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隋唐大壹統帝國的重建，服務於大壹統中央集權政治需要的儒學重新受到重視。進士和明靜是唐代科舉考試的兩個主要科目。明靜主要考五經、三禮、三傳等儒家經典，進士主要考對策、詩詞。宋代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唐制，有新的變化和發展，主要體現在對儒家文化的高度重視，在科舉考試項目中增加了儒家經典的考試內容。宋中期以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熙寧年間，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廢除詩詞賦、後經墨學等考試內容，改考經、術、論。進士科的設立及其對經學考試的重視，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在政治上實行徹底的文官執政，優待儒生，擴大了士子為官升遷的途徑。任何背景的有才能和美德的人都可以通過考試就職。當然，富裕家庭和有權勢的人的孩子有更多的時間接受教育。在宋代，入選的成功官員有三分之壹甚至更多來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會升遷比例，是任何壹個朝代社會都驚嘆的。
儒家思想是科舉考試中的主導思想，儒家經典成為考生的必讀書目。國家通過科舉考試，將儒學擴展為知識階層的共同信仰，並以其獨特的文化優勢，引領整個社會形成壹個民族所必需的精神凝聚力。在科舉選官制度下，中央集權、儒家階級、儒家思想三位壹體，從而保證了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次科舉制度強化了讀書重文的文化傳統，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造就了大批優秀的文化人才。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教育，重視歷史文化知識，重視語言文學的藝術性。在科舉制度下，考試是選拔官員的基本方式。考試的內容是儒家經典和詩文。普通人只有寒窗苦讀，才能實現躋身社會上層的願望。因此，與科舉掛鉤的學校教育在古代被視為科舉人才的預備場所。“學而優則仕”的古訓在唐宋以後的科舉選官制度中得到了真實的體現，由此形成了中國人重視教育、刻苦學習的傳統品質。
唐朝的科舉，最重要的是進士，主要考詩文。在詩賦選士的利益驅動下，唐人創作熱情高漲，詩賦盛唐的形成確實與科舉制度有相當大的關系。到了宋代，科舉考試由重詩、重賦轉變為重經、重意、重策、重理，古文所寫的謀略成為科舉考試的決定性結果。偉大的散文作家歐陽修曾經通過科舉考試發現並提拔了壹批有才華的古文作家。古文創作成為宋代文學的主流，古文運動始於中唐，並取得勝利至今。
唐宋時期，科舉制度成熟，中國傳統文化繁榮。中唐時期，隨著科舉考試的擴大，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韓愈、柳巖等壹大批人才湧入仕途。宋代更加重視科舉制度，士人的地位和待遇得到空前提高。出現了歐陽修、王安石、範仲淹、蘇軾、司馬光、黃庭堅、程頤、沈括等壹流的文化科技人才，他們都是讀書人。從以上可以看出，科舉制度對唐宋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