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精神與現實生活

《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這本小冊子是蔣星煜先生的少年之作，說是少年之作，書中自然也處處流顯少年的風發之意氣，對於中國文化中的隱士現象不無措辭激烈的地方。但書中對於“隱士”這壹傳統文化現象的梳理與議論足見下過壹番功夫，其中對史料的援引可謂涸澤而漁，歷代正史裏面有關隱士高人的傳記材料都可以在書中得以壹窺，而在議論部分卻保持著民國時代的學者的風格，寥寥數語便將立場意圖表達清楚。如序言所言“要研究中國文化的源流，及其民族國家的影響，對於中國隱士這壹種思想的存在，顯然是值得註意的”，將隱士現象置於中國文化的“源流”的角度加以探究確是必要的，因為在中國歷史上，隱士群體的生活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無疑是壹種意識形態在現實中的踐行，它們隱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基因裏“尚謙讓，性中庸，薄名利，鄙財富”的元素，這種行為的解釋不應只成為某壹家（如：老莊流派）的思想的壟斷，隱士這壹群體固然有其明顯的道家傾向，道家的第二第三階段（即老莊，按：馮友蘭語）是隱士行為理論化的哲學基礎，但是由於隱士類型的錯綜復雜，所以並非用壹種流派的思想就可以這樣簡單地加以概括的。加之隱士的出現有諸多因素——這也是書中考察的重點，因而需將隱士現象視作由其背後的諸多文化因素糅雜的壹個綜合體。隱士的文化不能將其簡單粗暴地劃分為消極的對象而加以批判，這正是個人覺得本書有所不妥的地方，在大部分的篇幅中，蔣星煜先生對於隱士的行為和其背後的思想是持否定的態度的，這跟時代背景有著密切關聯，如上所舉的序言裏頭說到要研究的還有“其對民族國家的影響”，並且還說到在今日政治民主化得時代裏，“隱士”這壹類的思想“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並且落伍的”，作為特定時代洪流中的思想成果，這裏時代的印記的確濃厚。正值新穎的西方思潮沖擊著中國之際，作為年輕的知識分子自然是不願見到如此這般有異於“出世”價值認同的隱士思想，它確實與改造中國的熱火朝天的場面是不相宜的，甚至會起妨害作用。《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開篇壹章就對“隱士”這個名稱做了壹番考鏡源流的工作，所輯“隱士”、“高士”、“處士”、“逸士”、“幽人”、“高人”、“處人”、“遺民”、“逸民”、“隱者”、“隱君子”的名稱凡十壹種，縱觀這些名稱的叫法，就字面上也能約略揣摩出隱士的特征，首先身份是有“士”之類的限定，然後壹般用來修飾這個身份的語詞都讓人生發超凡、幽深、飄渺之感，如“逸”、“幽”、“隱”等。“遺民”本是“遜朝舊人不仕新代”者的名稱，所以此處的“遺民”變成“不仕”的代名，也有“士”的意味，至少是相對於“士”來講的。高士取自《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照此看來，要襯得上隱士的稱號還不是件易事，其必定要依靠政治來加以彰顯其身份特殊，此外還需高尚的德行修養，方有被套以隱士名號的資格。所謂依靠政治彰顯身份即是說隱士們會被壹般人們只認為不進入官場的那些人，估計巷談街議都會以此為奇談。人們會以此為怪的原因大概是出於其可仕而不仕，卻選擇隱遁遠離政治，顯然是不符合人們的價值期待的。尤其值得強調的是，既然是兼有超逸的德行還有為官的能力，那隱士也同時也應該是具有卓爾的智識和才幹的人，這才符合中國傳統思想的對於“哲學王”的認識，照此邏輯，也才會以“隱士不仕”為咄咄怪事。至此，壹個有才而不用於社稷，有德而不彰顯於世的隱士形象便被勾勒出來。隱士被置於壹個獨特而珍奇的人群，這說的還在於其數量之少，中國古代的隱士“事跡言行歷歷可考者”也只是“數以千計”，五千年的歷史，記載下來的才數以千計，若可以視隱士為壹階級，那恐怕是裏面人數數最少的壹個！