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吳三桂率清兵入關，明朝就要傾覆了。明朝所有舊臣都支持斧王南下南海，建立南明王朝，繼續抗清復明。南明小朝廷被滅，明朝的這些老臣們四散奔逃到各地，小心翼翼地繼續組織秘密組織，消滅清朝，重見光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的第壹個國號叫洪武，洪水，武都，所以叫洪幫。紅幫主要分布在常傑流域的南部，名字很多。
廣東地區打著拜天為父，拜地為母的旗號，所以在福建地區稱為天地會、黑社會、刀會、紅線會，在四川、湖北地區稱為光榮院，都屬於紅幫分支。紅幫建立後，采取行動反抗清朝，勢力迅速壯大。這個協會的壹些派別參加了早期的工人運動。辛亥革命後，壹些地區的派系由同盟會領導。紅幫後來在上海占據了主導地位。
在很多影視作品中，展現“反清復明”口號的是紅幫。《七劍》、《自古英雄》都是這類作品。
“青幫”起源於南糧北運，長江流域是我國糧食特別是水稻的主產區。朝廷在南方收集的糧食稱為“漕運”，南方的糧食沿長江、沿淮河運到北方的運河，稱為漕運。因為當時水運普遍集中在安慶，只有幾萬艘水運船，以水運為生的人多達40萬。水運的路線達到了壹千多裏，為了對付沿途的土匪和流民；同時，為了還清政府的正史，曹雲的水手們以安慶為總部組織了壹個秘密協會，因此被稱為“安慶幫”和“青幫”。最初，幫派的形成是為了壟斷內河航運。相傳康熙七年，羅派始祖翁某錢某潘某三弟子，應約率十萬八千余人“引幫匡曹”，封安慶幫，招賢納士，分為壹百二十八個半幫，形成龐大的幫系，壹時形成氣候。還有壹種說法是:青幫來自佛教，是林佶教的壹個分支，宗旨是“尊天重義”，由青幫傳了48代。正統幫派嚴格遵守九誡，戒酒、賭、淫、盜、打；提倡修身養性，積德。只不過是先被朝廷操縱，再被掌門壟斷。這就是青幫的由來。不管青幫起源的原因有多麽不同，但青幫中絕大多數人原本都是糧船水手，這是不爭的事實。
自明朝以來，數萬艘船只在運河中航行，增加了運河的壓力，運河沒有得到及時疏浚。清代嘉慶以後，運河淤積日益嚴重，尤其是北運河淤積，導致運河航運業日益萎縮。但清政府對漕運管理嚴格，不能按期完成。地方政府和負責糧食運輸的官員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從失去他們的官職到失去他們的生命。道光初年，江蘇巡撫陶澍明確表示，逐步將漕運委托給上海沙船，還在海東門外設立“江蘇海事局”，負責漕運和海運。漕運改為海運，數十萬水兵被迫“轉業”。上海成了青幫“跳槽”的新落腳點。但是，“跳槽”就不好說了。這些糧船水手很多已經無法在水運行業謀生，只好上岸流浪。另壹方面，曾經在街頭“孤膽英雄”的混混們終於“找到了組織”，紛紛加入青幫。於是青幫逐漸轉型為以城市流氓為主的黑社會組織。青幫和流氓的結合改變了青幫的口味，但也正是這種改變讓青幫的勢力大增。，是泥沙俱下的“流氓”。青幫成員在海灘上負責抽煙、賭博、賣淫、偷盜、搭訕、殺人等各種黑社會活動。
同樣，定居上海的洪幫，利用洪門的牌子，組織追隨者擴大影響，開香堂，燒黃紙，剁白雞，在洪門開會，拜老人。他們還自己做起了所謂的“生意”，與早期反清復明的目的完全不同。當時上海的工廠、碼頭、商場、小巷，甚至澡堂、妓院都被青紅幫控制。“青幫、紅幫有幾十萬人拜老頭”，尤其是青幫，是上海的地頭蛇。據《泰晤士報》當年報道，上海青幫人數超過1914。
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天堂”，是紅綠幫爭鬥的名利場。為了搶地盤，他們壹言不發地動用刀槍。
古往今來，沒有壹個“黑惡勢力”能像青紅幫那樣風光。
6月，1931，位於浦東高橋的杜新建杜家廟落成典禮，可以看作是對上海青聯實力的壹次大檢閱。光是送祖宗牌位去大閱兵的儀仗隊，就有六個旅。蔣介石送“孝”字金匾；吳送“兵工廠世家”金匾；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巡捕房派出了由法國、英國、印度、越南組成的巡捕隊；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隊；陸軍和海軍的軍樂隊；陸軍第五師和吳淞要塞指揮部步兵營。此外，還有消防俱樂部、保安團、童子軍、緝私營、偵探隊、工會等組成的隊伍，以及十幾個團體的“國民傘”和旗傘。真可謂是“牌匾大展”、“軍閥大聚會”。在這些“大家夥”中，有兩位總統:徐世昌和曹錕；掌權者壹:段；兩位元帥:吳和張宗昌；前清朝知府:李準。