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民主政治，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歷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有助於我們理解民主的含義和內容。
雅典民主的形成
雅典民主的形成和發展有壹個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奠定雅典民主基礎的榮耀屬於梭倫。
在梭倫之前，紳士貴族是雅典的統治者。這壹時期，貴族會議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國王執政官、軍事執政官等“國家高級官員”的任命以家庭地位和財富為依據；而且本來是終身的，後來改成了十年。”[2]雅典的窮人(被保護的人民和“六壹”漢)不僅在政治上無能為力，而且隨時受到被奴役的威脅，因為付不起地租的“六壹”漢要用自己的身體或子女作抵押，而債務人的借款要以自己的人身作擔保。雅典平民的困苦和對舊氏族貴族特權償還的反對，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業奴隸主、小農、手工業者和窮人)與舊氏族貴族的激烈鬥爭。
公元前621年頒布的《苛法典》已經表明，雅典的平民權力有所增加，但貴族的後裔仍然享有對國家的排他性統治。
雅典，在城邦平民與貴族後裔激烈鬥爭的危機中，迫切需要建立新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承擔了建立這壹新秩序的重任。出身平民，經商致富的梭倫，試圖建立壹個可以包容各方的制度。其目的在於，對於平民而言，“自由不可過分，強制不可過分。”
梭倫發布了解除令，使債務無效，債務人土地上的債務牌位被移走；梭倫宣布永遠禁止對債務的人身保險，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梭倫確認了私有財產、土地分割和買賣的合法性，同時規定了土地占用的最高限額。這些都宣告了雅典人的個人自由，解放了雅典的窮人。
與此同時，梭倫進行了壹系列政治改革。所有阿提卡公民根據其合法財產資格(以不動產收入為準)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貧農。前三個等級的年土地收入分別為500、300、200麥地那(每個麥地那約為465，438+0升)。沒有土地收入或者收入在200麥地那以下的都是窮人。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所有成年雅典公民，包括最貧窮的人，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負責立法，決定戰爭與和平，選舉國家最高官員。成立了壹個新的400人委員會，為公民大會提供議案，處理日常事務。
梭倫還創立了“陪審團法庭”作為雅典的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可以向陪審團法庭上訴。
梭倫的改革意味著曾經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後裔的失敗，標誌著富裕的工商業奴隸階級的崛起以及這個階級與雅典的自由農民、手工業者和窮人的勝利。盡管存在財產特權，但雅典的窮人可以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並在立法和司法活動中為捍衛自己的利益發揮重要作用。但鬥爭遠未結束，梭倫建國的缺席並不穩固。梭倫卸任後，由反對梭倫改革的貴族後裔組成的平原派和由堅持梭倫制度的商人和手工業者組成的無海派仍在激烈鬥爭。與此同時，山區農民形成的住山派也參與了這場鬥爭，要求進壹步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最後，雅典政權落入彼得拉托手中。雖然被驅逐了兩次，但佩特拉托最終還是建立了暴君政治。這種專制政治顯然是對梭倫創立的制度的反動。因此，盡管佩特拉托“處理國家事務也是溫和的”，“對犯法者壹切都是仁慈溫和的，他借錢給窮人”[3]，但他的政權畢竟不能長久。暴君的政治歷史在49年後結束。
公元前509-508年，克裏斯提尼進壹步改革了梭倫的立法。按照地域原則，所有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劃分為十個部落(三個亞區)，每個部落在亞奧的內陸、沿海和郊區各占壹個區。這樣就打亂了舊的戶籍，削弱了貴族後裔在舊部落、宗族中的影響力。重新建立了500人的評議會，取代了梭倫的400人評議會，第四等級的公民也有了參與評議會的權利和機會。
克裏斯提尼的改革使貴族寡頭政治失去了力量。然而，圍繞國家政治體系，民主派和寡頭派之間的鬥爭並沒有結束。波斯戰爭後，到伯裏克利執政時，貴族會議的權威幾乎完全被廢除。因此，雅典的民主進入了全盛時期。
在此期間，公民大會(ECC)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負責通過法律，解決戰爭與和平、城邦糧食供應等問題，聽取領事等首長的報告，審查和監督國家官員，審查和最終確定陪審團法庭的案件，決定國家的所有其他重大事務。大會大約每月舉行四次，在公民大會中允許充分的言論自由。
因此，雅典人建立了壹種政府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公民是自由和平等的，主權屬於所有公民。
雅典民主制形成的原因
