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重刑主義，與世界各國的重刑主義壹樣，以嚴刑峻法，輕罪重罰為基本特征。但是，任何國家的重刑主義都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古代的重刑主義也是這樣，有著鮮明的文化烙印。
（壹）輕罪重刑。重刑主義強調“輕罪重刑，壹斷於法，以刑去刑，以殺去殺”，其道理是：“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刑嚴。”（《商君書·開塞》）“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心畏以刑，不可不嚴。”（諸葛亮語）在古代社會，君主或者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於民眾，即使是“才行反時者”，也要“殺無赦”，即才能和行為不合時勢的，也要殺頭問斬。執法階層的科處原則就是輕罪重判，對於被統治者來說，即使無罪也可以用刑。而對於那些威脅統治階級的“盜賊”犯罪，更是“重典治之”。
（二）用刑嚴酷。嚴刑峻罰、懲辦威嚇，同輕罪重刑、壹斷於法是彼此補充，相互壹致的。既然統治者認為“以刑去刑”，那麽用刑上勢必嚴苛、殘酷。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拷問和體罰成了我國古代刑罰制度的突出特點。不僅歷史上鞭、撲刑種變為刑訊的手段和方法，而且自南北朝後，笞、杖還變成其他刑種的附加刑，動不動就大刑伺候，往往使囚人杖下致殘，甚或喪命。從北齊開始，不少朝代規定，除生命刑和身體刑外，判處流刑加杻械，判處耐刑或徒刑，還要加鞭笞。值得指出的是，古代重刑主義用刑殘酷還表現在執行方法的殘酷上。以死刑而論，古代執行的方法和方式就有“族、誅、磔、戮、棄市、梟首、定殺、絞、斬、鑊烹、生埋、腰斬、車裂、戮屍、銼骨揚灰、淩遲、撲殺、囊撲”等多種。甚至還有所謂“具五刑”，即先黥、劓，次斬趾，笞殺、梟首，菹其骨肉於市；誹謗詈詛者，更斷舌頭。
（三）刑種繁多。中國古代社會刑種繁多，實際上是附隨在“輕罪重刑”、“嚴刑峻罰”思想上而產生出來的配套產物。夏朝時期，有“墨、劓、剕、宮、大辟”五刑；西周時候，又出現“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贖刑、流刑”等刑種；到了秦朝，刑罰制度進壹步完善，並且有了生命刑、身體刑、徒刑、流刑、財產刑和身份刑的明確區分，但出於重刑主義的目的，生命刑、身體刑進壹步細化，名目繁多；隋唐時期，把刑罰制度法定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並為後世王朝所沿用；至宋代，出現了“淩遲”刑，壹直沿續至清末才被廢除，此外，宋代還有“重杖壹頓處死，具五刑，夷刑，醢刑，釘鍋”等酷刑，對後世王朝復活非法死刑起了惡劣的推動作用。
（四）原心論罪。韓非主張權勢必須集中在君主手裏，君主應該“擅勢”，集大權壹身，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壹言壹行都是所謂“金科玉律”，不準改動，當然包括原心論罪，法外用刑。自漢以後，儒法合流，出現《春秋》決獄，以儒家的經義審案斷獄，把儒家經典法律化。“《春秋》之治論心定罪。誌善而違於法者免，誌惡而合於法者誅。”（《鹽鐵論·刑德》）《春秋》決獄實際上是壹種動機論，判斷壹種行為是否有罪，看重的是行為者的動機，而不是行為的效果。這樣，獄吏可以隨心所欲把以動機的“善”或“惡”來作為定罪重刑的依據，既可以為統治者開脫罪責，也可以肆意殘害無辜民眾。因此，儒法合流在壹定程度上也是《春秋》決獄和重刑主義的合流，所以原心論罪實際上也是重刑主義的壹個特征。
（五）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統治集團在制定政策時，首先要考慮維護其本集團的特權利益。在重刑主義的執行上，中國古代社會的統治階級充分考量了本集團特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明顯的例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中國古代法律中壹項重要的法律原則，它所強調的是平民百姓與貴族官僚之間的不平等，強調官僚貴族的法律特權。“禮不下庶人”並不是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禮所強調的是等級差別，天子有天子的禮，諸侯有諸侯的禮，不能僭越。任何越禮的行為都要受到懲處。“刑不上大夫”也不是說貴族犯罪壹律不加刑罰。在實際生活中，官僚貴族犯重罪同樣要加以懲罰，但貴族官僚在適用刑罰上享有特權，如肉刑不上大夫，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等等。這條原則說明，階級不平等，執行重刑主義也是不平等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重刑主義的壹大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