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回答第壹個問題，含微量劇透。關於本片和茨威格的關系請移步《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創作背景是什麽？有哪些作品是和它類似的題材？
這部電影講的是失落的歐洲文明，茨威格曾有壹本書叫《昨日的世界》，講的就是那個曾經的，壹去不復返的高雅歐洲，影片主角古斯塔夫先生則是這種文明的代表人物和集中體現。然而有趣的是他的身份僅是壹個酒店門房，說難聽點就是壹個跑堂的。他是個徹底的無產階級，在繼承/偷來那副名畫之前，全部財產只有”壹套象牙背面的梳子，和收藏的浪漫詩集“，然而他的修養和學識卻高得沒邊沒沿，和無產階級粗鄙無文的形象形成鮮明反差，而這也是影片主要笑點所在。我們看到他經常不分時間地點朗誦詩歌，逃亡路上不忘噴香水，警察追到眼前了還要為死去的管家默哀致敬。這樣的行為自然可笑，但觀眾在笑過之後也會油然產生敬佩之情，因為他不只是把”文化“”人性“掛在嘴邊而已，還能踐行之。反觀片中大反派Dmitri，雖然血統高貴，但是長相猥瑣，貪婪暴戾，喜歡張口罵人，還動不動就打斷別人說話。Dmitri生為貴族但行為野蠻，古斯塔夫先生出身低微，卻處處體現貴族騎士風度，正邪雙方的內在反差構成了全片的反諷張力。
這種身份/行為的反差，不僅體現在古斯塔夫先生身上，在zero和阿加莎那裏也有所表達，但並不很多。這兩人也屬於社會底層，阿加莎是面包房學徒，zero更低微，是外國難民。他倆的正義舉動更多是出於壹種樸素的善惡觀，就像古斯塔夫先生說的，阿加莎最大的優點就是純真。當然在影片後半段，受古斯塔夫先生耳濡目染，兩人說起話來也開始引經據典，出口成章，可以理解成老歐洲對新壹代的教化。
這部電影采用嵌套式的敘事結構。讀書女孩——老年作家自述——青年作家和老年zero相遇——少年zero和古斯塔夫先生的冒險。對於導演為何要使用這樣的結構，我覺得可以理解壹種文明傳承的觀念。歐洲文明的火種從古斯塔夫先生傳給zero，由zero傳給作家，再由作家傳給小女孩（和我們），大飯店死了，但文明不會死，它在我們的記憶中生生不息，這樣處理符合電影明麗、樂觀的基調。
總之我覺得電影傳達了這樣壹種觀念：壹個人是否文明，不在於階級、血統、民族，而在於心中有沒有人道的觀念、對藝術的熱愛，以及為之付諸行動的勇氣。就像茨威格，為了心中對歐洲文明的信仰，不惜為之殉道。古斯塔夫這個角色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就參考了茨威格的形象，而且他最後也為了保護zero死在法西斯槍下。zero的阿拉伯民族設定，我認為也呼應了茨威格的猶太人身份。兩人作為外族人，卻無比擁護歐洲文化，反觀那些自詡純種的雅利安人卻在毀滅自己的文明，想來真是諷刺。如今近壹個世紀過去了，那個屬於歐洲的黃金時代已經壹去不復返了，韋斯安德森的這部童真喜劇算是用壹種感傷但充滿希望的方式，譜寫了壹首舊歐洲的挽歌。
能夠將壹曲挽歌拍成喜劇並不容易，笑中帶淚意味著妳不僅要讓觀眾笑，還要激發他們思考。
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en)做到了。
《布達佩斯大飯店》(The Grand Budapest Hotel)與這位導演之前的作品有著諸多不同：擅長現代題材的他第壹次投身二戰前夕這壹過去時點；作品的主題也從個體問題、家庭問題或社會問題轉向了對壹個時代的追憶；這也應是他導演的作品中，第壹次以謀殺案為故事主線。如何將壹部謀殺案拍成喜劇，又如何將這對逝去時代的追思之情融入故事，以壹種潤物無聲的方式透過演員的表演傳遞給觀眾，應是安德森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畢竟，主題的宏大與敘事空間的收窄已經形成了自然而然的沖突。在謀殺案件所限定的快節奏敘事中，安德森以往影片中壹以貫之的松散敘事節奏不再可行，雖然安德森仍舊大量使用了自己慣常的群相展示手段，但僅僅點到為止，整部影片的情節發展壹如水銀泄地，起承轉合幹凈利落，毫無以往的拖沓之感。敘事空間受節奏限制，務須緊扣主線，這也意味著可供安德森響應主題的方法，急劇減少。要濃縮壹個時代的光陰，以群相展示都異常艱難，更何況在壹部謀殺案件中閃轉騰挪了。