為什麽古代東方文明國家普遍形成中央集權專制制度，而地中海的希臘世界卻產生了雅典這樣的民主模式？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往往首先關註雅典特殊的地理環境，並試圖說這是雅典民主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但這並不令人信服。壹些類似雅典、隸屬希臘世界的城邦，如科林斯、麥加拉等，建立了寡頭政治。可見，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系。不可否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包含了地理環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更不是決定性的。應該說，雅典民主的形成和發展是其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傳統等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古代雅典國家在形成的時候就有相當高的社會生產力。這是雅典的特點之壹，它從壹開始就與古老的東方文明接壤。荷馬的英雄史詩表明，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希臘地區已經使用了鐵和牛耕。古代東方文明的形成時期比淮澱國早得多，但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得多。在古代王國，埃及主要使用木犁和木制品進行耕作。直到中國國王時期，青銅工具才在埃及出現。鐵也被認為是壹種貴金屬，因為它在新王國裏很稀有——自從埃及統壹國家形成以來，大約1000年過去了。馬克思曾認為，這種低水平的文明和廣闊的領土是需要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的原因之壹。但是，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導致了雅典形成時期農業和手工業中個體戶生產活動的存在。在此基礎上，排除了中央集權專制政府幹預的必要性。
其次，基於雅典的地理環境和相對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古代雅典國家在其形成過程中具有自己的社會經濟活動特點。
位於阿提卡半島的古代雅典，山勢起伏，不利於糧食生產的發展，但園藝、畜牧業、水果種植和養蜂相當繁榮。阿提卡的銀礦、粘土等礦藏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三環阿提卡半島的愛琴海與地中海相連，阿提卡西岸的幾個天然港灣為雅典人提供了發展海上貿易的便利條件。對外國糧食的依賴和出口手工業產品和服裝產品的需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斷擴大對外交流，與海外各國建立了密切的經濟關系。文化聯系。這樣，在雅典形成之初，阿提卡社會就有了比較發達的商品貨幣關系，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經濟的局面。此時，雅典已成為地中海東部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中心。在梭倫時代，“動產，即由貨幣、奴隸和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此時它已不像在最初的視野狹窄時期那樣，僅僅作為購買不動產的手段——它本身已經成為了口溝。”[4]相反，古代東方文明國家壹般是以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為基礎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兩種情況:壹方面，印度人民和所有東方國家的人民壹樣，把他們農業和商業的重大條件，即大型公共工程，留給了政府；另壹方面，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居住在小地方。因為這兩種情況，印度自古以來就產生了壹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的村社制，使得每壹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壹個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門造車的生活。”[5]“無論這些農村公社乍看起來多麽無害，它們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堅實基礎”[6]。
第三，雅典國家產生時的生產力、地理環境和經濟活動的特點，使得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組織被徹底摧毀。氏族組織滅亡的主要原因之壹是建立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基礎上的私有制的擴張和發展，特別是隨著土地的抵押、轉讓和買賣而得到普及的土地私有制。在梭倫時代，土地的私有制和買賣由立法公開確認。在梭倫之前，土地私有制是普遍的事實。土地買賣私有制破壞了氏族組織的基礎——土地公有制。另壹方面，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基礎上，阿提卡居民對外交往頻繁，與外國人同居十分普遍。這使得基於血緣關系的宗族組織難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職能，甚至逐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於氏族組織的徹底破壞，阿提卡居民在商品和貨幣關系中確立了自由獨立的身份，初步建立了相互平等的關系，這為他們在國家形態下重組時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關系背景條件。
馬克思對基於亞洲生產方式的古代東方文明的看法是什麽？馬克思的亞洲社會概念有三個基本特征。首先，沒有土地私有制。就算退壹萬步講，至少，土地是屬於國家的。第二，亞洲社會的基礎是村落共同體制度，每個村落通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實現自給自足。第三，集權起主導作用。這種權力是在歷史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為了使農業滿足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而必須舉辦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的環境的結果。"[7]
