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治理主體缺失。數百個政府間組織在世界各地逐漸形成，從不同領域和層面推動國際治理。而目前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缺乏主權國家所享有的專屬公權力，因此無法有效行使話語權。
第三，治理機制缺乏靈活性。國際金融危機表明，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治理機制都需要適應全球治理的新形勢。雖然G-20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但仍處於“臨時政治俱樂部”階段，仍需建立和完善全球監督機制、政策執行機制、治理主體結構等。
第四，治理對象有爭議。在後金融危機時期，世界各國都面臨著各種問題，因此有必要就需要通過國際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安排來治理的領域和具體問題達成壹致。但世界各國對各種問題的關註點不同，於是圍繞全球治理的議題設置展開激烈博弈，圍繞治理規則展開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凸顯。沒有監督機制的經濟全球化是不可持續的。同樣，沒有“同舟共濟”精神的全球治理也是不可持續的。長期以來，在國內政治或國家利益的驅動下，發達國家利用其政治經濟優勢和全球治理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維護其既得利益，而忽視其他國家的利益。
第六，治理理論有爭議。回顧歷史，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然而，迄今為止，全球經濟治理理論主要停留在國家層面。再者，當前的全球治理理論最早是由發達國家的學術界提出的，這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相違背。
第七，我們需要適應國際法律法規。全球治理要求所有主權行為體依法讓渡壹定主權，容納更多非主權行為體成為全球治理的夥伴。顯然，上述行為直接與《聯合國憲章》的主權獨立原則背道而馳。如何處理國際法與全球治理的關系，成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第八，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培養集體行動意識。從全球範圍來看，受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的影響，大國在全球治理領域壹意孤行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未來很難改變南北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失衡。任何新的治理機制和規則，只要得不到美國和主要發達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就不得不“走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