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我國放風箏活動，在對外文化交流，加強與世界各國人民友誼，發展經濟和旅遊事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此，進壹步探討風箏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探討風箏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的關系，對今後風箏的發展，將是大有稗益的。
追尋風箏的起源，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戰爭的需要，古人以鳥為形，以木為料，制成可在空中飛行的“木鳶”。據《韓非子·外儲說左》記載：“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壹日而敗”。另據《鴻書》記載：魯班也曾制作過木鳶，曰：“公輸班制木鳶以窺宋城”。魯班是魯國（今山東曲阜壹帶）人，墨子是春秋戰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創始人，也是魯國人（壹說宋國人），由此推斷，風箏鼻祖”木鳶”的發源地，應是齊魯壹帶。
木鳶產生於戰爭之中，用於戰爭之時，它隨著我國絲織業和造紙的發明，不斷演變、發展。相傳，公元前203-202年，在楚漢相爭對峙的最後階段，漢兵先包圍楚營，漢將張良借大霧迷蒙之機，從南山之隱放起絲制的大風鳶，並讓吹蕭童子臥伏其上，吹奏楚歌，同時命漢軍在四面唱起楚歌，使楚營官兵思鄉心切，不戰而散，楚王項羽也自刎於烏江邊。
至今留下張良“吹散楚王八千子弟兵”的傳說。據《誠齋雜記》載：韓信準備謀反時“約陳稀從中起，乃作紙鴦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人宮中”。《獨異誌》載：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圍臺城，簡文縛紙鳶，飛空告急，搬取救兵解圍。
在我國古代，風鳶壹直是戰爭時通訊和偵探的重要工具，並能帶上“火藥”用作戰爭進攻的武器。
唐代建立後，由於采取了緩和階級矛盾、安定社會秩序、減輕人民負擔、發展經濟生產等壹系列措施，社會很快走向安定和繁榮，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經濟全面發展的時期。社會的安定、文化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中國傳統節日的盛行。而節日的盛行促進了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的發展，作為壹直被用於軍事上的紙鳶，隨著傳統節日清明的興起，用途上有了新的轉折，開始向民間娛樂型轉化。從唐代起，我國將寒食和清明兩個節日合二為壹。由於這個節日“既有祭掃新墳生死離別的悲酸淚，又有踏青遊玩的歡笑聲，是壹個富有特色的節日”，所以，深受歷代帝王和勞動人民的重視。《癸辛雜識》載，清明節時，大學也要放假三日，武學壹日。顧非熊在《長安清明言懷》詩中，曾記載了唐玄宗姿遊踏青的情景，詩雲／明時帝裏遇清明，還逐遊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茸自囀，萬家車馬雨初晴”。在唐代清明時節，朝野盛行禁火、掃墓、踏青、蕩秋千、蹴鞠、打馬球，插柳條等風俗。兒童放紙鳶始在民間流行，唐代詩人唐采在《紙鳶賦》中記載：：“代有遊童，樂事末工。飾素紙以成鳥，象飛鳶之戾空；翻兮將度振沙之鷺，杳兮空光漸陸之鴻，抑之則有限，縱之則無窮，動息乎絲綸之際，行藏乎掌揮之中……。”
此時紙鳶的制作技藝、放飛效果，已有較高的水平，人們“以紙為風鳶”，可放到“高百余丈”的天空中去（見《唐書》）。談到唐時期風箏，有必要提及壹下有關唐代詩人所寫的風箏詩）近幾年來，某些文章以唐代詩人李商隱在《燕臺》中的予西樓壹夜風箏急”和高驕“夜靜弦聲響碧空，官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方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的風箏詩句，引證為描寫唐代玩具風箏的詩，以此說明唐代玩具風箏的發展狀況。