隱士這壹文化現象應了“物以稀為貴”的說法，在滔滔的從政洪流中他們反倒選擇遠離廟堂，居穴處野，還有在日常生活中顯出種種與此相關的怪誕行為，由此顯奇。隱士之奇特，我覺得有史書誇大之處，因而頗具有些神秘的氣質，無論是許由“濯耳”還是巢父責備其汙了牛飲之水，就已將隱士稀奇古怪的思維較之常人而有所區別了。史記就曾對此加以辨明，認為是莊子在闡明其政治觀點運用的敘述策略。所以在考究隱士的“獨”與“特”之時，既要關照其異趣的地方，更應看到他們這種行為選擇背後隱含的常態的東西。書裏對隱士成因和類型的梳理著墨頗多，也應當是了解這壹文化的關鍵密鑰，這兩個問題的考證其實可視作在壹個主線上所做的兩種角度的分析。粗略地說，主要的成因裏面也已蘊含著壹些類型的劃分，尤其在政治範疇的分析，便往往可以攬進許多同類的隱士了。我贊同蔣星煜先生的劃分，按他的書的敘述邏輯，由生活形態入手，從多個角度比如政治的、經濟生活的、社會生活的加以分析，這樣就盡量避免疏漏，也有利於將隱士的形形色色的類型之模糊性稍作回避，本身這個問題也是很難講得清，並且如果加入不同的時代背景來考慮的話，那又需要更加細致的劃分了。在隱士的成因裏頭，參照了韓兆琦的《中國古代的隱士》，幾乎都以隱士所處的時代的政治狀況和其對政治態度的選擇作為劃分標準。前面說要關照隱士異趣的地方，對政治的態度尤為重要，從政然後濟天下的道路應當視為具有隱士素質的人的壹般選擇，但是偏偏他們就不行此路，還走向對抗現時政治的道路，這種對抗是多種表現方式的，既有溫和，也有激烈的。但是蔣書裏還著重壹個主觀因素，便是個人主義和失敗主義的討論，主觀因素的探討又將作者的批判態度搬了出來，若是我們能以客觀的現實狀況為主要角度，並從中來討論此時隱士們的心態可能更為有效。壹般在現實政治中的不得意多是隱士選擇歸隱的最大客觀因素，這裏的“不得意”之說可能是主觀上自己覺得不滿，也有可能是受不到重用而覺失意者。壹般隱士不滿的是亂臣賊子當權或是異族入主中原，二者都是有骨氣有氣節的行為，如韓書裏說“他們都是在理想、信念或者道德倫理上與統治者不合，講的是壹種氣節”因而他們所做出的行為亦是莊重而嚴肅的。但這種限於某種條件“時局、安全、地位、報酬”而隱之人，在蔣星煜看來，他們在政治生活的區分中是屬於假隱士的類型。我覺得倒不必如此苛求，這裏也有我想講的隱士中常態的東西。盡管隱士身處農業社會階段，足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但是人向來是有抱團傾向的，也當是有需求的，照馬斯洛的的需要層次理論，隱士有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追求是無可厚非的，不能說泯滅了人性本真的追求，而據此苛求他們從壹開始就是為隱而隱，恰是歷史上所有復雜的現實才催生出隱士這樣的群體，他們本真的面目亦無異於常人，有物質需要，有政治追求，可他們身上也有壹種氣質，對於時代和權力的敏感性，對於人的主體性要求極為嚴格，轉而也嚴苛地觀察著世俗，是壹個冷視角。所以雜糅在隱士身上的歸隱的原因是比較深刻的，說隱士有對於官場、俗世間超常的洞察力，也是合理的，《晉書61隱逸傳》便載有孫登對嵇康的忠告“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這壹段對話足以顯出孫登深諳這為官的險惡，所以隱士歸隱的成因裏面還少不了這壹類人，便是看透塵世心無多大希望的人，朱光潛有評曰：“是老於世故者逃避世故的壹套想法”（《談修養》），這壹點誠然有蔣星煜所言的個人主義與失敗主義，理想不合於己，心遭創傷，便隱遁自尋快活，避免許多爭論的，也自覺無力加以糾正，這有其消極悲觀的壹面。但是在壹個動蕩不安極端混亂的時代，自覺人微言輕，恐怕也不能要求個個都成為革命鬥士，也不必以“革命哲學”居高臨下將隱士的生活戴上“活命哲學”的帽子。