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原因:
第壹，明中葉以後，資本主義的萌芽逐漸顯現，新的經濟因素必然會在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上有所體現，因此最能反映市民思想感情和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的通俗文學小說戲曲，打破了正統詩歌的壹元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第二是科技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明清時期，隨著工商業市鎮的繁榮和書店、印刷、印刷業的迅速發展，適合普羅大眾的趣味小說有了廣闊的市場需求，廣為流傳。那時候無論是文人還是商人，農民還是工人，都喜歡看小說，聽書。在清代，甚至有人將小說視為與儒釋道並列的另壹種影響更廣的宗教。
第三，明清統治階級對知識分子采取籠絡和壓制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文人在詩歌創作中不敢觸及現實政治。唐宋以來的正統詩歌創作在明清時期受阻，文人在小說創作中發揮創作潛力，客觀上強化了小說創作的動力和空間。
從其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有以下原因:
第壹，中國的古典小說，經過三代人的孕育、準備和發展，在藝術方法、情節、人物塑造、結構、語言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為明清小說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小說和戲曲以其自身的創作成就，顯示出不可忽視的社會功能和文學價值。明代中後期，壹些作家，如李贄、袁宏道等，打破傳統的文學偏見，為歷來被輕視的小說戲曲的文學地位挺身而出，發表了極為崇高的評論，從理論上為小說戲曲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其次，明代嘉靖、萬歷以後，以王艮、李贄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對朱成理學進行了批判，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反動說教。李贄還提倡“童心論”，認為表現童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這些進步思想對小說和戲曲的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牡丹亭》和壹些虛構小說。明末清初的顧、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進步思想對《聊齋誌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創作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