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最早起源於中國，二千多年前的西周便有“以人為本”的思想，之後儒家的“仁”政、墨家“兼愛、非攻”都含此義。其中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更直接地闡述了把人或民當作根本的思想。
但以人為本的思想普遍被人們接受是在16世紀的西方。眾所周知，中世紀的歐洲是宗教神學統治的黑暗時期，“哲學是神學的婢女”。14世紀發源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打開了擺脫神的統治的閘門，在但丁、彼特拉克等代表人物的領導下文藝復興席卷整個歐洲，人們要求解放思想，擺脫神的禁錮和宗教禁欲主義的束縛。他們主張個性解放，肯定人權，反對神權。16世紀文藝復興達到鼎盛，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從此人文主義的思想深入人心。
由禁區走向熱門的曲折之路
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十年裏“人權”這壹概念壹直未被接納，90年代在企業文化中引入西方以人為本的管理方法，才成為中國企業文化的壹部分。
究其原因，壹是傳統理論的誤導。中國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蘇聯模式的傳統馬列主義，它否定人的個性，排斥人道主義，堅持階級鬥爭、革命和專政，把人與人的鬥爭推到極端。同時爭論不休的“姓社姓資”的問題，使領導者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否定了以人為本這壹“資本主義”的形態，並斥之為修正主義。斯大林時期的民眾在政治上沒有個人權利，在經濟上也僅僅作為為國家實現目標的工具，集體主義將個人與國家的對立很難調動人們的積極性。
二是黨在建設時期沒有處理好自己的角色。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任務是帶領人民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但是建立政權之後就不同了，應當把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執政黨應當面向全社會執政為民。如果不以人為本，就可能偏離公正，駛離正確的道路。
“以人為本”的思想被壓在人們心中不見天日，直到改革開放才慢慢被人們認可。鄧小平把發展生產力當作首要任務，將其作為“衡量壹切是非得失成敗的標準”。在那樣壹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確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讓人們迅速擺脫了貧窮。
但片面地單純地強調生產力，不註重綜合指標也帶來了壹些弊端。例如政府官員為了政績，片面追求GDP的增長，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事實並未帶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不符合時代的潮流。 於是1992年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評價標準，開始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