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他們的工作。他們有責任維護整個國家的作風，而且本身他們是正直的人。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註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
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壹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
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壹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幹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幹歸幹，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壹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壹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壹句假話。
只有在古代史書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負責的時候，史官有記載特權，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記載。
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壹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
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妳"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
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壹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壹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壹個要文過飾非，壹個要"君舉必書"；壹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壹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
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裏。
起居錄則是史官對帝王言行的嚴格把控與記載，早在周已有，那是稱為“內史”。歷經秦漢魏晉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無權幹預，但這種風氣卻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後，有唐以來，帝王閱著並非罕見之事，卻使得歷史逐漸朝著扭曲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