古來欣賞隱士的態度是覺得其遠離了政治，並且能提供壹種非“臣民”的價值觀念，也就是對抗主流的意識形態，藉此發掘出壹般人心中的“潛意識”，或是郁積與胸中許久的零碎的模糊的對現實的觀點，所以隱士的生活態度除了新而吸引人眼球之外同時具有使人們宣泄以達到快感的作用。小農社會裏維系人們生活價值的是國、君和相應的“小國”——家，農民們都依賴於壹個絕高的領袖來支撐起生活信念，唯有清明的政治和明君才是生活穩定的保障，所以人的主體性依附於君主，猶如中世紀的歐洲，將自己依附給了神。但隱士不是，他們恰能以另壹種姿態去反抗政治，並不惜拋棄壹種常態的生活，表現為禁欲、怪誕的行為舉止、復古的生存狀態等等，因而不知能不能說史書裏頭的隱士形象不自覺暗含壹種英雄情結？常常人們能從隱士身上關照到自己對於現狀的不滿，這種不滿既可能涉及政治也可能涉及自己的精神狀態的。隱士往往持的是節欲主義的觀點，僅從他們的衣食住行便可看出，絕大多數的隱士都是極端困苦的。《高士傳61巢父傳》載：“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之曰：巢父”。又如《南史61鄧郁傳》：“斷谷三十余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節欲本是壹要彰顯自己超逸的壹面，因為世人所難免的便是陷於物欲的痛苦掙紮之中，顯然壹旦節欲的行為得以傳世，便又能招致壹批擁躉，增強了自己的神秘性，達人之所不能。其二是節欲本身就是儒家所頌揚的精神，這於人們的精神狀態的塑造是有極大的作用的，更是對現實生活的壹種秩序規範化，以此方能減少搶奪資源而帶來的不和諧因素。所以，官書記載了這些隱士的行為，往往都不忘添上這壹筆，對於其思想宣傳極有好處，叫現世的人們從隱士身上反照到自己平時毫無節制的物欲觀，無形之中亦在教化民眾。我們不妨也可以認為隱士在經濟生活方面借以極端的行為（有時也是出於壹種無奈）來傳達自己的觀念，這種觀念是對現世的驕奢的生存狀態（尤指王公貴族）的反思和表達，因而在評價他們之時，發掘他們人生異趣裏面的真實情況也是極為重要的。魏晉以來隱士的隊伍壯大，難免也就魚龍混雜了。這時名副其實的虛偽的隱士就慢慢出現，尤其到了唐宋之時，有了“終南捷徑”的說法。此時的虛偽就可稱得上是真正的虛假了。為官而隱成了這壹批人的目的，李白也難以免俗，《新唐書61藝文誌》就載了他幾易隱居地，為的也是要引起註意罷了。這從側面反映出唐宋時期君主對隱士的重視，重拾對“遺賢於野”的信心。這批隱士的狀況是頗有淵源的，其楷模莫過於姜太公和諸葛亮了，但是對於姜太公和諸葛亮，我還是傾向於認為這二者乃是待價而沽，非明主而不依，況且也擁有真才實學，決非唐宋之交這壹批人所能比擬的。但是這班急切想進入官方行列的人從側面也可以反映出隱士身上所具有的那種出世與入世的張力，他們決非真想被棄絕於世，史書對他們詳實的記載就是壹個佐證，為何說是要逃遁，但名字卻留在時間和空間裏了，矛盾確是顯而易見的。往往可引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裏頭的壹句精妙的概括：“因為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人世壹些；因為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壹些。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壹種力的平衡。這使得中國人對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所以隱士身上的種種行為以及形形色色的類型，無不演繹著壹種矛盾，即是他們的矛盾，也是中國文化的矛盾，蔣書中有壹句話比較細微地描述了這壹情況：“不合理的典章制度，卑汙的權貴，喧囂的市塵，構成了他們對世俗的離心力，愛國愛民的天性，則是他們對世俗的向心力”。所以，在隱士的精神裏雜糅著其實都是天性，他們只不過用異於常態的方式表達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