專制總比沒有專制好，對人性的悲觀使他認為人們只能建立壹個專制政府來擺脫自然國家，即使他們打亂現有的國家並重建它，也只能重新建立這個專制國家。用《聯邦黨人文集》的話說，他的觀點是:“人們沒有足夠的美德來行使自治，只有專制政治的鎖鏈才能阻止他們自相殘殺”(聯邦黨人文集，第286頁)。這是霍布斯的結論，也是他對人類命運的判斷:人們必須也只能容忍專制國家。洛克的論證從宗教開始。洛克首先從上帝那裏找到了他論證的基礎。他說:“既然人都是萬能的、無限的智慧創造者的創造物，既然人是至尊主的唯壹仆人，他們奉他的命令來到這個世界，從事他的事務，他們就是他的財產，是他的創造物，只要他願意，他們就會存在，他們不是彼此的主人”(《論政府》，)。人的價值高於上帝之下的壹切，壹切設施(包括國家)都是為人而存在的。承認這些，建國的目的就很明確了:“……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公益。”(《政府論》，131)洛克顯然對自然狀態下的人性要自信得多。人受自然法即理性的約束，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每個人都必須拯救自己，除了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別人拯救。在自然法的統治下，人們和睦相處，享受上帝賜予的自由、和平和財產。如果人們能意識到這種珍貴的東西，珍惜它，約束自己，也許就不會有政府了。但除了自然狀態，人類還會處於戰爭狀態。兩者的區別在於:“人在性的支配下生活在壹起，沒有人類的長輩有權力審判他們。它們處於自然狀態。但是，對另壹個人使用武力或企圖使用武力是戰爭狀態，沒有* * *長者可以向他求助。”(《政府論》，19)，只要存在壹人侵害另壹人，受害人無處求助的情況，就可以說是處於自然狀態，即使雙方都是政治社會的成員。就是為了解決戰爭狀態下人民生活不便的問題，人們互相訂立契約，把每個人自己懲罰別人的權利交給指定的人或民族，從而建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自由、生命和財產的權利得到維護，國家(或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個人的這些權利。國家的存在只是為了彌補自然狀態的不便，保護人的自然權利，所以國家不能比自然狀態更不方便，國家權力必須受到限制。人們不僅要設計各種制度設施來約束它，而且壹旦國家違背了建立它的目的，就有權解散它，重新建立壹個符合需要的國家(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人會暫時回到自然狀態。出於對人類理性的信任，洛克在回歸自然狀態時沒有感到任何不便。這樣，在洛克的觀念中，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權利的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人民不必忍受專制的暴政，人民有權起來反抗壹個專制的政府。從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從個體出發，同樣借助於自然法和契約論，由於兩個人對人性的理解不同，對人民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有不同的判斷，從而導致他們的政府觀念不同。霍布斯認為，人只是被激情所控制，不可能在自然狀態下約束自己。沒有國家，社會必然解體，人民必然回歸野蠻，只能接受專制政府的控制。另壹方面，洛克相信人的理性。即使短時間沒有國家強制，也不會太差，不需要太依賴政府。為什麽這兩個人生活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對人性的看法卻如此不同？筆者認為主要是他們不同的人生經歷造成的。三、如何解釋:面對不同的經歷，如何解釋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差異？傳統觀點壹般從他的思想所代表的階級來解釋。霍布斯是英國新興大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代言人，而洛克是1688年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妥協的產物。但筆者認為，他們的理論客觀上是為這些階層的利益服務的，他們自己也未必有意從他們所代表的階層的利益出發來寫作。如果他們客觀上形成了適合各自階級的理論，本文感興趣的是如何從主觀角度解釋他們觀點不同的原因。所以從他們的心理氣質和歷史經歷來解釋更準確。霍布斯出生於1588年，出身貧寒。他主要靠個人聰明和努力進入上流社會，結識了壹大批各行各業的名人。他的生活很復雜，深深地卷入了當前的混亂之中。霍布斯生性膽小怕事。他曾在自傳中說自己是母親的雙胞胎之壹，另壹個叫“恐懼”。這個比喻說明了他對自己性格的評價，這可以從他壹生中的多次逃亡中得到證明:1640年，在議會與王權沖突加劇的時候，他寫了壹篇維護王權以求和平的文章，引起了國會派的發。1651年，他在巴黎寫了《利維坦》，但因攻擊君權神授和教會而遭到法國當局和流亡的英國保皇派的反對，後又潛回英國；時任護國公的克倫威爾實行中央集權統治，這符合他的君主觀。於是他臣服於克倫威爾，克倫威爾邀請他去任職，他卻婉言拒絕不去。1666-1667復辟時期，倫敦發生了瘟疫和火災。教會威脅說這是他褻瀆神明的言論造成的。出於恐懼，他燒掉了手頭所有的手稿。如果壹個膽小的人出生在優越的家庭，雖然不會變得膽大，但至少可以用自信來彌補。然而霍布斯出身貧寒，即使他的生活中充斥著當代名人，也無法彌補這種天生的缺陷。他的主要政治著作寫於四五十年代(《論公民》，1647；利維坦，1651年；論對象，1655；論人，1658)，這也是英國的動蕩時代，而在歐洲，1618到1648這壹時期是三十年戰爭的時代，各國連年戰亂，這應該對霍布斯自然狀態下的人只會永遠戰鬥的觀點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由兩代國王路易十三世(1610-1643)和路易十四(1643-1715)管理的法蘭西正在崛起為壹個君主專制國家，其國內的繁榮穩定和強大的國際地位也將使那些。綜合以上因素，霍布斯渴望強大專制國家的思想就可以理解了。和霍布斯壹樣，洛克壹生中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有名，很傑出。不同的是，他和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交朋友，這對洛克自由主義傾向的形成非常重要。洛克寫作的時代(論政府，1690；論寬容(1689)是壹個相對滿意的時代:人們經歷了議會與國王、共和國、克倫威爾專制與復辟的戰爭，最終以壹場小代價的光榮革命結束了幾十年的紛爭。霍布斯擔心壹旦君主不存在，世界將陷入混亂，這種擔心被證明是不必要的，因為在這幾十年裏。傳統和習俗在沒有主權的情況下會有效地維持社會穩定，所以對專制國家來說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主權的行使應該受到限制，防止其侵犯社會。駱家輝出生在壹個律師家庭，家境富裕。他的父親去世時，他能夠給他壹筆財產，這使他非常舒適。他溫和、謙虛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固執，反對暴力、狂熱和激進情緒，反對宗教迫害。他也是壹個務實的人，註重經驗和傳統。喬治·薩賓這樣評價洛克:“他天才的主要標誌既不是淵博的知識，也不是縝密的邏輯，而是無與倫比的常識。在這些常識的幫助下，他將過去經驗所產生的對哲學、政治倫理和教育的主要理解集中起來，並將其納入他那壹代人更為開明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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