如果只著眼於上述情況，不足以說明雅典民主產生的必然性。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是簡單地適合社會環境和經濟關系。壹個國家統治階級中各階級、各派別的力量對比，以及取得領導權的階級或派別的政治意識，也直接影響著國家的政治制度。
在雅典較為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雅典社會出現了壹個相當強大的工商業奴隸主階級。這個階級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就存在，並隨著財富的增加而要求統治地位。如果說舊氏族貴族的富人利用“六壹”租債奴隸制，使雅典的小農和手工業者破產，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那麽工商業奴隸主則竭力保證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的獨立存在，以維持對外出口和國內消費市場的供應。因此，工商業奴隸主、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可以在經濟利益壹致的基礎上樹立政治聯盟的旗幟。於是，以梭倫為代表的工商業奴隸主領導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較早地廢除了自己的債務奴隸制，設定了最大的土地占有限額，雅典保留了大量的自由小農、手工業者和自由的城市貧民。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構成了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8]這些人是支持和擁護民主改革的強大社會力量。在古埃及、巴比倫尼亞等國家，王室和貴族擁有巨大的農場和作坊，占有大量的奴隸和各種類型的依附性農民，這是君主專制制度形成的階級基礎。
此外，更重要的是，工商業奴隸主領導下的雅典平民通過漸進式改革建立了民主政治。在改革的過程中，沒有明顯的內戰、暴亂和流血的痕跡。同時，被從獨占統治寶座上推翻的土地貴族，在新民主主義中仍然占有壹席之地。考慮到工商業奴隸主中有相當壹部分成員是由土地貴族改造而來的，他們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經濟利益共同點，因此他們之間實現政治妥協是可能的。見多識廣的梭倫可能總結了其他國家政治改革的經驗，以至於在政治改革中對窮人和土地貴族采取了溫和的態度，使得妥協成為現實。結果，奴隸主統治階級的所有階級和派別都被容納在壹個民主政權中。民主是壹種政府形式，它照顧到互相妥協的奴隸主和自由民的各個階層的利益。
總的來說，在考察雅典民主產生的原因時，要看到當時雅典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壹系列條件的復雜綜合作用。這些條件彼此密切相關。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雅典社會不同於古代東方文明國家的特殊生產方式是雅典民主制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們切不可將這壹命題簡單化。
雅典民主的特點和功能
雅典的民主不同於萌芽國家的原始民主。與古代東方專制國家相比，它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體現了大多數雅典奴隸主和自由民的主權。伯裏克利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是因為政治權力掌握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數人手中。”[9]體現雅典人公民主權觀念的是人民議會的權力至上制度。雅典的群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都可以參加的會議。在這裏，任何公民都可以發言；所有的法律在頒布之前都要在這裏討論通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員；要在這裏當選，所有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和其他重大國家事務都必須在這裏辯論，並由多數意見決定。通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很多機會影響甚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民選官員也能更好地反映和執行民意。
其次，與公民主權密切相關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是雅典民主的起點。人們認為文官政權有兩個特殊的概念:壹是“主權屬於多數”，二是“個人自由”。“民粹主義者首先假設正義(公平)在於‘平等’，然後認為平等是至高無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追溯到氏族社會的傳統，並在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生產方式中得到強化。
第三，雅典的官員制度是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義之壹(體現在政治生活中)是每個人輪流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11]國家所有的公共職位(除了十將軍的職位)都是對各級公民開放的，只有少數必要的條件才能保證在職者能夠正常順利地履行職責。按照規定，陪審法庭的陪審官必須是30歲以上、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員壹般都是抽簽選出來的，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相當多。
重要官員是在公開會議上通過舉手表決選出的。原則上，“考慮的不是某壹特定階層的成員，而是他們真正的才能。”[12]
