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跨文化：本人符號學思想的特點有兩個基本方面：1)強調符號學的多元認
識論本質，企圖充分擴展符號學“跨學科”實踐的範圍，廣泛借鑒現當代各學科中獨立的理論實踐成就，以期提升人文社會科學各域的理論說明力和解釋力；2) 認為21 世紀符號學跨文化時代的到來，將引發人文科學理論和符號學理論的重大發展；特別是中西跨文化符號學的新方向，將有力促進和提升全球人文科學理論和人類思想史研究的水平。
中西比較符號學：本人的符號學觀點，因此擬從領域範圍和思考層次兩方面來擴大當前符號學視野，並認為人類符號學事業，在經歷六、七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之後，將面臨著另壹次世界範圍內人文學術思想的“飛躍”：此即中西比較符號學的新學術領域。在航天工程和基因工程時代，在社會經濟全球化和環保事業人類壹體化的新世紀，人文社會科學革新事業必須打破傳統的地域、歷史、血緣主義窠臼，以期從人類整體生存角度對人文理論結構重新予以思考和設計。跨文化符號學理論，不是朝向東方歷史地域主義的壹種“術語換名運動”，而是朝向壹種適用於全人類的新人文理論建設。中國學術實踐的目標和範圍都必然是朝向人類全體的。
符號學和理論翻譯：中國學術的現代化是與研習現代西方理論密切相關的。壹百年來的中國學術現代化過程也是紹述和譯介西學的過程，過去四分之壹世紀則是中國學界密集翻譯現代西方人文理論經典的時期。現代西方理論翻譯本身即為壹符號學實踐，須處理中文和西文之間、歷史與理論之間話語語義單位對應技巧的問題。本人積改革開放前20年獨立研習之體驗，在“文革”後十年間曾將主要精力用於此“堅硬”領域，並繼續加深了對中西比較學術機理的認知，遂於1985年港中大國際哲學會議論文中宣稱：中國學術現代化的中心任務將是中國古典歷史和現代西方理論之間的有效互動關系的研究。這也將是中國符號學理論的中心任務，即在理論的層次上探討中西思想交流的課題。本網站將繼續論述有關作為中西理論交流技術性核心的“翻譯符號學”議題。翻譯學是當代“小學”的組成部分，為今日“治經”者所不能忽略。本人著譯表中所列理論翻譯作品以及大量當代其它優秀理論翻譯作品，均可作為網站論題的參考資料。
非西方中心論：跨文化符號學必然是非西方中心論的。人類文化思想學術的多元化歷史，不可能簡單化地歸約為任何現成西方學術理論系統。非西方中心論觀點同樣也來自西方傳統學術和西方革新理論之間的張力關系本身。人文科學的西方中心論，是指那些在現行制度內取得主流地位的學科和流派的知識成果。西方符號學人文理論研究意在擺脫停滯不前的保守學科定式，以便在跨學科層次上謀求學術因素的重新拆分和組合，其方向也應稱作是“非西方中心論的”。非西方中心論的實質是，兩百年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專科化的發展，現在已演變到須要全面重組的階段，跨學科的符號學學術於是應運而生。值此21世紀全球化時代，非西方的人文學傳統已進入人類知識總庫，因此人文科學重組和整合事業必然包括非西方部分。但是科際重組不僅不是要削弱專科知識，反而是要在擴大跨學科對話後深化各專科知識。在跨學科整合時代，專業學科知識水平亦將進壹步提升。跨學科 (通學) 和專業化 (專學) 是相輔相成、相 互促進的。
學科與學際的互動：本人的“壹般符號學思想”(廣義符號學的核心部分)， 並 不 將符號學視為壹種固定的學科，後者必然以遵循學術運作的確定前提、程序和目標為特點；但絕非反對在方法論層次上充分註重壹切符號學的和人文科學的知識成果。實際上，符號學是以重視分析技術著稱的。部門符號學的技術性深化和壹般符號學的思想性開放，均為符號學學術思考方式之特征。符號學實踐因此廣泛地相關於眾多理論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本網站文章企圖說明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符號學極其強調傳統知識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強調對傳統知識“運用方式”本身予以革新的必要性；只有通過能動性的多元分析組合才可達致這壹目標。符號學作為當代學術思想理性主義的典型實踐，必然是高度重視各學科的知識成果的。反過來，符號學的研究成果亦可為各種類型的專科學術服務。因為，壹般符號學的認識論“全景圖”，將可為各類具體課題研究提供相關總體理論背景，並有助於強化各具體門類研究實踐的自我重新定位。所以符號學是與人類文科知識全體的認識論現代化革新任務密切 相關的。符號 學 和各傳統學科之間的交流或對話，因而也是壹種“跨學科”互動關系。符號學實踐也即學科運作和學際運作之間的互動和張力關系的展開。
符號學和人文科學：廣義符號學指謂著壹種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全面開放態度，並涉及各學科各學派的相關學術理論。二十世紀的符號學運動既有其內部動因，也有其外部動因：這就是，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科學各學科知識具有顯著的理智落後性。有關社會文化現象的因果分析、價值分析和預測分析中存在的普遍差誤性和分歧性，足以證明人類雖然對於自然宇宙知識日益精確，其自我認知中卻始終充滿內在的“盲點”。當代人文科學知識論含有大量盲點的事實，卻為其職業主義和功利主義導向所遮蔽。因此，符號學認識論革新又須與壹種傳統的倫理學信仰內在地相關。對此，當代西方符號學家們的認識是極不充分的。因此，本人的另壹研究領域倫理學和中國歷史倫理學(仁學)，正是與符號學認識論內在相通的。在今日跨文化跨學科的符號學革新事業中，中國學者由於比西方學者具有更廣泛的語言的和跨文化的知識條件，而不期然地在未來全球人文理論革新的事業中肩負著更重要的學術使命。
符號學和倫理學：本人符號學思想是朝向在傳統和現代互動中重新定位的倫理學的。符號學和倫理學作為研究領域均具有人文科學整體性背景，均強調跨學科和跨文化的思考方向，二者之間的聯系是多方面的。在比較符號學和比較倫理學的標稱中，“比較的”同時兼指不同學科學派之間的比較和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比較。作者是在此綜合比較學的意義上提出仁學倫理學理念的。“現代仁學”壹方面以現代中西人文理論為根據，另壹方面強調其中國原始人本主義形態的固有價值，遂有誌於成為中西、古今、知行之間具多元綜合性的新型倫理學實踐。
仁學和人本主義：簡言之，本網站論題實際涉及兩大範圍：中西符號學和比較倫理學。二者均與人文科學整體相關聯，並均通向兩大相對獨立的學術運作實踐：跨文化人文學的結構主義運動和跨學科倫理學的仁學重建運動。作為現代學科名稱的“仁學”，不妨說是壹種“孔學還原主義”或<論語>中心主義。按照作者的立場，只有在“儒學倫理學”還原為壹種“仁學最小主義”原則之後，“儒學”才可能與各種現代知識論連接。另壹方面，現代仁學以成為未來人文理論革新之精神動力和方向導引為己任。人文科學和人本主義均以壹種解釋學的相對論為前提，二者均不具有絕對客觀性。但是作為壹種理性的理論實踐，仁學、人文學和人本主義，均在認識論上追求相對合理的科學客觀性。現代仁學倫理學的“客觀性”是以人本主義為前提的。本人主張，中國仁學是世界人本主義倫理學的最佳歷史典型，宜於在中國和世界廣為倡導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