正如當時的人所說，“賓朋攜手，車騎而去。在綠草如茵的郊區，看到榮源的小隊；弄堂裏花開，許多長輩趾高氣揚。當陸地在江海之濱，幸有十萬煙火；我為春天應聘的俠客感到羞恥，他居然中了三千。”要知道，從租界開始，中國的軍隊就從來沒有被允許進入過。這是陸海軍和公安部隊第壹次被允許進入租界。蔣介石就算去法租界，也只能帶便衣警衛。蔣介石曾帶著六十多名警衛，開著兩輛軍車進入法租界。結果在法租界被安南的巡邏兵攔住，軍車和警衛班長被扣，經黃協調得到妥善解決。(《楊·上海法租界舊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6頁。)上海青紅幫的實力可見壹斑。
那是什麽樣的榮耀？黃、杜、三巨頭不僅爭取到了國民政府武裝總司令部的參與，而且使整個“共同體”由地下走向了公開。他們組織嚴密，分布廣泛，人數眾多，滲透到工業、商業、軍事、政治、新聞、出版、教育、藝術等各個領域。李在回憶他從65438年到0924年在上海參加工人運動的經歷時曾說，“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問題是幫派問題”。所以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了解黑幫，尤其是青紅幫，是了解近代上海社會的壹個渠道。
中國黑幫的歷史壹度被學術界熱議。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限制，中國幫派史研究的重點壹直是天地會和刀會等“革命”團體。從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前期，壹度被認為“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海青洪幫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註，相關資料得到整理。從那以後，對中國黑幫歷史的研究陷入了沈寂。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黑幫史的研究已經成熟和完善，不需要進壹步探索。相反，我認為過去的黑幫史研究，沒有從中國現代化的“大歷史”入手，難免瑣碎，而且因為意識形態等原因，戴有色眼鏡的現象嚴重。雖然有些幫派津津樂道地講述他們的故事，但他們只看到波瀾不驚，這只會增加他們的悲傷。因此，本文試圖分析青紅幫的來源，壹窺其興衰背後的絲繩。
幫會的強大，體現在少數“被炸人”(當時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名人)的能量上。但是，並不是所有的黑幫上層都可以這麽“聾”的。“團夥中能獨自撐起整個城市或壹群市場的巨頭，應該是有穩定財力和眾多‘抱腰’(男人)和‘摸腳’(朋友)的頭目。”(胡訓民:《上海黑幫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44頁)所以，我們可以從幫人、經濟勢力、政治勢力等方面來分析黑幫的實力。
第壹，青紅幫的發展
由於傳統精英觀念和英雄史觀的影響，以往的幫會史研究往往不自覺地流於少數“大亨”的傳奇，而忽略了幫會實力的根基——普通幫會。我們知道，該團夥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有壹個龐大的有組織、有影響力的團夥。沒有這些幫派的支持，那些“大亨”只能是壹個人的軍隊。因此，要客觀分析現代化對青紅幫發展壯大的影響，首先必須分析現代化對青紅幫發展的影響。
(壹)現代化促使黑幫勢力向上海聚集。
上海開埠後，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發展迅速，很快成為華東重鎮。它的繁榮和開放在中國首屈壹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沿，與日益破敗的中國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然，這也吸引人們蜂擁而至，以改善狀況或挽救健康。同時，這種欲望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形成了兩波東移的青幫勢力。