其實這是壹種誤解。以上唐詩中所指的風箏，實為懸掛在屋檐下的“鐵馬”（也作檐馬），因用金屬片制成，風起而作聲，故名“鳳箏”（見宅《辭海》“風箏”詞條）。據《詢芻錄》記載，中國玩具風箏的名稱源於五代時期，毫州刺史李鄴，在紙鳶上裝制竹哨，風人竹哨，聲如箏鳴，紙鳶由此而得名風箏，因此，將鐵馬混同於唐代的玩具風箏顯然是不對的。
宋代是我國風箏的發展階段。之所以成為發展階段，有兩個主要原因，壹是宋代城市文化經濟的繁榮和民間手工業的興起，二是宋代提倡傳統的節日風俗，這就為風箏的發展和進入節日的娛樂活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據《東京夢華錄》載）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諸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至天明不絕。”現存的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東京療梁清明時節繁榮熱鬧的景象。繁盛的城市文化經濟不僅適應了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為風箏在城市和民間。的普及打下基礎，因此在北宋放風箏已是民間常見的娛樂活動，並有壹些學者對民間風箏開始進行研究。宋代元豐人高承在《事物紀源》中就曾對民間風箏的歷史淵源、名稱等作了專門的考證。這壹時期，民間放風箏還被畫家用作進行創作的壹種題材。北宋初期畫家郭忠恕就是其中的壹例。據濰縣真武詞中蘇東坡文記載：“郭忠恕，洛陽人，善書畫，尤善山水。因與監察禦史爭朝堂，被貶乾州司戶……有富家於喜畫，日給美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鴦，引線數丈滿之……，。蘇拭不僅記述了郭忠恕剛正不阿的性格，而且將其善於以風箏為題材進行創作的事跡，如實地記錄下來，這為研究宋代畫家如何將風箏作為創作題材提供了寶貴材料。北宋宰相寇準也曾作《紙鳶》詩：“碧落秋方靜，騰空力尚微，清風如可托，終***白雲飛。”由此可見，北宋時期民間放風箏已是壹項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動，也是文人墨士藝術創作中的壹種題材。
及至南宋時期，其“制度禮文，猶足仿佛以東京之盛”。封建帝王“不思恢復中原，整日花天酒地，沈酣於湖山之樂”，宮廷提倡奢靡的節日風俗，臨安豪紳相互鬥富，致使清明等傳統節日更加盛行，放風箏成為宮廷和民間壹種不可缺少的活動。
據《揮塵後錄》記載，北宋皇帝宋徽宗，“即位之初”曾在“罷朝余暇”放紙鴦為戲。南宋宮廷畫院待詔蘇漢臣所畫《百子圖》生動地描繪了甫宋時放風箏的場面。宋人周密在《武林舊事》中雲：“橋上少年郎竟放紙鴦，以相勾引，相牽剪截，以線絕者為負。”生動地記載了清明時節兒童放紙鴦的情景。同時還記道：放風箏“此雖小技，亦有專門。”所以周密所著《武林；日事》把臨安經營“風箏”者，放在“小經濟”專欄之巴把放風箏與“書會”、“演更叮嚇昌京詞”、“教走獸”“使棒”、“裝秀才”等55種雜技放在壹起，並記載了當時著名的風箏藝人“周三、呂扁頭”；這兩位風箏藝人還被列為甫宋都城臨安的514名“諸色技藝人”之中；由此可見，南宋時期的風箏，不但作為商品出售，而且風箏藝人能在“瓦子”那樣較大的群眾娛樂場所中競爭生存，充分說明當時的風箏在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中占有相當的地位。眾所周知，元代是我國戲劇藝術的興盛時期，特別是元雜劇等藝術的發展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作為我國民間藝術的風箏，在元代史料中卻十分罕見，有關元代民間放風箏的傳說也很少聽到，這是自唐代以來我國風箏發展史上少有的特殊現象。’但我們只要對當時的社會情況稍加剖析，便可得知元代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