安德森的處理方式異常巧妙，他將人物特征與敘事層級進行了結合，通過隨時代轉換，人物特征的傳遞，實現了彼時與如今這兩個時代的打通。若要深入討論這壹矛盾，我們還是先對故事進行壹個簡單的梳理。當然，若妳還未欣賞過這部影片，不如先花上壹個半小時觀看後，再來繼續討論。
整部作品依照時間點的不同分為了四個敘事層，按照各敘事層主要人物的不同，我們將其命名為讀者層、作者層、敘述者層和主角層。
影片起始於讀者層（如今，作者已逝），壹名女孩來到作家(Author)的半身像前，打開壹本名為《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小說，開始閱讀；鏡頭壹轉，來到作者層（作者暮年），這本書的作者正對著鏡頭，講述這個故事的由來；鏡頭再轉，來到敘述者層（作者青年；零(Zero)暮年），此時尚年輕的作者來到山頂這間已然衰落的布達佩斯大飯店，意外地遇到了這家飯店的擁有者，零·穆斯塔法(Zero Moustafa)，零先生熟讀且喜愛作者的作品，便約他***進晚餐，席間，向作者講述了壹個故事。
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進入了主角層(零青年)，此時的零是布達佩斯大飯店新招的門童，飯店的禮賓員古斯塔夫(Gustave H.)先生將其視為自己的門徒，對其嚴加管教。謀殺案也在此時發生，古斯塔夫先生曾經服侍過的壹位D女士(Madame D)在不甚明朗的情況下死亡了，古斯塔夫先生帶著零前往她家，卻意外地被D女士的律師宣布繼承其全部家產中價值最高的壹幅畫《男孩與蘋果》(Boy with Apple)，在將畫作偷偷運回飯店後，警察以謀殺罪逮捕了古斯塔夫。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古斯塔夫越獄成功，並在同儕、零以及零的面包房女友協助下，追尋著D女士管家的線索，擊敗了尾隨而來的殺手，並最終在畫作中找到了D女士的第二封遺囑，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然而故事並未由此結束，隨著戰爭的降臨，古斯塔夫在壹次旅行中為了保護零而被軍隊殘忍地槍殺；零的女友也在婚後兩年因壹種現已尋常彼時無藥可救的小病而離開了人世。
主角層的敘述至此結束，影片的視角壹步步移至敘述者層、作者層，最終回到讀者層，以女讀者坐在作者半身像旁的長椅上，閱讀《布達佩斯大飯店》這本小說的鏡頭結束。整部影片在時間分配上，絕大部分屬於故事層，壹小部分屬於敘述者層，而作者層和讀者層不過寥寥兩三個鏡頭。如果我們將敘述這層和讀者層單獨摘出，其實已經是壹部非常完整且優秀的影片了，那麽，安德森大費周章疊加作者層和讀者層的意義何在？
就在最後壹個鏡頭結束後的那兩行字：“受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啟發。”(Inspired by the Writings of STEFAN ZWEIG)
安德森曾說過，自己在創作這部影片時，參照（或者用他的原話，偷(Stolen)）了茨威格的兩部作品，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Beware of Pity)和遺作《變形的陶醉》(The Post-Office Girl)。影片中的作者、古斯塔夫兩名角色身上，都有著茨威格的影子，只不過兩人分別代表者茨威格的不同側面。作者這名角色毋庸置疑代表茨威格在作家層面的成就，這點可以從影片中作者半身像下的銘言“紀念我們的國家寶藏”(In Memory of Our National Treasure)中看到；而古斯塔夫先生身上則集中體現了茨威格的人格、信仰以及其壹生的悲劇所在。
作者層與讀者層的疊加，有著多重效果：首先，通過這兩個層級的加入，影片的時間緯度由兩個增至四個，其背後延展而出的，是主角古斯塔夫人格特征透過作者這部小說的傳承，自二戰前夕壹直延綿至今；其次，古斯塔夫與作者的人格疊加，形成了對二戰前歐洲心理狀態的整體傳承，通過作者層面及讀者層面對這壹心理狀態的旁觀，將影片自結尾的悲劇氣氛及時空中抽離，引發觀者對這壹狀態的更為客觀的思考；最後，便是在追憶中實現這種疊加後產生的心理狀態與我們自身生活狀態的對照，並由引發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反思。
