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漢樂府民歌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而且多是發自社會最底層的聲音，直接表達廣大人民的愛憎。拿它與“漢賦”相比較,差別極大。樂府民歌題材廣泛,真實而深刻地反映著廣闊的社會生活，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是對《詩經》開創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2、兩漢樂府民歌的敘事性特色。《詩經》基本上是抒情詩，其中有的作品如《氓》、《谷風》、《七月》、《大雅·生民》等雖有某些敘事成分，只是壹些客觀鋪寫，只能是抒情詩而帶有某些敘事成分。漢樂府民歌中，已出現比較完整的情節，講述壹個有頭有尾的故事；如《孤兒行》，通過行賈、行汲、收瓜、運瓜等諸多勞役，突出孤兒的悲苦命運。有的擷取壹二個生活片斷，如《東門行》，只寫丈夫拔劍東門去時與妻子告別時的壹幕；有的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的故事作品，出現人物對話和有壹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秦羅敷的反抗強暴的形象相當鮮明，而且有生動的對話，幽默而有戲劇性。《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情節更是波瀾起伏、扣人心弦。詩中的矛盾沖突不是單線式的 ，而是兩條線索同時展開 。壹條是劉蘭芝和焦母、劉兄之間的矛盾沖突，由被遣歸、兄長逼嫁、太守求婚、決計自殺等情節組成；另壹條是劉蘭芝和焦仲卿之間的愛情發展，包括臥室話別、路口分別、結下盟誓、***約同死、赴水懸樹等，愛情升華到頂點，故事也就結束。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和性格在情節展開中越來越鮮明。劉蘭芝的剛強、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蠻橫、劉兄的勢利眼，都刻畫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我國敘事詩的壹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
3、語言樸素生動，常用烘托，側面描寫、比喻、誇張和擬人的手法，如《上邪》的壹連串的假設。《陌上桑》寫羅敷形象時所應用的手法，如其中的壹段：“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用的是側面烘托的手法。
4、形式多樣，不固於四言格式，而以雜言為主，並逐漸趨向五言。漢樂府的雜言體，到唐代則發展為自由奔放的“歌行”體。樂府民歌中也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詩，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蕪》、《十五從軍征》。
5、樂府詩歌的影響：壹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面向現實的精神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後代作家如曹氏父子 、鮑照、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把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壹個更新的高度。 二是對五言詩發展的影響，除了雜言之外，漢樂府民歌中出現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詩 。五言詩雖比四言詩僅 僅多壹個字，但它卻便於把單音詞和雙音詞組合起來，寓變化於整齊之中，又適應了當時社會語言和發展（當時雙音節已經逐步地增加起來，而動詞又多保持著單音的形式，因此雙音詞和單音詞的搭配問題是壹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五言詩就是適應了當時社會語言的發展而產生的壹種新的形式）。五言詩可以擴大詩歌的容量。五言詩的產生和興起是由樂府民歌開其先河的，然後才擴大到整個文壇。文人五言詩從東漢開始興盛，到建安時代，出現了壹個“五言騰湧”的盛況，使五言詩成為我國古代最重要的詩歌形式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