元代的統壹，結束了三百年甫北政權並立的局面。疆域的擴大，壹度溝通了我國與西方文化的交流。我國的羅盤、火藥、印刷術等，此時傳入西方。而西方的天文學、醫學、算學等也陸續傳入我國，促進了元代上層文化的發展。但元代初期不設科舉制度，這壹“社會的變化，使文人也發生了分化，壹些子淪落無望的文人墨士，原可‘貨與帝王家’的滿腹才學連同滿腹不平之氣，都只能貨與伎樂之伍了”（《中國戲劇學史稿》）。“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壹寓之乎聲歌之未，以舒其佛郁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明胡侍《真珠船”元曲》）。元代統治者失去了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能力，因而，文人墨士投入元代文壇之中，發揮了他們的才能，出現壹批以關漢卿為代表的戲劇家、藝術家，寫下了大量反映元代權豪勢要橫行霸道和揭露官府貪暴腐朽的作品，形成了我國戲劇藝術的輝煌時代。但由於無代統治者的窮奢極侈和官吏的貪暴，國內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統治者為維護其封建統治，對廣大人民實行前所未有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建立“裏甲制度”監視人民行動，為防止人民起來反抗，施行了不準民間私藏鐵器、十家合用壹把菜刀的規定，這不僅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悲慘的境地，而且，也使風箏這種民間手工藝品的生產失去了基本的生產工具。試想，十家才準用壹把菜刀，何從談起劈竹子、紮風箏呢？何況在生活極端貧苦的情況下，人們也沒有心思去放風箏搞娛樂活動。因此，我認為這是元代為什麽會出現民間風箏傳說少、文獻資料少的這種特殊現象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以前，我國民間放風箏的習俗，主要流傳在南方廣大地區。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定都北京以後，中國文化經濟的中心逐漸北移，南方的風尚習俗也不斷流傳到北方，但由於明太祖執政後，采取節儉傳統節日的開支等措施，所以明代初期清明等節日的娛樂活動有所衰減。另外，明代帝王吸取漢代出現的韓信與陳稀用風箏測量未央宮、準備謀反的教訓，下令禁止在京都放紙鳶，因此，這壹時期在我國北方地區清明節放風箏風俗，也受到壹定影響。這通過明初的壹些誌書和野史可以得到證實。《帝京景物略》為明初劉侗。於奕偵所著，它是壹部詳細記載京都節令風俗、名勝古跡的專著，其中對京都人們清明節掃墓踏青和娛樂活動記述尤為詳細。如：“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哀往而樂回也。是日替柳，遊高梁橋，曰踏青。”“有扒竿、筋鬥、筒子、馬彈解數、煙火水嘻”等，但唯獨沒有放風箏的內容，並記載曰：“燕；日有風鴦戲，現已禁。”而同時期在我國南方，放風箏卻是清明節的壹項不可缺少的內容。明代著名畫家仇英所摹《清明上河圖》就把東京汴梁兒童引線放風箏的內容收在其中，從畫中風箏的造型上可以看出風箏藝人們已從單純的鳥類造型向各種類型發展。另外，從明代著名詩書畫家徐渭在浙江所作大量風箏題畫詩分析，當時在南方民間放風箏為兒童所喜聞樂見，也是畫家、詩人常見的創作題材。徐渭多才多藝，是壹位風箏愛好者，他壹生寫了十多首關於風箏內容的題畫詩，如“我亦曾經放鷂嘻，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閑看兒童斷線時”和“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鴦。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的詩句，充分說明了這壹問題。明代中葉，清明節放風箏之風俗，在我國北方再度興起。
據明《水平（今河北盧龍）府誌》記載，清明時節“家家樹秋千為戲，閨人撾子兒賭勝負，童子團紙為風鳶引繩而放之。”清初潘榮陛所著記述北京歲時風物的專著《帝京歲時記勝》中也詳細記載了清明時節蕩秋千、放風箏的情景。清初著名戲曲家李漁，還以“書生韓世勛題詩於風箏上，放飛中風箏落在詹家，詹淑娟和詩其上，因而結合”的故事，編寫了戲曲作品《風箏誤》傳奇。在清代，清明時節蕩秋千、放風箏之戲在我國普遍興起。“上自內苑，下至士庶，在清明節期間，俱立秋千架媳戲為樂，童子郊外放紙鳶”（見《中國古代節日風俗》），放風箏成