第壹次太平天國運動後，水路運輸被廢除，沙船、汽船航運業相繼興起。因為很多幫派參加或協助太平軍，所以安慶幫的組織形式——糧幫也被解散。但是，這些失業的船民和岸上各行各業的無業人員仍然保持著幫派組織的形式。上海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為這些流浪者提供了出路。他們加入移民隊伍，在上海四處流浪，尋找各種生計。他們中的壹些人逐漸發了財，成為傑出人物。這就大大發展了上海的青幫組織，更多的人是從青幫出來的。
第二次是清洪合流的關鍵人物徐寶珊之死，他控制的黑幫勢力陸續流入上海。這些人之所以在政治衰落後避居上海，主要是因為上海的繁華可以滿足他們的奢華生活，同時上海華陽雜區、三界五地的社會條件也為他們提供了政治庇護——這些人都曾隨徐寶山投袁，為黑幫和社會所不齒。這批“蘇北幫”進入上海後，給上海黑幫勢力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首先，徐寶山作為青幫中的“大佬”，與洪門“四大江湖”之壹的任春山共同創立了“春寶山”，並推動了清洪結合，所以其體制本來就是清洪合流的產物。進入上海後，促進了當地青洪結合，逐漸形成了人們所說的“青紅幫”。其次，這些人壹心壹意，團結緊密，不像其他幫派那樣松散，很快發展成為上海的主導幫派。已經有相當影響力的黃金榮，也鄭重其事地崇拜徐寶珊曾經的幹將、“大塊頭”張仁奎。
沒有青幫的兩次東移，就沒有上海青紅幫後來的繁榮。“上海有39個‘大’人，其中38個是外地遷入的。”(唐振昌《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764頁。其中包括:揚州的曹(江淮四系)、安徽婺源的王玉成、河北河間的馬玉山、山東藤縣的、安徽蕪湖的範金成(均為六系)、山東濟南的米占元、江蘇泗陽的劉、江蘇桃源的王九高(均為嘉興衛生系統)。所以我們不得不說，上海青年紅幫的基石是外地人打下的，這恰恰是上海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地位。
(B)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瓦解使許多人加入幫派。
現代化本身就是壹個建設與破壞並存的過程。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必然會對傳統的經濟社會結構產生強烈的沖擊，也會對人們的觀念和價值觀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對中國來說，由於傳統社會歷史悠久，非常成熟穩定，具有相當大的自我調節功能，壹旦被打破，往往會恢復重建，而不是朝著西方民主的社會形態發展。如果把它推向現代化的方向，必然會經歷迷茫和困惑的痛苦，社會成員的發展方向也會多元化。
從19世紀後期開始，中國的家庭手工業在外國商品輸出的沖擊下日益衰落，中國的農業由於戰爭、饑荒、苛稅等原因日益破敗，失業、破產、失業的人數大大增加。“這些弱勢人群——從農村的日工、苦力、流浪漢、乞丐，最後是土匪——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受害者，鴉片和賭博也是如此。然而，城市和農村的窮人也提供了後備力量，可以很容易地為秘密社團和群眾運動動員起來。”“在19世紀下半葉，具有政治和社會目的的宗教派別的數量超過了宗教派別，這似乎與失業流浪者和社會棄兒的數量增加有直接關系，因為社會黨派為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持。”(費正清:《劍橋與晚清中國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第652頁。清朝的覆滅並沒有消滅傳統社會，反而使其越來越混亂。自然，農村地區的情況沒有改變，而這個問題在城市裏變得越來越嚴重，因為工人的數量增加了。朱學範在分析為什麽上海工人加入幫派的人數如此之多時，特別強調:“工作無保障，受中外資本家任意壓迫和剝削的情況，在各行各業都很普遍，有的甚至沒有人身安全保護，任人欺淩和蹂躪。於是他們不得不尋求團結互助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加入幫派就是其中之壹。”