而傳達這壹切思考的關鍵，都取決於壹個背負了影片全部意義的角色：古斯塔夫先生。
# Mr. Gustave
以安德森過去電影中的角色來看，古斯塔夫先生其實是壹個非常傳統的角色，他沒有《青春年少》(Rushmore)中壹老壹少的神經質和搞怪，也沒有《水中生活》(The Life Aquatic with Steve Zissou)裏面那群追逐美洲虎鯊的船員瘋狂，更沒有《穿越大吉嶺》(The Darjeeling Limited)那三位公子哥的搞怪本領。貫穿古斯塔夫先生壹生的信條，應當是“優雅得宜”四字，而其自受冤入獄至沈冤昭雪之間的神奇經歷，與這四字產生的激烈沖突，造就了這個人物身上最根本的喜劇元素。從門童壹路做到禮賓員的古斯塔夫，不僅對歐洲傳統上流社會禮儀非常看重，對自身生活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熱愛和平，從未主動與任何人產生肢體沖突；熱愛詩歌與藝術，即使身在獄中，也不忘在給酒店職員的信件中附上自己創作的長篇詩作，更懂得從美術角度來欣賞監獄老大的越獄路線圖；極富同情心，對那些年老色衰的歐洲上流家族女性，極盡呵護體諒；極為勇敢，兩次為了零這個戰亂難民的安危挺身而出，並最終慷慨赴死。
古斯塔夫先生的優雅得宜，正如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全盛時期壹樣，在二戰之前和平時期的歐洲這壹背景之下，是自得其所的。他經營著這家以上流貴族為主要客戶的大飯店，竭盡所能地服務著自己的客戶，其行為方式，思考方式均與其工作相得益彰。但在戰爭烏雲降臨之際，和平時期的行為方式便隨之顯得不合時宜起來。影片並未過多自宏觀層面渲染戰爭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正如選擇古斯塔夫先生來代表傳統歐洲上層社會傳統，戰爭在這部影片中的代言人，正是D女士家族的衰落以及謀殺案件本身。
影片中有壹個細節值得註意：D女士的第二封遺囑內容並未展示給觀眾，古斯塔夫先生如何脫困、D女士究竟死於誰手，並未直接說明（影片中確實有所暗示，威廉·達福所飾演的殺手J.G.喬普林(J.G.Jopling)桌子上擺著裝有劇毒物番木鱉堿(Strychnine)的瓶子）。其實這壹點或可如此理解：誰殺了D女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其家族秩序的人物被其家族所謀害。若將這壹事件映射到彼時的歐洲，便是組成歐洲的其中壹國，以戰爭（謀殺）的方式，顛覆了整個歐洲的和平與秩序。透過這壹場謀殺案，安德森將整個歐洲的形勢，濃縮入這壹樁小小的謀殺案裏，而代表著上流社會與傳統秩序的古斯塔夫先生，則成了殺手的替罪羊，面對謀殺案，愛好和平與藝術的他幾乎毫無鬥爭能力，稍作抵抗便深陷大牢，只能任人宰割。
古斯塔夫先生對傳統規矩的固執牢守，機關槍壹般的語速，以及那時時刻刻都要繃著面子的平和語氣，與這個角色在越獄、追尋線索、最終破案這緊張激烈到讓人喘不過氣的全過程中所面臨的險境形成了極為鮮明的錯位，帶來了巧妙的喜劇效果，讓人忍俊不禁。他的優雅與秩序雖為其贏得了牢友、同儕、以及D女士管家的協助，但這些都不足以為他洗刷冤屈。
能夠拯救他的，並非上流社會的附庸警察系統，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兩個年輕人：零和他的女友，西爾莎·羅南(Saoirse Ronan)飾演的面包房女孩阿加莎(Agatha)。
# Zero
正如影片結尾處零先生回答作者的提問時所說的那句話：“我保留這間酒店，不是為了紀念他（古斯塔夫先生），是為了阿加莎，我們在這裏度過了壹段美妙的時光，雖然很短暫。”零與古斯塔夫先生的區別可以從兩人的行事風格來看：對古斯塔夫而言，生命中最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以及工作背後的秩序。即使在逃亡過程中，剛剛脫困的他，也會為了零未帶來他慣用的香水而大怒不已。對零而言，最重要的並非秩序，在D女士家中，以行動催促古斯塔夫先生取走畫作，是零；想出辦法，以點心傳遞越獄工具的，也是零；在面對喬普林追殺，已至絕境時，勇敢將殺手推落懸崖的，仍是零。雖然影片主要描繪的是古斯塔夫先生那與時代格格不入的信念，但真正推動情節進展並壹步步突破困境的，並非古斯塔夫，而是那個寡言少語，其貌不揚的少年零。