為清明節壹項群眾性的娛樂活動。
節日風俗中的娛樂活動，是社會生活的明鏡，它能反映出國家民族、地區在壹定歷史時期的經濟文化狀況和生活習俗。清代乾、嘉年間，由於當時國內政局壹度比較穩定，農業生產與城市文化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封建統治者為顯示“太平盛世”提倡節日活動，因而出現了我國風箏發展的繁榮時期，每至清明時節，人們在春回大地。草木皆綠的大好時光，興致勃勃結伴去郊外踏青遊玩放風箏。據《揚州畫舫錄》載：揚州人“於清明時放紙鳶……漫以成俗”。特別是在文化經濟發達的京津地區和以手工業著稱的山東濰坊地區尤為突出，從清乾隆年間起，所修許多地方誌和地方文獻中都記載了清明時節放風箏的情景。乾隆十八年春，濰縣知縣鄭板橋被罷官後，在題畫詩中寫下了“閑逐兒童放紙鳶，，的詩句。《臨朐縣誌》載：“舊誌載寒食增墓土……時芳草鮮美，兒童放紙鳶於村外，春花絢爛，婦女戲秋千於杏院，小姊妹或三三五五踏青陌上，尋芳水濱，桃紅柳綠，日麗風和，壹年節令此為最佳時也。”清道光《平度州誌》載：“清明祭墓行負土禮，童子放紙鴦，女子作秋千戲。”
民間放風箏習俗的普及，不僅豐富了人們的文化娛樂生活，同時，在這項活動的實踐中，勤勞智慧的勞動人民把放風箏作為壹項鍛煉身體“去病免災”增強體質的活動來看待。
《濰縣歲時記》把春天放風箏稱為“放郁”，是圖個“吉利”。在民間延續著壹個風俗，清明節這壹·大有的人把板子風箏放得高而遠，然後有意將風箏線割斷，讓風箏隨風飄去，意思是把壹年來積下的“郁悶之氣”徹底放了出去，可在壹年中不生病。
在其他地區，人們也把春天放風箏歸納了很多好處。李石在《續博物誌》中記載“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泄內熱”。富察敦崇撰《燕京歲時記》說，放風箏還能鍛煉人的眼睛，增強視力——“兒童放之（風箏）空中，最能清目”。這些記載充分證明，人們很早就把放風箏作為壹項體育運動來對待。
通過在田野郊外放風箏吸收了新鮮空氣，鍛煉了身體，陶冶了情操，增強了體質，達到了身體健康、精神愉快的目的。因此，放風箏成為人們不可缺少的娛樂和體育活動，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不論在宮廷還是在民間，清明節放風箏的風俗更加廣泛普及，放風箏的內容也被編入小說作品之中，壹些有識之士，開始了對風箏這壹民間藝術的研究和探索，如我國著名文學巨匠曹雪芹，不僅把放風箏寫進了古典名著《紅樓夢》的故事情節中去，開創了放風箏內容進入小說創作的先河，而且這位藝術大師還對我國的風箏歷史、名稱演變、風箏種類、紮制工藝等等作了大量的考證、研究，於清乾隆年問，寫出了我國第壹部關於風箏藝術的專著《甫鷂北鴦考工誌》，為我國風箏藝術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貢獻。此後，在宮廷和民間，風箏制作放飛進入了壹個新的時期。清道光時，濰縣金石學家詩人郭鱗在所著《濰縣竹枝詞》中寫道：“壹百四日小寒食，冶遊爭上白浪河，紙鴦兒子秋千女，亂比新來春燕多”，詳細地記載了濰縣民間在春暖花開的清明時節到郊外踏青和在白浪河沙灘放風箏、蕩秋千的情景。
清末，是我國傳統風箏在內容、題材有較大發展的時期。北京壹帶，宮廷與民間的風箏發展迅速，不僅制作精良，而且品種增多，出現了造型新穎的字風箏，使風箏有了新的形式和內容，、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民觀看放風箏。《北京竹枝詞》真實生動地描述這壹情景：“新鴦放出萬人看，千丈麻繩系竹竿。天下太平新樣巧，壹行飛向碧雲端。”這壹新內容、新形式的出現，為我國風箏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此時，各地相繼出現了像仙鶴童子、雷震子、群雁、杏花天等各種不同形式和內容的風箏。濰縣風箏藝人根據我國“尊龍”傳統，吸收了當地木版年畫、刺繡等民間藝術中有關龍的形象，對傳統蜈蚣風箏加以出新，將蜈蚣頭改裝成龍頭，紮制出了“龍頭蜈蚣風箏”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人們巧妙的把龍的形象運用致串式風箏上，這壹大膽的創造，充分證明了我國民間藝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由於“龍頭蜈蚣”從形式到內容，符合廣大群眾的文化心理和審美觀點，加之其精湛的紮制工藝、別具特色的繪畫藝術和最佳的放飛效果，被稱為濰坊傳統風箏壹絕，受到中外風箏愛好者的好評，是濰坊傳統風箏的代表作品之壹。
