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生效的《中醫藥法》已經明確規定：“生產符合國家規定條件的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復方制劑，在申請藥品批準文號時，可以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亦即“中藥古代經典名方”不必再走臨床實驗這道“驗藥”程序。在當代，中醫曾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驗藥”，結果都頗為尷尬。
壹、首屆藥理學會上的爭論：肯定結果較少
1961年，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壹屆學術討論會”。此次會議的主題是“尋找新藥”。對傳統中藥做藥理實驗進行篩選，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會者回顧了1958年以來全國範圍內的中醫“驗藥”結果：“解放以來，中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由於缺乏經驗，工作進行得不十分順利，陰性結果較多，肯定結果較少。不少（宣稱）臨床報告有效的方藥，在動物實驗中得不到證實。”
“我們單位所做的中藥篩選工作多數為陰性結果（筆者註：不能證明有效），少數為陽性結果。”“用觀察血管脆性、血凝時間等方法來研究止血的中藥，結果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另外，中醫常用的補血驗方若以現代檢驗方法，如查骨髓、檢血象，都不能作出肯定結果。”①這樣壹種結論，無疑讓當時與會的中醫界人士頗為尷尬。會議期間，他們集中抨擊了現代醫學的“驗藥”方式不適合中藥：“有的是屬於方法學上的，有的是由於對中醫學習不了不夠，有的則是由於對待科學工作的嚴肅性不夠，因而許多藥物實驗得到陰性結果。”“重要的篩選工作，過去方法上不夠多樣化，因此大多數是陰性結果。”“中醫理論很多是西醫難以理解的，……目前的壹些實驗方法很難反映出中藥的真實藥理作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