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工會是工黨發起者，也是早期主要的經濟來源。工人階級傳統和平均主義使得壹人壹票的選舉在工黨內部有著意識形態基礎。但是，工會勢力獨大，使得選票流向工會青睞的人物，這類人當選黨魁後，在實施選舉和執政過程中，時常要考慮工會利益，在為全民服務上常受到掣肘。
分權和利益獨大，對於殘酷的選舉來說，不是壹個成功的基礎。對比20世紀早期歷史，工黨的獲勝，往往源自保守黨的衰退。在1970年代工黨幾次執政過程中，英國學者曾有評論，“看起來似乎有兩個工黨，壹個是在全國執行委員會和年會，壹個在議會的領導層裏”。
保守黨與工黨之間，真正意義上展開選舉對決是在1980年代之後。而這當中，基諾克（Neil Kinnock）是扭轉局面的關鍵人物。1987年，他發起工黨現代化運動，在某種程度實現了工黨的“集權化”，推動產生了布萊爾、曼德爾森等新工黨的領袖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這場基諾克領導的現代化運動，正是發生在撒切爾時代，比海格的民主化早了10年。當時的工黨與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保守黨壹樣，處在壹個內部調整的關鍵期。
基諾克首先解決的是工會勢力。工黨早期的黨魁選舉也是采取議員內部投票，到了1970年代末，工會勢力在黨內達到頂峰，在80年代初引入了通過選舉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由這個選舉團來投票產生黨魁。這個機構中工會占據40%票數，但是通過基諾克和繼任者努力，在1992年把OMOV的方法引入黨魁選舉，用以削弱工會勢力，使其這個比例降到33%。與此同時，布萊爾開始向工商界靠近，爭取他們的捐款（在英國是合法的，但有具體的法律限制）。從1986年到1996年，工會的經費贊助從3/4下降到1/2。
其次是年會，或曰代表大會。英國各個政黨基本上都會每年召開壹次全國性代表大會。保守黨的年會，更像壹場誓師會，鼓動士氣，顯示黨的團結，給新人壹個發言亮相的機會，讓地方代表將黨的政策帶回到地方。相反，工黨的年會，更像壹場民主的大會，尤其是黨的政策，要在大會上辯論和質詢，年會扮演了壹個決策機器的作用。布萊爾改變了這個局面。他在年會之外，設了親工黨的智庫“政策論壇”，其目的是擺脫工會勢力對工黨政策的影響。
配合對工會勢力的解套，新工黨更加樂意從媒體公司、民調機構了解自己在政治市場的走勢，對於傳統的工會產業工人則產生隔膜。而所有這壹切，與布萊爾對英國和國際政治走勢（傳統產業工人比例降低，政治實力弱化）的把握有關，這壹判斷也是他主張“第三條道路”的政策依據。
遺憾的是，1992年基諾克在大選中落敗。但是他的失敗，與海格1997年大比分輸給布萊爾不同，純屬意外，因為當時輿論也偏向基諾克。基諾克之後，新工黨勢力持續發展，工會實力也繼續被削弱。1997年新工黨的勝利和執政紀錄，證明了基諾克、布萊爾等人政治改革和判斷的預見性。但是，他們的勝利，是政策的勝利，而不是黨內民主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