“隨著民間放風箏的普及和發展，宮廷中把放風箏當作壹項娛樂來對待，各地官吏把民間湧現出來的富有。“吉祥如意”內容而制作精巧的風箏，作為進貢禮品，並把紮制、繪畫的能工巧匠選送到京都，為宮廷紮制風箏。如濰縣民間畫家於幀培進京後被慈禧太後賞為“八品畫士”，北京風箏哈（國梁）、風箏金（福忠）以及天津的風箏魏（元泰）都曾為宮廷制作過風箏。宮廷風箏的制作，不同於民間風箏，它不計工本，不惜代價，因而選料、制作、繪畫等各道工序，都極為講究；甚至連放風箏用的拐子都雕刻得非常精致美觀，所制作的風箏富麗堂皇，花樣百出，姿態各異，是壹種高雅精致的藝術珍品。同時,各地世代制作風箏的藝人雲集京城，為北京的風箏發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藝人們除為宮廷制作風箏外，還在京城開設風箏鋪，每年清明節前後，紮制風箏出售，北京琉璃廠形成了較大的風箏市場，清明節期間，風箏成為京城人們不可缺少的娛樂品。各種風箏大量上市，風箏制品在商品的交易中，給當地和外地風箏藝人提供了相互學習、互相借鑒的機會，藝人們根據北京人風俗習慣、審美情趣和官廷的特殊環境，經過長時期的創造演變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曹雪芹、金福忠、哈國梁為代表的北京宮廷風箏流派。
進入十九世紀，我國商業城市的興起、手工業的發展給風箏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天津、濰縣、濟南、青島、南通以及江蘇、廣東、河北、安徽等壹些地區。由於民間放風箏的普及發展，先後出現大小不同的風箏專賣市場，風箏作為壹種民間工藝品暢銷於市，尤其是在素有“三千砸銅匠，九千繡花女”之稱的手工業縣城濰縣更為突出。由於膠濟鐵路的貫通和受外來資本主義經濟的刺激，民間手工業發展迅速，濰縣風箏制品同刺繡、嵌銀、仿古銅、鑄銅印、藍印花布、木版年畫等壹樣，成為暢銷貨。因而，城鄉專業風箏鋪增多，出現了以唐家風箏鋪為代表的十多家專業風箏鋪。壹些從事畫神軸的民間畫家、嵌銀工匠，借助自己有利的條件，紛紛開設風箏鋪或制作放風箏的用具。如著名畫家王福齋開設的王家風箏鋪，紮制各種風箏銷售於市，成為搶手貨。所制“雷震子”、“仙鶴童子”等風箏，名噪壹時，成為優秀傳統風箏。嵌銀名手、雕刻藝人陳子和等用雕刻、嵌銀工藝制作各種不同型號的高檔風箏拐子，其中用象牙鑲嵌的風箏拐子被視為珍貴的藝術品。濰縣南胡家村還專門生產放風箏所用各種型號的風箏線。楊家埠年畫藝人，把半印半畫工藝運用到風箏制作上，將印好的風箏畫紙，貼糊到綁好的風箏骨架上，從而使楊家埠的板子風箏成本下降。產量大增，成為清明節期間物美價廉的娛樂品。風箏大量湧入市場，在古老的濰縣白浪河沙灘，形成了很大的風箏專賣市場。各類民間風箏琳瑯滿目，其內容豐富，色彩鮮艷，富有鄉土氣息，以紮、糊、放俱佳著稱於世，吸引了大批外地風箏客商）近代詩人裴星川在其竹枝詞中寫道：“風箏市在東城墻,購選遊人來去忙，花樣翻新招主顧，雙雙蝴蝶鳶成行”，記錄了當時風箏市場的盛況，濰縣風箏不僅銷往煙臺、青島、淄博、”濟南等全省各地，而且大批銷往江蘇、福建、安徽、河南、河北等地。
這壹時期，在我國開埠較早的商業城市天津，由於交通方便、文化經濟繁榮、手工業十分發達，其民間風箏制作精良、形象逼真（色彩獨特。風箏藝人”〕借助於天津手工業發達的有利條件，對其民間風箏制作工藝進行了革新。為解決風箏銷售中和放飛時攜帶困難的問題，藝人”俯風箏制作工藝實行總體設計、分解制作、以竹為樣用箍連接的方法，使數丈長的風箏也可拆卸，折疊成很小的體積，裝人紙袋或紙盒之中，把雖間風箏制作技藝與工藝美術巧妙的結合在壹起，為我國民間鳳箏制作技藝向高層次發展開辟了道路。藝人們在長期的風箏制作實踐中，匠心獨運，還創出了“活眼鷹”、“鑼鼓燕”等獨具特色的風箏，被稱為天津風箏壹絕。
