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官場與士林互動的產物，其特征是對官職與文化的家族性壟斷。秦漢帝國的政治遺產造就了中華帝國的政治文化模板，這是中國歷史的常態，與模板相對的變態則是門閥政治。
壹 官僚政治話語
帝國體制的維系，要以壹種政治文化秩序為基礎，而魏晉江左的士族文化和玄學思潮，則把這個基礎侵蝕的銹跡斑斑。
魏晉以來，玄風漸盛，初時不乏抵制譴責清談放誕的聲音。魏明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禁廢”，打擊了夏侯玄等人，大批事功派也要求朝廷“循名責實、抑制浮華”。九品中正制造成了選官重門第、中正操銓柄，受到了時人尖銳的批評。
玄學貴無，故有《崇有論》與之針鋒相對，批判玄學家“口談虛浮，不遵禮法，屍祿耽寵，仕不事事”，五胡亂華，東晉覆滅，神州陸沈，也被歸罪於玄學清談。
士族崇尚“望白署空，是稱清尚。恪勤匪懈，終滯鄙俗”，蔑視勤於政務的人。高門華族在仕途上“平流進取”，並以為是理所應當。然而當時的詔書上依舊是求賢，雖然只是壹紙空文，但卻代表了自古以來的悠久傳統，唯才是舉，而非門第。
法術是君王用以專制集權的理論，儒家尚禮，法家主法，二者針鋒相對，魏晉以來，隨著玄學興起，二者被摒棄，於是儒術、法術聯手抵制玄學。
變態只是時間長河上的壹道大的波瀾，歷史終將歸常態。
二 官制和法制的進化
魏晉以來的官僚政治雖已萎靡扭曲，但官僚制度依舊處於緩慢的進化之中。在政治上看，漢唐間的魏晉南北朝是兩個波峰閑的波谷，但從制度上看，魏晉南北朝卻是漢唐制度的中介，或者說是階梯。
三省制的形成，是此期中央機構的重要進步，西漢末丞相權力壹分為三，變為三公制，魏晉南北朝三省制發展起來，為隋唐的三省制奠定了基礎。
東漢尚書臺權力大為上升了，但依然“文屬少府”，即在形式上從屬於九卿之壹的少府。曹魏時尚書機構正式獨立出來，晉代尚書令已具有宰相權勢，梁時尚書令官居十六班，即正二品，陳代更是高居壹品。晉代即出現九卿並入尚書省的言論，到了陳代，六部九卿就此變為了上承下接的關系。
中書省與門下省相繼而起，與尚書省***同構成隋唐三省制的前身，曹魏時尚書省發展成為國務機構之後，皇帝讓中書省接替尚書省的機要秘書之任。侍中本是皇帝是侍從，西晉時發展為門下省，有侍中四人，還有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給事中等職。侍中的職責是切問近對、拾遺補闕，還可以平尚書奏事，有時候竟可以左右皇位繼承和大臣人選。尚書省上奏和皇帝下詔都需驚經門下省的審核，簽署皇帝“敕可”的詔書草稿，先交門下省署，然後呈上皇帝再次畫“可”，才能交付有司，生效執行。到了南朝，封駁權較漢代大為制度化。
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隋唐的三省分工，中書草詔、門下審議、尚書執行，分工明確且制衡精密。
秦漢的“律令秩序”在魏晉以下就銹蝕了，然而，法制本身並沒有駐足不前。漢代的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但卻沒有明確的分化，還存在著律令不分，禮律雜糅的問題，魏晉時大為改觀，“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的性質被清晰界定。
唐朝的法律分律、令、格、式四類，“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式”。從漢代“律令科比體制”到隋唐“律令格式制度”，其是以魏晉為階梯進行的。此外，晉代法學家張斐、杜預為律作註，使法律概念大為規範化了,是法理學的重要進步。張斐的《律表》，被認為開唐代“律疏”之先河。又如劉頌,提出了律令名例若無規定則“皆勿論”的主張，這比西方學者“律無明文不為罪"的觀點,早了壹千余年。
三 選官權的中央化
中古士族政治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士族門閥的選官特權，但不能認為中古選官制度可稱道的地方只在於選官特權。
應中央集權的需要，選官權力也應當歸於中央，是為“選官中央化”。魏晉南北朝時，雖然皇權衰落，都是選官中央化卻並為停滯。
正如前幾篇所言，只有立足官場的世家才有長遠的未來，魏晉以來，士族門閥都立足於官場，以官場為大舞臺，故，雖然九品中正制造成士庶天隔，使士族壟斷上升渠道，但出於世家自身的需要，選官中央化不可避免的繼續著，擁有朝廷官爵與權勢者，方為上品的壟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