同樣引人註目的是，雅典有壹套相當嚴格的制度來保證公民能有效地監督國家官員。在雅典，所有官員在就職前都要經過資格考試。壹般來說，進行這種審查的機構是陪審團法院。但對於次年任職的評議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員，他們的資格首先由500人的評議會進行審查，然後由陪審團法庭進行審查，最終決定權在陪審團法庭。因為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掌握在人民手中，雅典的司法領事也有監督國家官員的責任，他們可以向人民議會起訴包括評議會主席在內的國家官員的違法行為。為了防止國家官員受賄和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立了十名會計。"所有退休的官員都必須做賬並向他們報告."[13]這些會計師將驗證結果提交給陪審團法庭，壹旦發現貪汙、挪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團法庭將對犯罪官員處以罰款或其他處罰。十位將軍在雅典所有國家機構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們每年都要接受公民大會的十次信任投票，盡管他們可以連任。如果這次投票反對任何官員，他應該在陪審團法庭受審。如果他有罪，他將被決定處罰或罰款1”[14]。另外，前面提到的“貝殼流放法”是雅典人監督官員的有效手段之壹。
如上所述，由500人組成的雅典議會負責國家的日常事務，是雅典國家極其重要的機關。為了防止評議會的獨斷專行，雅典人采取了分權的方法，剝奪了評議會原有的判處死刑、監禁和罰款的最高權力，確立了陪審法庭的最高司法審判權和監督權，甚至使陪審法庭擁有了保護憲法的權力。亞裏士多德寫道:“人民使自己成為壹切的主人，用命令來處理壹切，陪審團法庭掌握著人民的權力，即使是議會審理的案件也落入人民手中。”在議會內部，也采取了防止權力集中的措施。理事會采用十個部(三個司)50人代表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1/10壹年。主席團每天抽簽選出壹個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庫、檔案、寺廟的鑰匙和國璽；當人民議會和500人會議召開時，他是主席。但總主席的任期只有壹個晚上，不能延期，也不能連任。這些措施有利於避免因長期雇傭而導致的事實上的權力集中甚至獨裁的弊端。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雅典國家的法制與民主相輔相成。伯裏克利宣稱:“在解決私人糾紛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6]法律適用於所有人，任何人都不能遊離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
雖然雅典人非常珍惜公民的人身自由，但這種自由從未陷入無法無天的境地，“人各有誌”。“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和寬容的；但是在公共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讓我們深信不疑。”亞裏士多德認為，“文官政權比寡頭政權更少罪惡，更安全。”[17]這是因為，在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在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鬥爭時，基本上都遵循壹定的法律程序。所以，用暴力流血的手段來爭權奪利，是很少見的。
雅典人非常重視法律的穩定性和權威性。雖然他們被允許修改法律，但有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給公民大會討論的法案必須事先經過議會的審查。雖然公民個人可以在人民議會上提議修改或廢除以前的法律或提出新的法案，但如果這種提議未獲通過，將被作為非法行為起訴，提議者將被罰款，甚至冒生命危險。
雅典人不僅重視成文法，也重視習慣法。“我們服從法律本身，尤其是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那些沒有寫在文字上卻觸犯了甚至公認的恥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對雅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雅典的經濟發展。雅典手工業、商業、航海業和種植業的發展，使雅典的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已經成為東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我們的城邦太偉大了，它把世界各地的好東西都帶給了我們，讓我們可以把外國的東西當成我們的土特產壹樣享用。”[19]
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寬松的學術條件，允許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氛圍，使得雅典的科學文化空前繁榮。當代西方哲學的主要流派，以及倫理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都可以追溯到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化。此外，雅典人還在數學、醫學等科學領域做出了傑出貢獻。因此，伯裏克利在壹次演講中自豪地說，(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20]
最引人註目的是雅典公民在這種制度下表現出的愛國熱情。在馬拉松比賽中，雅典士兵能夠擊敗六倍於自己的波斯軍隊，如果他們沒有巨大的勇氣和智慧來捍衛自己的制度，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勵著雅典人慷慨地為之奮鬥，平靜地死去，“因為他們壹想到失去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栗。”[21]
結論
