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很明顯，孔夫子只是以工匠做事的例子來比喻，說要想管理好國家，就必須先團結統治階層中的賢明仁義分子，形成中堅力量，這個中堅力量就好比工匠幹活以前打磨好的利器壹樣。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孔子是在借喻的過程中，壹方面外向延伸了工具的涵義，另壹方面又沒有深入發掘工具的本質意義。換壹種通俗的說法，孔子的意思是無論幹什麽都離不開相應的不同工具，而不同的工具之間譬如生產工具和政治工具之間又是沒有什麽實質性關系的，也就是說，生產工具對政治工具沒有什麽影響，當然也不會對社會發展有什麽作用。
可見在孔子的思想上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工具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因而孔子在延伸工具觀念的同時又在遠離工具的本質，這就是我認為《論語》失“器”的原因。
在兩千多年前中華民族第壹次系統總結思想文化時候，作為壹家之言，發生《論語》失器的現象當然是不足為奇的，大約同時代的墨子和後來的荀子就對工具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作了深刻的闡述，如荀子說：“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裏；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孔子身後，隨著《論語》逐漸升為中華文化正統經典之首，中華民族的思想發展也就更加與“器”漸行漸遠了，以致於唐代以後的中國人遇到問題不是去探究其背後的工具，而總是喜歡在人身上做文章（修訂禮法制度或者叫什麽“制度創新”），從精神上找原因（德化教育和文化革命壹類），於是，壹方面鍥而不舍地培養“氣質”，而另壹方面則毫不吝嗇地丟棄“器質”，最終導致我們民族的思想幾乎完全無“器”可言了。
最令人扼腕痛惜的事情就是，我們民族古代的四大發明沒有能夠使我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成長起來，卻“召喚”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並推動其迅速發展起來，近代以來在西方以蒸汽機為基礎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取代了手工生產方式，社會面貌為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致於我們民族至今仍然處於西方的陰影之下。
我們只要稍微反思壹下就不難明白，蒸汽機的活塞推進原理實際上是由風箱原理反推而來的，而我國古代發明風箱的時間比西方民族要早壹百多年，而且燃燒熱氣推進原理（起花和火箭）也是我國首先發明發現的，我們祖先的金屬冶煉和加工技術以及各種工藝曾經壹直是遠遠領先的，如果不是因為忘記了“先利其器”和《論語》中的另壹句“百工居斯（作坊店鋪），以成其事”的教導，害怕標新立異，把人們分隔、封閉在四合院裏面，不敢變革和創造新的工具，視發展機器為“奇技淫巧”，采取了固步自封的精神束縛，那就理應先於歐洲創造出蒸汽機和內燃機來，自然也能夠率先形成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與此相應的，城市化也早就完成了，那麽，“安得廣廈千萬間”可能就已經成為壹種歷史上的嘆息了。
然而，我們民族思想上“失器”的影響之深遠，至今仍然遠沒有消失，只要看壹看我們的大學裏，哲學教科書上講的雖然是物質決定精神和客觀決定主觀，但是卻不敢否定人的決定性作用，而種種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則明確主張人有精神思想因而是決定性的因素；哲學教科書上雖然也在講壹分為二的辯證法，卻與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壹樣，幾乎沒有對工具進行過壹分為二的分析，就不難明白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精英們）的思想狀態在現代世界甚至近代世界面前還是如何的幼稚了。
正是由於辯證唯物主義遲遲不能真正貫徹到政治經濟學中，使我國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無論是斷章取義地引述馬克思的著作、還是貌似崇敬地披上所謂西方主流學說的衣缽，都掩飾不住濃厚的小生產習慣和傳統士大夫習氣，因而遲遲不能成為令人信服的現代化指導理論。所以當知識精英們煞有介事地討論現代化特別是什麽與國際接軌的時候，實際上不過是隔靴撓癢，霧裏看花，甚至往往是格格不入的。用壹位文人李銳先生的話說，那些侈談告別二十世紀的人根本不知道我們和發達國家告別的並不是同壹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