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瓷是中國陶瓷大家族中的壹個成員，但是它很特別、很另類，在中國陶瓷史上也有著與眾不同地位。
東漢開始出現的瓷器，至唐代時日趨成熟，並逐漸形成了“南青北白”兩大體系，並以“南越北邢”兩大窯口為代表。但無論是越窯青瓷還是邢窯白瓷，它們的釉色都是單壹的，非青即白，無有例外。鈞瓷則不同，它以獨特的自然窯變藝術效果在瓷林獨樹壹幟、卓爾不群。
鈞瓷的釉色窯變藝術效果不是人為的，而是在窯內爐火的高溫下自然形成的。鈞瓷入窯的時候，是沒有任何色彩的，是壹體素凈。那七彩輝映、讓人心旌動搖的絢麗色彩和自然逼真的畫面都是在燒制過程中在窯內形成的，這就是窯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入窯壹色，出窯萬彩”。窯變原理就是釉料礦物在爐火高溫下轉化呈色的物理化學現象。好的窯變效果的形成所需要的因素非常復雜，它需要性能良好的窯爐、器物在窯中的最佳位置以及科學的燒成制度等因素的巧妙組合才能實現。如果稍有不慎，就會前功盡棄。就是在人們對窯變現象有了相當認識和了解的今天，人們對窯變效果也不能完全掌握，往往是招之不來、不期而至，這也更增添了鈞瓷藝術震撼人心的魅力。
鈞瓷始於唐代。在神垕瓷區上白峪、下白峪村的唐窯遺址，出土了灰燼、匣缽片、瓷器殘片等制陶瓷遺存。唐窯殘片與眾不同、自成風格。形成了以罐、盤、碗、缽之類俱多，釉色則以褐為主，上有不規則彩斑，有月白、乳白、天藍等色，揮灑自然、有煙雲變化之美盛，瑩潤典雅，耐人尋味。這就是唐花釉瓷。有人稱之為“唐鈞”，是不合適的，因為當時還沒鈞瓷這個名稱，彩斑釉色也不是真正的窯變。不過，學術理論界壹致認為，鈞瓷窯變藝術是受唐花釉瓷的啟發，逐漸發展而成。這種觀點是成立的，唐花釉瓷產於神垕瓷區，年代早於鈞瓷，兩者彩斑復色釉有近似之處，而且和宋鈞壹樣同屬兩液分相釉，唐花釉瓷應該是鈞瓷窯變藝術的萌芽，是鈞瓷的前期，嚴格地說，並不是真正的鈞瓷，鈞瓷藝術至北宋才完善成熟。可以說，萌生於唐代的“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動，使它出現像窯變壹樣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淋漓酣暢，大膽潑辣，似有意，似無意，似有形，似無形。妙趣橫生，變幻莫測，為後來的鈞釉彩斑開啟了先河。 北宋時期，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為陶瓷藝術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花釉瓷經過長時期的探索，窯變技藝已經日漸成熟，經自然窯變形成的絢麗釉色玉潤晶瑩，已絕非唐時花釉瓷所能比擬。窯變釉以其驚心動魄的美麗震動了朝野，受到了文人雅士，王公貴族的喜愛。到了宋徽宗初年，終於引起了朝廷的重視，宋徽宗傳下旨意，在禹州鈞臺附近建官窯為皇宮燒制貢瓷，這就為鈞瓷藝術的全面發展提供了良機。
鈞官窯為皇家燒制貢品，只求器物精美，可以不計工時，不計成本，好的送入宮廷，壞的打碎深埋，不準流入民間，因而工匠們得以把最為動人心魄的窯變精品呈現出來。這些工匠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創造性地建造了結構合理、性能優良的雙乳狀火膛柴燒窯爐。這種窯爐火網面積大，能使柴質快速燃燒，升溫迅速。火苗柔和，窯內溫度分布均勻，有利於窯變效果的形成。同時，也研制了科學的鈞釉配方，銅紅釉的使用就是其中之壹。正如《中國陶瓷史》所述：宋代的鈞窯首先創造性地燒造成功銅紅釉，這是壹個很了不起的成就。鈞紅釉的創燒成功開辟了新的美學境界，對後代的陶瓷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數十年之間，宋鈞官窯將鈞瓷窯變藝術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創造了鈞瓷藝術的輝煌。
宋鈞特別是官鈞窯的作品，窯變釉色自然溫潤，真正體現出火的藝術。我們能看到的宋鈞瓷窯變釉色大體上分為三類：壹是窯變單色釉，主要有月白、湖藍、天青、豆綠等；二是窯變彩斑釉，以天藍紅斑或乳白紫暈為代表；三是窯變花釉，主要有丹紅、海棠紅、霞紅、木蘭紫，丁香紫等品種。其中以窯變花釉的藝術價值為最高，因為它最能代表鈞瓷自然窯變的風格神韻。大多數意境精妙的景觀圖畫，都是由花釉窯變自然形成，從而使瓷器成為藝術珍品。 北宋鈞官窯締造了鈞瓷藝術的輝煌，但也成為鈞瓷藝術進入衰敗的起始。北宋末年靖康之變，趙構渡江南逃，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北宋滅亡。長江以北落入金人統治之中，宋鈞官窯自然煙消火滅，工匠們或逃或亡，宋鈞官窯的歷史也就劃上了句號，對於鈞瓷藝術來說，無疑是壹場劫難。
