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歐洲的中國形象

不好意思，有點長。中國與西方的大規模接觸和交流始於19世紀。正是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西風東漸，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中國社會。鮮為人知的是，在這股西風東擴之前，還有壹股強勁的東風西擴。許先生的《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以下簡稱“中國熱”)告訴我們，公元18世紀，歐洲掀起了長達壹個世紀的“中國熱”。許多歐洲人迷戀欣賞和贊美中國文化，把中國視為世界上最理想的國家。當時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與鴉片戰爭後落後衰落的中國形象大相徑庭。15-16世紀，歐洲人在海外殖民擴張，打破了東西方的長期隔絕。從16世紀開始，歐洲人開始大量進入中國。大量精美的中國商品，加上商人和傳教士對中國的宣傳，使歐洲人發現了壹個迷人的新世界。所以:“沒有歐洲商人和傳教士來中國，歐洲就沒有‘中國熱’。”該書從低俗和高雅兩個層面分析了歐洲的“中國熱”。大眾層面對中國的興趣集中在物質文化上，作者用生動的筆觸描述了這種表現:“當時中國的商品爭相購買，有關中國的書籍爭相閱讀；在凡爾賽宮的舞會上，國王身著華服出現在滿清文武百官面前；塞納河邊的劇場裏，男女老少聚精會神地看著中國的皮影戲；國王的情婦養金魚，大臣的妻子坐轎子；有錢人在私家園林的中國亭子裏聊天，文人在景德鎮用碗喝茶……”筆者認為這壹層面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是膚淺的，這種“中國熱”說明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仰慕和敬仰，但並沒有給歐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記。雅化是指學者、思想家等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關註和研究，既表現了他們對中國的理性思考，又以中國為參照物討論歐洲的諸多問題，從而表現出中國文化對歐洲思想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認為“18世紀的‘中國熱’不是壹般的發燒，而是中西文化的大規模接觸與交流，範圍之廣，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主要是這種水平的反映。然而，要概括歐洲人如何看待中國並不容易。根據這本書，不僅在歐洲不存在壹個統壹的中國形象，甚至來自同壹個國家的人對中國也有不同的看法。傳教士的報告、書籍和遊記是當時的主要信息來源，他們傾向於美化中國，以爭取歐洲人對其在華傳教工作的支持。“大多數耶穌會士的信和報道都用美麗的文字描述中國，有些人甚至把中國比作人間天堂。“因此，依賴這些信息的人必然會把中國理想化。而壹些不相信這類報道，另尋信息來源的學者，可能會得出相反的結論。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就受到旅居中國的法國人黃家洛的影響，對中國采取了批判的態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18世紀的歐洲人對中國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可能整理出壹個大致清晰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中國形象。”歷史事實表明，長期以來，在大多數歐洲人眼中，中國的形象是確定的、清晰的、積極的、美好的。“歐洲人對中國全面細致的觀察，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廣泛而濃厚的興趣。大致可以看出有幾個方面。沒有壹個歐洲人不對中國遼闊的領土和稠密的人口感到震驚。中國每個省的面積幾乎相當於壹個歐洲國家的面積，龐大而密集的人口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按照基督教的傳統觀念，人口的繁榮是國家繁榮的標誌。比如伏爾泰就代表了這種觀點，認為人口多是中國的奇跡。然而，孟德斯鳩認為，龐大的人口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是壹個很大的負擔。歐洲普遍將歷史視為壹個國家的榮譽。中國的歷史之悠久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因此被譽為“智慧王國”。同時，中國在傳統和習俗上不同於西方的“舶來品”，也極其新穎。在經濟和商業領域，中國的農業非常發達，人民勤勞，農產品種類繁多，手工業技術先進，但畜牧業不如歐洲。但由於政府對外貿的熱情不高，在產品資源如此豐富的情況下，外貿長期沒有發展到應有的規模。傳教士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主要目的是傳播基督教，中國宗教自然成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他們發現，中國人信仰很多宗教，崇拜很多神靈，宗教觀念比較淡薄，和西方完全不同。憑借宗教寬容的優勢，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歐洲那樣的宗教戰爭。儒釋道也是他們感興趣並專門研究評論的對象。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中國是君主專制，皇帝擁有絕對的世俗權力和最高的宗教權力；道德、宗教、習俗和法律往往難以區分，行政和司法也是如此。歐洲人對科舉制度評價很高，它體現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中國的口語和書面語對歐洲人來說很難。有人認為漢語學習難造成人才成長慢，甚至認為這是中國科技落後的主要原因之壹。總體來看，中國古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壹些輝煌的成就，以四大發明為主要代表，但長期以來沒有明顯的進步，在很多方面已經落後於歐洲。以上觀點表明，歐洲人對中國的評價基本是正面的、美好的，尤其是壹些歐洲學者對中國的贊美更是熱情高漲。比如法國人伏爾泰，他是18世紀歐洲最關註中國，談論中國最多的思想家。他稱贊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政治開放，道德高尚...簡而言之，中國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國家，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對中國的贊譽不亞於伏爾泰:“我認為，如果需要選擇壹個善於識別各民族優點而不是欣賞女神之美的法官，那麽金蘋果應該頒給中國人民。”當然，當時也有對中國的批評。比如孟德斯鳩批判中國的專制主義，鄙視中國人的道德，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詭詐的民族。但是這種反華派在18年底之前只是少數。但到了18年底，“贊華派”在主流中的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美國學者孟德偉所著《1500年至1800年的中西大會議》(新興出版社，2007年)，簡單地把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形象的變化歸結為西方的進步。“因為西方的勝利，歐洲人和他們在北美的後代認為他們已經取得了足夠的進步，沒有必要向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尋求更多的基本價值觀。”《中國熱》壹書對此進行了更為詳細、具體、全面的分析:歐洲在華傳教的衰落，減少了曾經美多於醜的信息來源，從18的五六十年代開始，歐洲知識分子從最初的驚訝中冷靜下來，理性的思考悄然取代了感性的推崇；對東方其他國家的關註和偏愛，如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國家，導致了公共利益的轉移；馬戛爾尼使團的報告大大改變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好印象。歐洲進步思想的發展使歐洲人意識到中國的停滯。“在進步的尺子面前，中國突然從巨人變成了矮子。”另外，少數人因為無知和偏見而貶低中國。有人認為中國形象的改變是耶穌會士創造的“中國神話”的幻滅。耶穌會中國報告是神話嗎？爭論由來已久。“中國熱”通過區分概念來解決這個問題。書中說:“如果把‘神話’理解為某種程度的美化和理想化，那麽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神話’被理解為無或沒有，那麽答案是否定的。”這本書認為耶穌會士的報告既有吹捧的壹面，也有揭露黑暗的壹面。雖然很美，但不是神話。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傳播中的“誤讀”是不可避免的，誤讀的後果也是文化交流的結果。我們不能因為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理解不深或理解錯誤，就否定或低估中國文化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