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寧紹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壹個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發現的河姆渡文化，被認為是江南地區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遺存。其後發展起來的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範圍更廣。已發掘的典型遺址有嘉興馬家浜、吳縣草鞋山等，距今6000年左右，他們發展成為甚為發達的良渚文化。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遺址區內發現壹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具體的建築年代，有待進壹步考古確定。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遊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個中國，新發現的這座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有專家認為中國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會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了位於瓶窯鎮上的古城遺址。東西南北四個城墻門，如今安安靜靜地躺在農田裏，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墻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跡
北城墻同樣也挖出了壹個坑，同樣的黃土和石頭，唯壹不同的是“這座城墻坑比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層是泥和沙相間，而且很有規律，從上到下沙層逐漸加厚，泥層逐漸變薄，做工非常考究”，據劉斌推測，土墻上的那些黑色雜物，應該是原始居民殘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墻的西南角和東北角，因此，專家推斷，古人在建城時顯然對地理位置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
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非常意外，緣於去年6月壹次保護區域內農民住宅外遷安置點的基建項目。
當時，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窯葡萄畈遺址高地西側挖掘時，發現了壹條良渚時期的南北向河溝。這讓劉斌感覺到有戲，隨後，他帶領考古隊員深入挖掘。洛陽鏟壹把鏟下去(洛陽鏟，長柄，鏟頭為半圓筒狀，打入地下再提起來時，鏟頭就能帶出壹筒土，對土壤結構、顏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別)，在4米多深的地方，鏟頭碰到了石塊，換個地方再鏟，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塊。當泥土壹層層挖去，壹大片石塊露出來，經過局部解剖發現，這壹高地是由人工堆築而成，寬60多米，深近4米。
結果考古人員發現整塊土地其實都是人工夯築而成——土質為黃土，不同於良渚壹帶灰黑色淤泥，明顯是人工從外面搬運而來。在黃土下面，鋪著壹層石塊，石塊比較圓滑，應該是從周邊現成揀來的。之後的挖掘證明，這大堆的黃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墻，稻田下的那條溝渠是護城河。
西城墻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墻、北城墻和東城墻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墻環繞著中間的莫角山遺址。
與西城墻相比，其他三面城墻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銳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墻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裏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壹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墻防水能力。
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說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墻，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墻，經驗更豐富了。
古城文明勢力曾影響半個中國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說，說明良渚古城的意義，得站在“良渚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個高度著手。已經發現的良渚遺址，從其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專家認為當時有宮殿，生活著王和貴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墻，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這裏，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壹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壹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占領這裏，還打了壹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壹直到山西南部地帶。
可以看出，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積與頤和園差不多
城墻比西安城墻寬2～4倍
本報訊浙江省考古所近日發布重大考古成果——歷經18個月，在良渚遺址區內發現壹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面積和北京頤和園差不多。根據城墻中出土的陶瓷碎片，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具體的建築年代，還有待於在進壹步考古工作後才能確定。在目前發現的代表中國早期文明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壹。
這座古城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墻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墻，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
專程趕來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壹座，稱得上“中華第壹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壹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誌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壹重大發現，將極大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壹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良渚，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是被謄為中華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清單。
河姆渡
中國南方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距寧波市區約20公裏的余姚市河姆渡鎮，面積約4萬平方米，1973年開始發掘，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壹。
河姆渡遺址發現於1973年，遺址總面積達5萬平方米，疊壓著四個文化層。經測定，最下層的年代為7000年前。通過1973年和1977年兩次科學發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類質料組成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品、裝飾工藝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遺物、幹欄式建築構件，動植物遺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時期的繁榮景象。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為研究當時的農業、建築、紡織、藝術等東方文明，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佐證，是我國建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壹，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國展覽，深深地震撼著整個世界。
河姆渡遺址是世界聞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總面積約四萬平方米，堆積厚度四米左右，上下疊壓著四個文化層，其中，第四文化層的時代，距今約七千年，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地層之壹。第三、四文化層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遺存，動物遺骸，木構建築遺跡和構件，以及數以千計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國長江下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縣的河姆渡遺址首先發現，故於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並越海東達舟山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與確立，擴大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領域，說明在長江流域同樣存在著燦爛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該文化目前唯壹經過較大規模發掘的是河姆渡遺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主持，進行了兩期發掘。1982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在浙江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發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遺存。
