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的多樣性。人類嘗試借助技術來支配自然和改變傳統的過程中,各種風險形態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致使現代風險的表現形式不斷趨於多樣化,涉及環境、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技術等眾多領域。根據WEF的最新評估,環境將是未來全球風險格局中的核心,其中極端氣象發生的可能性最高,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和擴散被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風險。
風險的關聯性。風險社會中的風險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甚至彼此疊加的。局部地區某種風險的“蝴蝶效應”可能在全球引發巨大的連鎖反應,觸發其他領域的風險。WEF的調查表明,結構性高失業率或就業不足與激烈的社會動蕩之間關聯最為緊密,而未來10年金融風險、氣候變化、難民危機、敘利亞內戰、科技創新等因素則可能增加國家間沖突,從而加劇地緣政治風險。
風險的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性。2016年被稱為“黑天鵝”之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意大利公投失敗等事件讓世界大跌眼鏡、猝不及防。人們驚奇地發現,根據以往的知識或經驗所進行的分析預測似乎正在失效。2017國際政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特朗普將如何執政,歐洲多國大選何去何從,針對ISIS的反恐戰爭能否勝利,朝核問題是否會繼續發酵?過去壹年也是數據盜竊、網絡攻擊和黑客活動頻發的壹年,而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中潛在的負面影響目前尚無法確定,不過WEF的專家估計它們可能是擴大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風險的首要因素。
風險的階級性。風險社會中的所有成員,無論貧富都會受到風險的影響。這似乎營造了壹種“風險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貝克犀利地指出,風險分配像財富壹樣是依附在階級之上的,只不過是以顛倒的方式“財富在上層集聚,而風險在下層集聚”。相對於窮人面對風險的無助,富人的損失往往小得多,甚至還可能從風險中獲益。可見,風險並沒有消解階級,反而加重了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此次美國大選呈現出的社會撕裂正是這壹特征的體現。
風險的全球性。相互依賴和全球化使得風險可以超越國界交叉蔓延。在當下的信息時代,互聯網、智能手機等新媒體的廣泛應用確保風險壹旦產生,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擴散,並在傳播過程中被不斷放大。因此,風險社會就意味著全球風險,其主要效應就是創造了壹個“***同世界”或“想象的風險***同體”。但與此同時,風險也呈現出了“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趨勢。全球風險迫使各國政府依賴民族國家的力量來規避風險,傾向於僅對本國選民和國內市場負責,推卸國際責任,甚至放棄不利於自己的國際機制。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念及退出TPP的決定就可以看作這壹趨勢的突出反映。