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巖》中，原本應該最有生機的形象“小蘿蔔頭”（宋振中），在他身上讀者依然只能看到作為壹個小革命者的堅韌形象，但絲毫不能見出其作為壹個孩子所應有的童真，甚至也不能看見在孩子與父母之間本應強烈貼現出來親情之暖。這裏親情已經異化成為壹種革命世家的***同信仰聯系。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占著相當比例的家庭倫理觀念似乎煙消雲散，只能從人物關系中於人物稱謂中得知其親緣關系，其人物的行為與內心活動並見不出絲毫親情、倫常。這是作者有意識地對家庭倫理觀念的解構。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所要實現的終極目標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民全面發展、消除剝削消除私有制的***產主義社會。家庭無疑是私有制的表現，要實現***產主義，必然要消滅家庭，要消滅家庭就必須瓦解壹切傳統的“吃人的”倫理道德關系。那麽為這這個明確目的而寫作的《紅巖》，勢必要淡化人物親情與人欲的描寫，把人物都塑造成“偉大、光明、正確”的扁型人物。
《紅巖》如此處理人物形象，對自然人性否定，對傳統倫理解構是否就能達到其預期的目的呢？顯然這不是壹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就創作主體而言，其創作動機中無疑社會——政治動機占了決定性的地位，這就導致了整個文學創作的構思與文本凝固的過程中，時代***名壹直牽著他的鼻子走。於是其敘述視角幾乎是單壹的全知全能的外方視角，敘述態度褒貶鮮明，敘述語氣是洋洋灑灑毫無保留，幾乎沒有讓讀者的期待視野受挫，中規中矩的新古典主義式的小說。這樣，就其發表的時代而言，60年代正好是意識形態濃重的時代，讀者有意無意之間容易產生審美移情的作用而達到“同情”的悲劇藝術效果。但就長遠看來，當時代走出那個意識形態霸占壹切的時期，當人的本性再次崛起，新時代新背景下的《紅巖》，就不能再完美地傳達出其悲劇意蘊，失去了崇高的美感。因為按照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家博克的說法，崇高感來自於人類對於自身沒有現實利益沖突的恐懼。當人不再是政治狂熱分子，恢復到“人”本身，他就難以體會到白公館、渣滓洞裏那種非人性的境遇，難以再從《紅巖》的扁型人物中切身體會到作者本想傳達出來的崇高美。況且夏夫茲博裏曾斷言，只有開明的政治風氣才有利於文藝的發展，應該就是著眼於藝術形象塑造中時代***名的副作用。
所以《紅巖》對於自然人性的否定，對於傳統家庭倫理的解構雖然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達到了作者所預期的意識形態傳達的效果，但就藝術性而言，他是得不償失。所以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極力提倡的是“典型”而非新古典主義時期的“類型”。“典型形象”即是在其獨特的個性之中蘊含著普遍的***性。首先是壹個鮮活真實的人，其次才是壹個符號、壹類代表。舉壹個簡單的例子，壹群觀眾在戲院觀看壹出關於槍斃的戲，突然有人進來高聲告訴大家門口有人被槍殺了，那麽絕大多數人會跑出去看現場。這就是英國經驗主義要告訴大家的，越是真實的，越是藝術的。而這個“真實”即是“典型”，這也是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所缺乏的藝術性。
最後預祝大家期末考試順利~提前拜個年咯~
PS:不要怕掛科啊，老鄧人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