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在大食、波斯等穆斯林商賈入華的同時，域外文化習俗也相應流人並進而衍化為中國的本土文化。“蕃坊”的建立及從“僑居蕃客”到“土生蕃客”的轉變過程，使穆斯林在華留居成為現實，他們同樣參與了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創造活動。正是這些在“蕃客”中的蕃人及其後裔，使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存在與嗣後的發展增加了客觀上的可能性。
元代出現的伊斯蘭教大發展的局面和回族的形成，不惟使中華民族大家庭增加了新成員，同時也使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播散至全國各地。元代的伊斯蘭教在開始了其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相容乃至相互補充、汲取對方文化養分的“中國化”過程之同時，也保留和發展了伊斯蘭文化所特有的宗教信仰、教規、禮儀、禁律、習俗、清真寺和穆斯林之間以阿拉伯語、波斯語稱謂的宗教語言，這種在回族***同體內部始終保持著壹種文化上的認同，以及通過***同的宗教信仰與習俗加以強化的民族自我意識，是使自元代以後帶上了“中國化”特征的伊斯蘭教能夠保持其在文化上的向心吸引力，即凝聚回民族，使之擁有自身的民族優越感，並且不會在漢民族汪洋大海般的包圍中被同化過去的重要原因。
明清兩代在伊斯蘭教發展史上出現的經堂教育制度、漢譯經著活動和因蘇非主義先後傳人新疆與內地而產生的教派分化及門宦制度的形成，這些都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歷史的基礎上繼續碰撞和交匯的直接後果。本論文指出，由於清代統治階級的宗教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造成了各民族間的巨大隔閡。穆斯林用強化民族自我封閉意識的方式來排斥漢文化吸引力，固然能增加民族內部的凝聚力，但同時也必然會減弱伊斯蘭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並使自身的發展走上狹路，這恰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不幸。直到民國初期興起的伊斯蘭教新文化運動，主張中阿文並授的新式教育，方使中國的伊斯蘭教文化重新獲得勃勃生機。
文章最後指出，由於絕大部分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恪守伊斯蘭教的禮儀習俗，1000多年來，這座矗立於穆斯林民族內心的城堡保證了穆斯林民眾在參與中華民族文化的創建時，在心靈深處始終留存的那種對伊斯蘭文化的永恒皈依。而我國10個穆斯林民族所創造的所有文化，即便是屬於帶有濃厚伊斯蘭教特征的宗教文化，也應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壹個組成部分。
本文獲得院科研成果(1991—1992年)青年優秀科研成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