無序的社會令人不安。不僅普通勞動者熱衷於幫派，社會上壹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開始以各種理由加入幫派，主要是為了“不怕被流氓敲竹杠”、“能在碼頭上跑來跑去謀生”、“以幫派為號召來壯大自己的勢力”、“獲得安全感”、“多滾幾個有錢有勢的朋友方便自己做生意”。(施福康《上海社會全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蔣介石在上海做證券生意虧損後，經介紹，拜黃為“老人”，以擺脫債主糾纏。雖然在蔣介石成功之後，也明智地斷絕了黃關系，但師徒之間的友誼早已存在。黃在1947年過八十大壽，被戰局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蔣介石專程到上海拜壽、鞠躬。
4月12日，青紅幫充當國民政府的拳頭，也有這個淵源。
其實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相比於幫助曾經讓自己受益的人，他們會下意識地幫助曾經給過自己恩惠的人。
黃和在關鍵時刻傾向於蔣介石，盡管他們總是喜歡玩“兩面派”的把戲。
(3)幫會公共活動和入會儀式的簡化，更便於幫會的發展。
幫派最初是作為秘密團體存在的。在我國傳統社會，歷朝歷代都將“組黨”視為禁忌。清政府統治時期，對洪門的鎮壓特別嚴厲，壹經發現，壹律格殺勿論。青幫雖然在壹定時期內得到清廷的默許，但在太平天國後被取締和革職。這樣，團夥的組織和活動基本都是秘密進行的。為了防範被漢奸、奸細出賣的危險，該團夥還為新成員設計了極其復雜的儀式、條例和詩詞條幅，用以識別異己，加強對內部人員的思想灌輸。在對抗敵對勢力的過程中，這種禮儀也壹直在不斷發展變化，變得越來越復雜。這種嚴格的，有時甚至是極其嚴格的保密制度給該團夥蒙上了壹層神秘的面紗。直到民國初年，社會各界都很難看清黑幫的真面目。
民國成立後，來自政府當局的壓力消失了，幫派之間也不需要秘密聚會和維持繁文縟節。但由於沿襲已久，幫會的開放和入會儀式的簡化並非壹蹴而就。首先，壹些知識分子通過實際調查，逐漸暴露了黑幫內部組織、結構和制度的秘密。其中代表作是日本人平山周撰寫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於1912年翻譯出版。這本書對中國的幫派有詳細的記錄和分類。接著，壹些幫派頭目對過去口頭和手寫說教過程的低效率和高錯誤率深有感觸，相繼出版了《江湖》、《黃金交易所》、《曹彤瑤姬》等書籍，內容包括各種規章制度、歷史沿革、暗語暗語、幫派成員名錄等，幫派逐漸為人們所熟知。從此，幫派開始借用文明社會的組織形式，在政府註冊，自設山頭，從而脫下地下活動的面紗，以合法身份公開運作。如杜的恒社、的人社、黃的中新、朱學範的壹社，可謂“俱樂部眾多”。
幫派活動的公開化和入夥儀式的簡單化，讓幫派和社會開始相互認可。幫派作為壹種反社會的力量，開始認識到社會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對社會、推翻政府為目的。社會認可甚至模仿幫派的壹些特殊行為。從此，加入幫派不再是壹件見不得人的事，而是尋求權力發展的正常途徑。
(四)中國的現代化方式也促使下層階級向黑幫靠攏。
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1920s，經歷了從物質(物的層面)到心與物質的界限(制度層面)再到心(文化層面)的轉變，開始向社會、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發展。但無論何種方式，往往混淆“目的”與“手段”的區別，把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手段當作現代化的終極目標，以為只要采取壹些措施，實行壹些主義，中國就可以壹勞永逸地實現現代化。所以說到底，每壹個現代化計劃都是上層知識分子的壹廂情願的理想，是不折不扣的夢想工程。對於下層勞動者來說，只是壹種居高臨下的說教。他們從未有序有效地融入現代化進程，他們的處境沒有得到有效改善。
也正因為如此，廣大工人階級對傳統社會沒有眷戀，對當前社會不抱幻想，對政治改造漠不關心，對社會進步漠不關心，這讓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感嘆“吾國吾民”，馬克思主義者感到“覺悟低下”，這就像是社會進步的負擔甚至阻力。
所以，我們不能苛求。為什麽很多工薪階層選擇加入幫派，而不是參加或組織更“高級”的互助組織？“據估計，上海加入幫派的員工占郵局員工總數的20%左右，全市員工的比例可能更大。”(《舊上海黑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