零的村莊因戰亂被毀，他失去了家庭，流離失所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雖然古斯塔夫先生教導有方，但代表著平民的他卻並沒有沿襲同樣自門童做起的古斯塔夫先生那壹套做派。若對應我們先前建立的隱喻體系，零所代表的，正是與上流社會對應的平民階層。最能體現這兩個階層對立的，是其對待感情的態度：古斯塔夫雖然服侍了眾多的上流社會的老年女性，但這只是他工作的壹部分，讓顧客愉悅而已；而在畫作追逐戰中，零不顧安危為救阿加莎跳落陽臺的，他最為珍視的，並非畫作，而是阿加莎的生命。再延伸到D女士家族成員對其的殘忍謀害，我們便可以看到歐洲傳統上流社會在持有古斯塔夫先生壹眾優點的同時，存在的最大缺陷：對人類感情的漠視。
布達佩斯大飯店的興旺，源自其上流社會女性客戶的光臨，而這部分客戶大部分又是沖著古斯塔夫先生的服侍而來的。正如古斯塔夫向員工布道時所說：“粗魯源於恐懼，人們害怕他們得不到想要的東西，大部分令人討厭的人其實只是需要被愛，然後他們就會像花朵壹樣綻放。”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存在，源於其對上流社會缺陷的亡羊補牢。由此，戰亂爆發後，上流社會被徹底摧毀，大飯店的衰落便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身處上流社會末端卻因繼承遺產壹躍進入其中的古斯塔夫死於軍隊之手，昭示著上流社會秩序的最終破裂。零對大飯店的繼承，則暗示了社會的未來走向，由原本缺乏人性的秩序，轉向直面人性的個體。零繼續經營大飯店，並非出於對過往秩序的紀念，而是對自己妻子的追憶，大飯店雖然逐漸破敗，輝煌不再，卻不再是曾經的那間服務於上流社會缺陷的機構，反而因零對阿加莎的懷念而變得溫暖。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然而直到結尾，安德森才真正借零之口，提出了這部影片供我們思考的問題所在：“他的世界”。若要理解古斯塔夫的世界，便務須了解其人物原型，茨威格的世界。
# Stefan Zweig
斯蒂芬·茨威格於1881年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壹個猶太人家庭，他信奉“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與“歐洲主義”(Europeanism／主張歐洲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聯合)。與古斯塔夫壹生反對暴力相對應，茨威格壹生反戰，即使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初期，愛國情緒高昂的茨威格，也拒絕投筆從戎，並在壹生中堅守了和平主義者的立場，並公開支持歐洲聯合的主張。
1934年，隨著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國掌權，茨威格離開了奧地利，壹路輾轉，旅居英國並最終漂洋過海，在美國紐約居住壹段後，於1940年定居在巴西東南部壹座名為佩特羅波利斯(Petrópolis)的城市。在1942年，隨著戰爭形勢的惡化，對極權、專政、法西斯主義感到深深擔憂的茨威格與妻子壹起結束了生命。這與影片中古斯塔夫最終和野蠻的軍隊抗爭並最終遭到槍殺的結局雖然形式略有不同，本質卻是相通的。
茨威格曾是世界上被翻譯次數最多的作家，以小說成名，最知名的作品如《壹個陌生女人的來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等，但圍繞著他作品的爭論始終不斷，德國詩人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Hofmann)就曾評論道：“茨威格讀起來總有感覺是偽造的。”(”Zweig just tastes fake.”)。評論界對他的評價兩極化嚴重，贊頌者認為其作品充滿人性(Humanism)、簡潔(Simplicity)、風格令人印象深刻(Effective Style)，鄙夷者則認為其簡陋(Poor),瑣碎(lightweight)且淺薄(Superficial)。若是我們將這些詞對照到古斯塔夫先生身上，會發現兩者之間驚人的匹配程度。古斯塔夫先生的不合時宜、其生活的瑣碎講究、對感情理解的表面化、甚至在拯救零時所表露出的人性，都與茨威格的文學風格如出壹轍。而影片開頭及中間故意穿插的迷妳人造景觀，更是直接對應著霍夫曼評論中的那個詞：“偽造”。