兩宋的滅亡和鈞官窯停燒，使鈞瓷業遭受重創，工匠們在兵災戰火中亡命他鄉，就將制鈞技術帶到了全國各地。元朝統壹中國後，為鈞瓷的生存提供了相應的條件，鈞瓷窯變藝術得以傳播延續，並播火全國，形成了壹個龐大的鈞窯系。《中國陶瓷史》說：“鈞瓷的燒造雖始於北宋，但鈞窯之形成壹個窯系，主要在元代。”以禹州為中心，不但在河南有眾多的窯口在仿制鈞瓷，而且波及廣東、江蘇、浙江、江西、河北、山西等地，其仿鈞制品達到了壹定水平並產生了巨大影響。
元代鈞瓷壹般較為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勻、色暗而多棕眼，釉法堆積如蠟淚。不論造型還是釉色都根本無法和宋鈞官窯相比，也無法和宋代民窯相比，藝術品位不能同日而語。但在仿鈞過程中，也出現了壹些影響較大的窯口。這些大規模的仿鈞活動從元至清，壹直都在進行，沒有中斷。但這些只在仿鈞，那麽，真正的鈞瓷又是怎樣的呢？
宋鈞官窯於北宋王朝的滅亡的同時解體，在之後至明初的壹段時間內，地處中原的禹州受戰禍兵災之苦，幾至十室九空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制瓷業（包括鈞瓷）的停頓敗落也就十分自然了。入明之後，因為生活需要，生活日用瓷器的燒造得以逐漸恢復，但作為觀賞瓷的鈞瓷卻沒有復蘇。
其實，導致鈞瓷斷燒的原因相當復雜。戰亂頻仍、時局動蕩、民生艱難是其主要因素，而當時上層社會對手工藝的輕視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工匠藝人們社會地位低下，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沒有文化。在很長時期內鈞瓷領域沒有與技術相關的只言片紙存在。工匠們的高超技藝全靠家族或師徒口耳相傳，壹旦失傳，高難度、復雜的制作技藝要恢復難度更大，令人望而卻步，這些恐怕就是鈞瓷從明至清斷燒失傳達數百年之久的幾個主要原因了。 鈞瓷藝術在銷聲匿跡數百年後的清朝未年開始復蘇，直至建國後，迎來了浴火重生的歷史機緣。
清光緒初年，神垕陶瓷工匠受古玩商人高價求購鈞瓷的影響，試圖恢復鈞瓷燒制，但因難度太大，大多壹試即止。工匠盧振太及其子孫卻百折不悔，屢仆屢起，甚至不惜典賣田產，立誌恢復鈞瓷。開始，盧氏家族用當地原料，以氧化鈷為著色劑，在氧化焰中燒出孔雀綠和碧藍相間的仿鈞瓷器，後又創燒在天青器上抹紅，飛紅加彩仿鈞制品，在仿鈞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試驗，最後用風箱小窯爐，采用捂火還原的燒成方法，燒制成功窯變鈞瓷。至此，鈞瓷窯變藝術得以重生。
但是，在鈞瓷恢復的五十余年時間裏，禹州和全國壹樣，風雨飄搖，兵匪如蟻、旱澇頻頻，人民深受自然災害和戰亂之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鈞瓷作為觀賞瓷種，燒成難度又那麽大，其發展命運可想而知。在這時期，神垕瓷區主要生產日用粗瓷器，而鈞瓷生產只是偶然現象。
新中國成立後，奄奄壹息的鈞瓷藝術逐步煥發了勃勃生機。
1949年四月，神垕解放不久，戰爭創傷未愈，國民經濟尚未恢復，豫西行署五分署即派任堅著手恢復鈞瓷燒造，當時是建設科科員的任堅回神垕接收、代管逃亡匪霸經營的瓷廠，在此基礎上，辦起了人民工廠，這是河南省第壹家全民性質的陶瓷企業。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李誌伊、劉保平、任堅、盧廣文等老壹輩的鈞瓷專家通過對鈞瓷的理論研究、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對鈞瓷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從窯爐的設計建造到釉料的配制，最終於1958年，在倒焰形鈞瓷窯爐中用還原焰燒制出了絢麗多彩、晶瑩如玉的鈞瓷制品，至此，鈞瓷藝術在原產地神垕鎮全面恢復。1964年周總理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向有關國家領導人贈送的禮品就有國營禹縣神垕瓷廠鈞瓷藝術品。
進入到本世紀，鈞瓷的技術有了更大的發展，也有了更大的突破。宋代雙火膛窯爐復原了，柴燒工藝也恢復了，從而創作出媲美宋官居鈞瓷器成為可能。可以說，現在是鈞瓷藝術在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後最為活躍和靈動的時代，在國家的鼓勵和重視下，鈞瓷藝術也將進入空前的繁榮和發展階段。著名書畫家和陶瓷藝術家鄧白老先生為鈞瓷做過壹首詩，詩曰：“插得春芳第壹枝，飛彩流霞禹州瓷，豪言莫做尋常看，正是東風得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