在我們對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了上述分析和評論之後，我們還必須記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本質上是雅典工商業奴隸主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奴隸和非公民實施專政的工具。說到底是為奴隸主階級的整體經濟利益服務的，是奴隸主自由階級的民主。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狹隘性。
在雅典的全盛時期，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自由公民總數約為90000人，而男女奴隸的數量為365000人。占雅典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失去了自由，不享有公民權，因此不能參與政治活動。和其他希臘國家壹樣，奴隸主可以隨意虐待和懲罰奴隸。在車間、礦山和農場，奴隸和乞丐被迫用簡單的工具幹重活。事實上，正是在奴隸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奴隸主和自由民才有可能從事政治活動；正是在對奴隸進行壓迫和專政的前提下，政治生活中的奴隸除外，才能有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和自由公民的特權民主。
這種特權民主甚至得到進壹步加強。在伯裏克利全盛時期，雅典公民的範圍不僅沒有擴大，反而進壹步縮小。因為公元前151年通過的特別法令規定，只有父母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為雅典公民，雅典的居民中有5000人突然失去了公民權。從那以後，雅典失去了從其他城邦補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的民主不僅範圍狹窄，而且其自由民內部的民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膚淺的。在佩裏克萊斯的金時期，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總數約為3萬至3.5萬人，參加公民大會的人數通常不超過2000至3000人。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雅典的普通市民，往往無法參加每10天壹次的市民會議來維持生計。然而，他們表達意願和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卻被大大削弱。更何況，實際上雅典的政權掌握在工商業奴隸主的上層階級手中。他們壟斷十將軍的職位，操縱國家的內外政策。因為十將軍的職位可以連任，這就給雅典的民主政治留下了壹個明顯的漏洞——容易形成將軍集權，實際控制政府。
另壹個大大降低古典民主色彩的因素是雅典的對外霸權政策。希波戰爭後，雅典利用其與其他希臘城邦建立的蒂羅爾聯盟及其在聯盟中的領導地位，控制了聯盟中的各邦。紀，口剝削。雅典控制著聯盟的國庫，派遣使節向聯盟各國收取貢品。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各國的巨額財政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種貢賦。與此同時，雅典奪取了所有同盟國的軍隊，向所有同盟國推進軍事移民，並派遣雅典公民向同盟國征集土地作為重步兵。克裏昂泰對雅典人說:“妳們的帝國是統治人民的暴君；.....妳的幀數取決於妳自己的優勢兵力，而不是他們對妳的好感。”[22]
歸根結底，由剝削階級的性質決定，雅典的民主是狹隘的、不完全的，沒有進壹步發展的空間。
對雅典民主的分析應該使我們明白，奴隸主對階級民主的剝削，壹方面意味著對奴隸和非公民的專政；另壹方面，它意味著確保奴隸主和公民在國家事務中的自由、平等和參與。就第壹個方面的意義而言，這種民主政治與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采取的其他政體並無不同。就第二個方面的意義而言，這種民主政治與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采取的其他政體相比，是相當進步的。因為在寡頭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中，即使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實踐表明，保證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國家既能很好地履行對奴隸和非公民的專政職能，又能很好地平衡統治階級內部各個階級和集團的利益，從而保證長期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
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掌握政權的組織形式。與以往壹切剝削階級的民主不同，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壹方面，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對極少數剝削階級分子和敵對分子的專政；另壹方面，絕大多數工人和勞動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正是因為這種本質區別，才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是少數人的獨裁。因此，強調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在保障人民內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實現這壹功能所應采取的政權組織形式，使之不斷完善，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這將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