再來看韋斯·安德森對自己借鑒茨威格創作時所說的那段話，便會感到他實在是有些自謙了。這部電影對茨威格的致敬並非建立在對其小說橋段立意的借鑒，而是建立在對其人生及作品的深刻理解上。《布達佩斯大飯店》並不僅僅是壹部茨威格風格的電影，更是對茨威格壹生進行隱喻式描繪的傳記影片。
# Epilogue
韋斯·安德森的電影數量並不多，但每壹部的風格都極為獨特，且題材範圍較廣，上壹部充滿兒童片風格的《月升王國》(Moonrise Kingdom)透過兩個少年追尋愛情的故事，反襯了成人世界的虛偽；冒險風格的《水中生活》直指父子關系；校園風格的《青春年少》探討了少年的成長歷程；滿載異域風情的《穿越大吉嶺》則關註了家庭關系。
相較之前的作品，《布達佩斯大飯店》依托茨威格，以對戰爭、時局影射式的似寫非寫，突破了之前作品群相式的直白表演，更加耐人咀嚼。雖然仍能看到歐文·威爾遜(Owen Welson)、比爾·莫瑞(Bill Murray)等其作品中的熟臉常客，但只是壹閃而過帶來驚喜，影片的著力點非常明確地集中在案件的偵破過程及兩名主角身上。由此而來的最大變化就是壹改之前作品節奏拖沓的毛病，敘事自始至終環環相扣且高潮叠起。以往透過多個角色不同視角來構建的發散式敘事結構被層級敘事的新方式取代，拓寬了敘事的時空維度，也隨之將影片的故事與妳我拉得更近，讓過去那些看似異常遙遠的故事，經由幾個敘述者的傳遞，抵達妳我身邊，更加可信，也更加動人。
古斯塔夫先生的扮演者拉爾夫·範恩斯(Ralph Fiennes)的表演是整部影片敘事的核心所在。能否以喜劇形式展現出這個人物身上壹本正經與荒謬絕倫並存的奇妙特質，決定了影片的主題能否傳遞到觀者心中，也決定了這曲破敗王朝的悲歌，能否催人淚下。其實古斯塔夫身上真正打動我們，正是他在面對士兵野蠻行徑時說的那句話：“在這野蠻的屠宰場中，的確殘存著壹些曾被稱為‘人性’的文明之光。”盡管他的生命已經隨著那個沒落的朝代而逝去，但作為個體的古斯塔夫在面對野蠻時為了弱者而舍命抗爭的英勇無畏，是超越了他本身所處時代的壹種偉大。安德森這曲悲歌所哀悼的，也正是戰前歐洲所曾保有的這種源自上流社會的騎士精神中，具備人性的壹面。
古斯塔夫先生從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過任何暴力，但他最終選擇了暴力以保護零，並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現實中的茨威格又何嘗不是如此，投戎從筆的他（茨威格曾在軍隊任文職）最終以自己的生命向納粹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抗議。他在生命的最後壹篇文字中寫道：“我想還是在這個尚好的世界劃下句點吧，在這段生命中，智力勞作意味著最純粹的快樂，個人自由也仍是這個世界上最高的善。”(”I think it better to conclude in good time and in erect bearing a life in which intellectual labour meant the purest joy and personal freedom the highest good on Earth.”)
正如片中作者所言：“我將以壹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講述這個故事。”安德森確實以壹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講述了茨威格的故事，並通過古斯塔夫這個角色的經歷傳遞了茨威格壹生的信念。觀者在觀看這部影片時，或笑或哭，但我想對安德森而言更重要的是，或許影片結尾的那句話：“受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啟發。”
那麽，看完這部影片的妳，是否想撿起壹本茨威格的小說，好好讀壹讀呢？
我想，我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