辛亥革命，推翻了數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中國民間風箏的發展出現了壹個大的飛躍，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
壹是清明節前後放風箏的風俗在全國包括臺北地區在內的廣大地區普遍興起。民國年間，各地所修的地方誌中，大量記載了這些活動。其風箏內容豐富，品種增多，新式樣風箏不斷出現，甚至在我國北方壹些交通不便的山區，人們也利用本地自然條件，就地取材，出現了用“葦子”、“挺幹”等材料紮制的山區風箏。
二是專業制作風箏的人員增多。風箏制作在濰縣、高密、天津、北京、吉林等地，成為壹種家庭副業，各地大批國畫家參入紮畫風箏，使民間風箏的紮制。繪畫技藝大大提高，形成了工筆重彩的文人畫風和民間藝人為代表的民間畫風同時並存的局面。壹些風箏藝人和國畫家所紮繪的高檔風箏，引起人們極大興趣，風箏制品開始登上藝術殿堂，不僅是放飛的娛樂品，而且成為壹種掛在墻壁上的藝術欣賞品。
三是中國民間風箏和其他民間藝術品壹起，開始走向世界民間美術之林。中國風箏作品於1915年2月20日第壹次參加了為慶祝巴拿馬運河鑿成而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
北京風箏藝人哈長英、天津風箏藝人魏元泰所制作的風箏，分別獲金牌獎和銀牌獎，與我國參展的翡翠、象牙、白玉制品、雕漆、琺瑯、嵌銀、瓷器、地毯、顧繡等各類民間藝術品和土特產品壹樣，為我國爭得了榮譽。我國參展品種之多僅次於美國四十州之總和，並得到大量獎杯、獎牌，這使得我國古老文明的藝術品，廣泛地傳揚於世界。此後，民間風箏比賽，在我國各地不斷出現。二十年代濰縣商會舉行的風箏比賽和青島、安慶、臺北等地舉辦的風箏比賽，都曾對風箏的發展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四、是各地風箏在比賽交流中，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在***同提高基礎上，吸收了民間年畫、刺繡、玩具、雕刻以及戲曲故事等民間藝術的營養，註入到風箏制作中去，使風箏的制作工藝、內容題材都有較大的發展。至三十年代，隨著我國傳統文化風俗的發展，中國風箏初步形成了以串式風箏、桶式風箏、硬翅風箏、軟翅風箏、板子風箏等為主體的風箏系列品，人物、鳥獸、魚蟲等均成為風箏制作的題材，這壹時期是中國風箏興盛發展時期。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前，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反動派的壓迫，我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生活艱難困苦，這壹時期、民間放風箏處於低潮階段。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積極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行列。值得壹提的是風箏藝人也參加這壹鬥爭，他們為了抵制外國侵略者，紮制了“抵羊”、“射日”等風箏，以此來號召人們起來同帝國主義作鬥爭。
中華人民***和國的成立，開辟了我國歷史的新紀元。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開始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國當代風箏，在四十年的發展進程中，先後經歷了恢復發展、嚴重挫折、空前繁榮三個階段。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濰坊國際風箏會的召開和連續三屆的全國風箏邀請賽的舉辦以及各省市風箏協會的建立，，“世界風箏都”的出現，國家體委又把放風箏活動列為體育比賽項目，使民間風箏進壹步得到普及發展，放風箏成為全國人民文化體育的重大活動，風箏制作，放飛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壯觀景象，風箏向多功能、高層次發展，形成了我國歷史上鼎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