河姆渡遺址位於河姆渡鎮金吾廟村（原羅江鄉浪墅橋村）。它是1973年夏天當地農民建造排澇站時發現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自下而上疊壓著4個文化層，根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第四文化層距今約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層距今約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約6000－5500年，第壹文化層距今約5500－5000年。該遺址於1973年和1977年冬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合計面積2630平方米，出土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藝術品等文物6700余件，還發現豐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積的木建築遺跡、捕獵的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實及少量的墓葬等遺存。所有這些，為研究我國遠古時代的農業、建築、制陶、紡織、藝術和東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古水文的演變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河姆渡遺址第壹、二文化層的出土文物與省內湖州邱城遺址下層及嘉興市郊馬家濱遺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層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發現，而且它已擁有較為發達的耜耕農業、采用榫卯技術的幹欄式建築，在國內同時代的遺址中它的生產、生活水平處於領先地位，因此是壹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暫時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為盡快把它公諸於世，1976年4月，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壹期發掘工作座談會”（實際是壹次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陜西、廣東、福建、安徽、浙江的專家學者和余姚縣、羅江鄉的代表***60多人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壹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壹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相關市縣文管會在寧紹平原作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普查，近年來在基本建設中又陸續發現了壹些，至今***發現河姆渡文化類型遺址47處，分布於錢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和舟山群島，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計有25處，因此可以說，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鄉。
[編輯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夾炭黑陶和夾砂紅陶、紅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類腹底交錯拍印繩紋，陶器的寬邊口沿上常刻劃平行條紋、波浪、圓圈、葉形、谷穗狀等幾何圖樣，偶見白地深褐色紋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垂囊式□、支腳等。與支腳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產工具豐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數量遠超過石、木、陶質各種工具的總和，就目前所知，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所獨有。木器較精巧多樣。梯形不對稱刃石斧、拱背厚體石錛、骨耜、斜鋌骨鏃、管狀骨針、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構件及幹欄式建築的遺跡，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點。
河姆渡遺址的第4、3層和第2、1層,分別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兩期。①早期：約前5000～前4000年。陶系簡單，夾炭黑陶占絕對優勢。除磨平素面外，繩紋較多，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斂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形單把缽、大圈足豆、盆形甑、塊狀體支腳等。石器種類少，壹般磨制不精，斧、錛較厚碩，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見穿孔者。②晚期：約前4000～前3300年。夾砂紅陶、紅灰陶數量最多。前段的泥質紅陶外壁紅內壁黑，常施紅陶衣；後段的泥質紅陶表裏色澤壹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繩紋,出現鏤孔紋飾。新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還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鏤孔豆、空腹傾斜體支腳。石器多通體磨光，出現了扁平長條石錛，穿孔石斧、長方形雙孔石刀和石紡輪。
河姆渡遺址發掘發現的文物遺存具有數量巨大、種類豐富的特點，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榮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材料。如兩次發掘出土的陶片達40萬片之多，用同樣的發掘面積作比較，是其它新石器時代遺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紡織工具有紡輪、繞紗棒、分徑木、經軸、機刀、梭形器、骨針近10種，根據這些部件，可以復原當時的織機，其它的遺址就沒有這麽具體。它的文化特色主要還在稻作農業、幹欄式建築、紡織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農業：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都發現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殼、稻葉、莖桿和木屑、葦編交互混雜的堆積層，最厚處達80厘米。稻谷出土時色澤金黃、穎脈清晰、芒刺挺直，經專家鑒定屬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秈混合種，以秈稻為主（占60%以上）。伴隨稻谷壹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還留著殘木柄和捆綁的藤條。骨耜的功能類似後世的鏟，是翻土農具，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當時的稻田分布在發掘區的北面和東面，面積約6公頃，最高總產為18.1噸。
農業起源表明人類社會從單壹的攫取式經濟開始向生產式經濟發展，這壹轉變拓展了食物來源，為人類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而且起源地不會只有1個的多元觀點，從而極大地拓寬了農業起源的研究領域。河姆渡遺址人工栽培稻谷的發現說明農業不是哪個聖人發明的，而是人類自身進步的結果，從而有利人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和群眾觀念。
（2）幹欄式建築：河姆渡遺址兩次發掘範圍內發現大量幹欄式建築遺跡，特別是在第四文化層底部，分布面積最大，數量最多，遠遠望去，密密麻麻，蔚為壯觀。建築專家根據樁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層時至少有6幢建築，其中有幢建築長23米以上，進深6.4米，檐下還有1.3米寬的走廊。這種長屋裏面可能分隔成若幹小房間，供壹個大家庭住宿。清理出來的構件主要有木樁、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構件上帶有榫頭和卯口，約有幾百件，說明當時建房時垂直相交的接點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術。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是以大小木樁為基礎，其上架設大小梁，鋪上地板，做成高於地面的基座，然後立柱架梁、構建人字坡屋頂，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築，最後用葦席或樹皮做成圍護設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從地面開始，通過與樁木綁紮的辦法樹立的。這種底下架空，帶長廊的長屋建築古人稱為幹欄式建築，它適應南方地區潮濕多雨的地理環境，因此被後世所繼承，今天在我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農村還可以見到此類建築。建造龐大的幹欄式建築遠比同時期黃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築要復雜，數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專人策劃，計算後進行分類加工，建築時需要有人現場指揮，否則七高八低，彎彎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築技術說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現代人壹樣較高的智商。
（3）紡織、交通工具和髹漆技術的出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紡織工具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所罕見。數量最多的是紡輪，有300多件，質地以陶為主，還有石質和木質，形狀以扁圓形最常見，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狀。織的方面有經軸、分經木、繞紗棒、齒狀器、機刀、梭形器等，紡織專家認為這是原始踞織機的部件。縫紉用的是骨針，有90多件，最小的骨針長僅9厘米，徑大0.2厘米，針孔大0.1厘米，與今天大號鋼針差不多。從出土的葦編和器物上精致的圖案看，當時織品為經緯線數量相同的人字紋和菱紋。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槳***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後世的木槳，只是形體略小壹些。有槳壹定有船，推測河姆渡人已劃著獨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魚采菱，也可能用於氏族間交流時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單純用天然漆漆於木器表面，稍後在天然漆中摻和了紅色礦物質，使器物色彩更加鮮亮，第三文化層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發現以象牙雕刻為代表的原始藝術品：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原始藝術品可分為獨立存在的純藝術品和施刻於器表之上集實用和觀賞於壹體的裝飾藝術兩大類，而以後壹類數量居多，充分表現了河姆渡人的審美興趣和文明程度。藝術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件，該器長16厘米、寬5.9厘米、厚約1厘米，形似鳥窩。器物正中陰刻5個同心圓，外圓上部刻火焰紋，兩側各有壹只圓目利喙的鷙鳥向對而視。畫面布局嚴謹，線條虛實結合，圖畫寓意深刻，有人說它象征太陽，另有人認為是鳥在孵蛋，象征對生命、生殖的崇拜。說明該器物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原始先民已有復雜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