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自然科學發展的早期，偉大的科學家往往也是偉大的哲學家，科學與哲學的結合形成了著名的古希臘“自然哲學”。學者們崇尚理性，註重形式邏輯，鼓勵人們追求自然背後的規律，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劃清界限，這更有利於科學技術的進壹步發展。第二，科研方法不同。在科學研究方法上，我國古代人長期以來習慣於感性直觀和資料積累的簡單低級的科學認識模式，未能對科技認識活動中非常重要的“方法和工具”進行認真有效的探討和研究。再加上其他不利因素，古代經驗形態學科學壹直未能實現向更高更符合邏輯的理論形態的科學轉化。古希臘人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僅在科學知識上有所創新和突破，而且更加註重科學方法的研究，做出了壹定的貢獻。早在畢達哥拉斯學派就建立了演繹推理證明公設的方法，這種方法註重嚴密的邏輯推理，將壹系列命題有條不紊地排列起來，由壹個定律推導出另壹個定律，從而形成了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亞裏士多德進壹步發展了科學方法論，研究了科學認識的全過程，在重視演繹的同時強調了觀察的作用，初步提出了科學認識活動的模式。第三，科學發展的目的不同。中國古代科技成果都直接來源於實踐並為實踐服務，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秦漢至南北朝這壹歷史時期，是中國古代經驗論和實踐論科技模式形成的時期。這壹時期，無論是齊國在農業上的發明，還是在天文學上的地動儀，數學上的九章算術和四大發明之壹的造紙術，都體現了中國科學技術的實用特征。唐宋元明清基本延續了之前的實用科技模式。相反，古希臘的科學技術體系有著鮮明的“為科學而科學”和“求知”
知識的非功利色彩。對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和渴求似乎是希臘人的天性，他們甚至直接把“愛智慧”這個詞當成了“哲學”的名詞。這壹特征在古希臘早期和晚期是壹致的。在雅典時期，幾位偉大的科學大師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把它表現得淋漓盡致。科學的發展需要理論和實踐並重，理性和邏輯缺壹不可。不僅要註重感官體驗，更要註重體驗。中國古代科學傳統難以轉化為近代西方出現的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活動方式，這是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重要原因。參考文獻:1古代中國與古希臘科技模式比較顏勇，劉新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